1924年7月，童第周在哥哥的支持下，考入复旦大学，在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以后，他更加勤奋学习，临近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生物系的高材生了。
留学经历
1930年童第周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远度重洋，来到北欧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欧洲著名生物学者勃朗歇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
当时，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人太笨。”
听到这些，童第周再也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对那个洋人说：“这样吧，我们来比一比，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代表我的国家，看谁先取得博士学位。”
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4年之后，通过答辩，比利时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童第周博士学位。在荣获学位的大会上，童第周激动地说：“我是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笨，我获得了贵国的博士学位，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人决不比别国人笨。”
学术研究
在抗战期间的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放弃他热爱的研究工作，并在经典胚胎学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很大突破，引起国际瞩目。
童第周与他的合作者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他们在两栖类胚胎发育的研究中，发现纤毛运动方向的决定时间在原肠期和神经板初期，证明外胚层纤毛运动的方向决定于中胚层和内胚层，而且这种感应能力在个体发育中是沿着胚胎的前后轴从头到尾逐渐减弱的，表明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
他们还证明这种感应能力是由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引起的，这种化学物质通过细胞间的渗透作用，诱导了胚胎纤毛的运动方向。就连国际学术界也公认童第周是脊椎动物实验胚胎学的世界权威！
成为中国的“克隆之父”
1950年，经童第周提议，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这一年，他48岁。1934年从比利时回国已经整整16年了，最好的年华都在战乱动荡的时代里过去，年近半百，童第周终于有了一间安宁的实验室。
他在1930~1960年期间，利用青岛文昌鱼、海鞘和鱼类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胚胎学研究。他系统地研究了在生物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脊椎动物文昌鱼卵子发育的规律，精确地绘制了器官预定形成物质的分布图，证明了文昌鱼分裂球具有一定的调整能力等，为进一步确定文昌鱼在分类学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证据。
这些研究成果至今是科学文献中的精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童第周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克隆之父”。
1948年，童第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1930年生于北平（今北京），江西省德安县人，现在居住在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梦，诞生于儿时那片美丽的园艺场
大约6岁时，袁隆平参加一次郊游，老师带着他们来到武汉郊区，参观了一个私人园艺场。虽然那里规模不大，但那些红红的桃子、果实累累的葡萄、漂亮的花花草草对小孩子有很大的吸引力，给幼年的袁隆平的印象极为深刻。刚好他那时才看过一部电影《摩登世界》，里面的花园郁郁葱葱，到处是芬芳的花草和一串串鲜艳的果实。他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美了！当时，他就想：“将来我一定要去学农。”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袁隆平，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毅然从四川重庆来到了偏僻的湘西雪峰山旁的安江农校任教。
志，诞生于那个饥饿的年代
袁隆平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他出生在北京，从小家境还可以，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却一直读书受教育，前后辗转到了北京、重庆、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母亲启蒙了他的英语，后来又上过教会学校，因此会说一口地道的英语。
不久，一场罕见的饥荒席卷神州大地。袁隆平亲眼见到有人饿倒在路边、田坎上，很多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袁隆平为这沉痛的现实深深感到不安。从那一刻开始，他将“所有人不再挨饿”奉为终生的追求。人类到底能否战胜饥饿？袁隆平思索再三，认为还是要靠科技进步。
为了实现“所有人不再挨饿”的梦想，袁隆平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头扎进了杂交水稻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现实中落后、贫困的农村能变得如儿时园艺场那般富饶而美丽。为此，他所经历的困苦与磨难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努力着。
杂交水稻之父
如今，袁隆平以自己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在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了非凡的奇迹——最早将杂种优势广泛应用于水稻生产。目前在中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着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年收获的稻谷60％源自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
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的眼界很小，他只在一粒小小的稻种上倾注了所有的精力；袁隆平的贡献很大，他让这粒稻种解决了13亿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现在，这位品牌价值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正把心血投注到“超级杂交稻”的研制上。据说，它不是比一般品种的杂交稻增产25公斤、50公斤，它将可能增产150公斤、200公斤、250公斤。
惠及全球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获得成功之后，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并且开始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
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
杂交水稻逐步推向世界，美国、日本、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100多个国家纷纷引进杂交水稻。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郑作新——发现峨眉白鹇
郑作新，从事鸟类学研究60多年，撰写专业书籍30多部，研究论文140多篇。研究成果曾先后7次获得国家和科学院的重大科技成果奖。
郑作新，中国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6年11月18日生于福建福州。1926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27年和1930年分别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历任福建协和大学系主任兼教务长、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动物学会、中国鸟类学会理事长、国际雉类协会会长等职。他对中国鸟类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曾发现中国鸟类16个新亚种，撰写了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
发现峨眉白鹇
1960年春天，郑作新登上了四川省的峨眉山。峨眉山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里山峦迭秀，林木茂盛，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这里的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吸引了不少专家来考察。郑作新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郑作新在考察中，来到一位老乡的小茅屋休息。在茅屋的一个角落里，郑作新发现了一只美丽的鸟。他仔细一看，不由得怔住了：原来，这是一只少见的雄性白鹇！它的头顶仿佛戴着一顶华贵的帽子，红红的冠子后面，披着几绺蓝黑色的羽毛，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腹部的羽毛是蓝黑色的，跟背部和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棵长长的白色尾羽，使它的身体显得修长而又俊美。
郑作新知道，白鹇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共有13个亚种，都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岛以及东南亚的柬埔寨、越南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高山竹林里，峨眉山从来没有发现过。于是他感到奇怪：这只白鹇是从哪里来的呢？该不会是游客从外地带来“放生”的吧？
郑作新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峨眉山的白鹇和生长在南方各省的白鹇并不相同，它是一个新的亚种，并把它命名为“峨眉白鹇”。这样，白鹇一共有14个亚种了。
郑作新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和有关的同志联名投登《动物学报》。论文发表后，郑作新还把它寄给了民主德国的著名鸟类学家施特斯曼教授。国际学术界确认了这个发现。
寻找家鸡的祖先
1961年，郑作新带领几位年轻的鸟类学工作者，又一次奔赴云南南部一带，寻找家鸡的祖先——生活在野外的原鸡。
在我国，家鸡饲养有很悠久的历史。可是，中国家鸡的祖先是怎样被驯化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有关书籍中，都一致地写道，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入的。
这种说法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说，“鸡是原产印度的动物，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了东方中国。”由于达尔文的巨大威望，100多年以来，大家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就连我国的农业教科书也这样介绍。
然而，勤于思考的郑作新却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他想，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能驯化中国的原鸡，非要远由印度引进呢？他很想把这个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
郑作新一头扎进了科学院图书馆的古书堆里。在1609年印行的书中，比较著名的只有《三才图会》。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鸡有蜀鲁荆越数种。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
很显然，这段文字就是达尔文提出论断的根据。可是，郑作新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指的印度，而是指位于中国西部的“蜀、荆等地”（即今四川、湖北一带）。于是，一个大胆的、崭新的推断在他心中产生了：中国的家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原鸡驯化的；由于达尔文的疏忽，造成了一个人云亦云、流传百年的错误！
郑作新和助手们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努力，一天，他们在一个山寨旁的河谷里，发现了16只正在觅食的原鸡。它们的觅食习性和家鸡很相像，到了夜晚，有几只胆大的，还跑入村舍，和村民饲养的家鸡玩耍、交配呢！郑作新经过几天连续的隐蔽观察，最后确定，它们就是原鸡，就是中国家鸡的祖先——古代原鸡的后代！
从云南回来以后，郑作新还广泛地查阅考古方面的著述。他发现，我国考古学家曾经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鸡型的陶制器皿。这也是古代中华民族饲养家鸡的有力证明。
综合各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郑作新提出了“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行驯化的”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影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后来，郑作新在提起这件事时，很有感慨地说过，搞科学不能迷信权威，对权威的错误也要认真纠正。
出版《中国鸟类区系纲要》
1978年，郑作新已经70多岁了，然而他不服老。在当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笑容满面对别人说：“你们总爱问我多大年纪。告诉你们吧，我今年72岁，过年就73啦。可是我要把73岁当成37岁过，这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啊！我要活到2000年，工作到2000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一天也不停地忙碌着。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鸟类情况，满足各国鸟类工作者的需要，郑作新花费了几年时间，在自己50年鸟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
这部1200多页的巨著，概括了中国有史以来发现和记载的所有鸟类，于1987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国鸟类学家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郑作新的杰出成就，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1987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成就”奖。
生命不止，工作不息
由于郑作新在鸟类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也推举他为理事长。国际鸟类学界也很尊重他，推选他为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1979年，他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雉类学术论讨会上做报告，并被推任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后来又被选为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