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
陷入困境：合作还是背叛
有一天，某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窃。警方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抓到了汤姆、杰克两个犯罪嫌疑人，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了被害富翁家中丢失的财物。面对真实呈现在眼前的物证，他俩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但是，他们却矢口否认杀害富翁，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他俩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而已。
针对两人的狡辩，警方采取了将两人隔离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与汤姆、杰克单独谈话）的审讯方法。为了分化瓦解对方，检察官分别对两人说了以下一段话：
“本来你们的偷盗罪证据确凿，可以就此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根据将功赎罪制度，如果你主动坦白并且揭发同伙的杀人罪行，我们将对你进行从宽发落，判你无罪释放，但你的同伙要被判30年刑期。如果你顽抗到底，拒不坦白，而一旦被同伙检举出你的杀人行为，那么你就要受到严惩，将被判30年刑期，你同伙将无罪释放。当然，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那么你们都将只被判15年刑期。”
这两个嫌疑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还是抵赖。很显然，他们俩最好的选择是两人都抵赖，得到最好的结果——只判刑1年（杀人罪按照“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无法成立，只能是以偷盗罪各判每人1年徒刑）。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没有串供的条件，所以他们不得不仔细地考虑对方可能采取什么策略，对方采取的策略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心理较量就这样开始了，汤姆和杰克都是绝对的精明人，都只在乎减少自己的刑期，并不关心自己的选择会对对方产生什么影响，对方因为自己的决策又将被判多少年徒刑。
汤姆会这样推理：假如杰克选择抵赖的话，我只要坦白，马上就可以无罪释放，获得自由；而我若抵赖则要坐牢15年，显然坦白比抵赖要划算得多；假如杰克选择坦白的话，我若抵赖，则要坐30年牢，坦白却只坐15年牢，显然还是选择坦白为上策。所以说，无论杰克选择抵赖还是坦白，我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还是坦白交代了吧。同样，杰克跟汤姆一样会算计，也会如此推理。
最终结果是汤姆和杰克两个嫌疑犯双双选择坦白，皆被判刑15年，得到了一个“双输”的结果。
“囚徒困境”之所以称为“困境”，就是因为这个博弈的最终结局对两个参与者来说是很坏的结果。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最佳选择，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选择。因为坦白交代者可能会无罪释放（前提是对方选择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可能会独自承受30年徒期（前提是对方选择坦白）要好。而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两个人都抵赖）和结局（每人被判1年徒刑）就不会出现。
在“囚徒困境”中，最好的策略取决于对方所采取的策略为发展双方合作留出多大的余地。独立于对方所用策略之外的、从利己目的出发的最好的决策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囚徒困境”是现实生活中许多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激烈的价格竞争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现象，任何一个企业都以对方为敌手，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价格博弈中，只要以对方为敌手，那么不管对方采取怎样的决策，自己总是认为采取低价策略会占便宜，就如同“囚徒困境”中的犯罪嫌疑人始终认为自己选择坦白为最佳决策一样，这就促使双方都采取低价策略。如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各大航空公司之间的价格战，等等。
如果彼此都清楚这种前景，双方进行合作，共同制定比较高的价格，就可以避免价格大战并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是这些联盟（或者说是协议）往往处于利益驱动的“囚徒困境”之中，双赢也就成为泡影。不同企业之间五花八门的价格联盟总是非常短命，道理也就在这里。
人性的弱点
媳妇刚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住在乡下的老岳母心疼自家的宝贝女儿，特派小舅子送来了两只活蹦乱跳的山间散养的土鸡。因为没工夫宰杀，所以我就考虑着要把它们拴在什么固定的东西上。正当我在发愁拴哪儿合适时，小舅子说：“这还不好办，给我一根绳子就OK了。”我疑惑不解，但还是把一根绳子递了过去。
小舅子卷起袖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根绳子的一头系在了一只鸡的左腿上，另一头系在了另一只鸡的右腿上。“这样它们既能活动又逃不了。”小舅子拍拍手，很得意地向我解说道。
嘿！这办法还真灵。只见那两只鸡，一个往右奔，一个往左挣，忙得不可开交，可惜还是在原地打转转。看着眼前的这两只奋力挣扎的鸡，我陷入了沉思：如果这两只鸡能相互配合，步调一致的话，它们就可以很轻易地逃走了。由此看来，束缚它们的并不是那根短短的绳子，而是它们不团结、不合作的心态。
人知道利用鸡的这个弱点来制服它们，但自己却不自觉地犯类似的错误。比如囚徒困境中的那两个互相算计的嫌疑犯，还有那三个因相互推卸任务而没水喝的和尚……任何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功，固然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除了自己努力之外，还必须与人合作。大写的人，一撇一捺，说明人的构成有一半是自己，有一半是别人。如果一个人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那么，他努力的成绩就会在别人的反对或掣肘之下被抵消，甚至一败涂地。中外历史上有很多英雄豪杰，成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败在“离心离德，孤家寡人”。
总得说来，所有人的一生都可归为“三成”，即：“不成”“小成”和“大成”。依赖别人、受别人控制和影响的人将终生一事无成；只知有我，不知有别人，孤军奋战，不善于合作的人，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而只有那些善于合作、懂得分享的人才能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实现人生的大成功。
华人首富李嘉诚曾经说过：“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追随李嘉诚20多年的洪小莲，在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也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由此可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是李嘉诚的成功秘诀之一。
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彻底打破传统的那种非输即赢、势不两立的陈旧思维模式，从“我”走向“我们”，从孤军作战走向团队共赢。
美国有一个农夫就十分清楚盲目竞争的坏处，参透了团队共赢的真谛，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与邻居们的双赢。由于掌握了科学的栽培方法和改良品种的技术绝活，这个农夫的庄稼长得总是比别人家的好。在每年州里举办的当地农业协会评比中，他经常是首奖及优等奖得主。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在得奖之后，却毫不吝惜地将得奖的种子分送给自己的左邻右舍们。
有一位邻居很诧异地问他：“你的奖项得来不易，每季都看你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品种改良，为什么还这么慷慨地将种子送给我们呢？你这么做难道不担心我们超过你吗？”农夫笑着说：“我将种子分送给大家，并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其实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好处。”
原来，农夫所居住的城镇是典型的农村形态，家家户户的田地都毗邻相连。只有农夫将得奖的种子分送给邻居，邻居们才能改良自家品种，这样才可以避免蜜蜂在传递花粉的过程中，将邻近的较差的品种转传给自己，而使自家作物的质量下降。如此一来，农夫就不用在防范外来花粉方面大费周折，而专心致力于品种的改良。另一方面，农夫将优良的种子分送给了大家，就使得别人有了跟他一样好的种子，这就给了他不断地再去努力革新和改良的压力和动力，让他始终保持领先的地位。有一句广告词怎么说来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不是单纯的大道理，而是因为这种无私最终的结果是利己。
精明不等于高明
一位身价过亿的富翁在傍晚遛狗的时候，不小心将狗弄丢了，于是，他心急火燎地在当地电视台发了一则寻狗启事：有狗丢失，归还者付酬金1万元。为了尽快找到自己的爱犬，富翁还不惜花大价钱把当地各大百货商场的墙体屏幕都租了下来，除了那一行简单的文字说明之外，小狗的彩照覆盖了大半个屏幕。
寻狗启事登出以后，送狗者络绎不绝，但都不是富翁家的。富翁太太分析说，肯定是真正捡到狗的人嫌给的钱少，那可是一只纯正的爱尔兰名犬啊。富翁当即通知相关媒体，将酬金改为了2万元。
一位沿街流浪的乞丐在一家大百货商场门口看到墙体屏幕上的寻狗启事之后，高兴极了，因为他在公园躺椅上打盹时捡到了一只狗，而那只狗跟屏幕上的狗长得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乞丐就抱着狗准备去领那两万块钱酬金。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交这种好运。当再次路过昨天那家大百货商场时，乞丐有意识地又抬头看了看那块占满整个外墙的墙体屏幕。没错，自己怀中抱的这只狗百分之百是富翁家丢失的那只。
当他把视线下移至自己关心的酬金数额时，不禁吓了一跳，昨天的“2万”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3万”。
乞丐驻足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短短3天时间，赏金就从1万增长到了3万，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说明富翁一定特别在乎这只小狗，赏金应该还会提高。我为什么不等到富翁把赏金提得更高时再去领赏呢？那样我就能得到更多的钱了。于是，乞丐抱着小狗又折回了自己的住处，把狗牢牢地拴在了住处的一根木桩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乞丐除了给狗送一些自己拣来的食物外，其他时间都蹲在那家百货商场门外，眼睛紧紧地盯着墙上的大屏幕，而狗的死活却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关注。当酬金涨到令全城市民都感到惊讶时，乞丐返回他的住处，准备将自己捡来的这只“摇钱狗”变为现金时，才发现那只狗已经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失败不是因为人们太傻，而恰恰是“聪明过头”所致。对于这个论断，哈佛大学巴罗教授也提出了一个很接近生活的模型。
有两个分别叫A和B的人从一个闻名遐迩的出产骨质瓷的旅游胜地归来，他们都买了相同的花瓶。但是，在提取行李的时候，他们发现花瓶竟然被摔坏了。毫无疑问，他们向航空公司提出了索赔。
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知道花瓶的市价在八九十元左右，但却无从得知两位旅客的最后购买价是多少。于是，航空公司请A和B在100元以内自己写下花瓶的价格。如果两人写的一样，航空公司就认为他们讲的是真话，并按照他们写的数额进行赔偿。如果两人写的不一样，航空公司就认定写得低的那位旅客讲的是真话，并按照这个低的价格进行赔偿。同时，航空公司还要对讲真话的旅客奖励2元钱，而对讲假话的旅客罚款2元钱。
为了获取最大的赔偿金额，A和B最好的策略就是都写100元，这样两人都能够获赔100元。然而，A是出了名的精明人，他在心里盘算着：如果我少写1元变成99元，而B写100元的话，我就能得到101元，这岂不是更划算吗？所以他准备写99元。
可是，B也非等闲之辈，通过平时接触，他深知A为人多算计，推测出A要算计自己而写99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他准备写98元。
事情到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其实不然。没想到A又聪明一层，他也通过日常交往深知B为人心眼多，也猜测出B会写98元来坑他，“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他准备写97元……照他们的逻辑推下去，这场“精明博弈”发展到最后，唯一的纳什均衡就是两人都写“0”。
巴罗教授将这个演进了的囚徒困境称之为“旅行者困境”。这个案例旨在警世：精明不等于高明，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
走出困境：搭便车的小猪
猪圈里面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它们同在一个食槽里进食。假设它们都是有着认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充分理性的“智猪”。猪圈很长，在猪圈的一端是猪食槽，猪圈的另一端安装有一个踏板，用以控制猪食的供应。猪每踩一下踏板，在猪圈另一端的猪食槽就会落下10份猪食，供两头猪食用。但是猪在踩踏板以后跑到食槽这段路程需要消耗相当于2份猪食所带来的能量。并且由于踏板远离猪食槽，踩踏板的猪将比另一头猪后到猪食槽，从而减少吃食的数量。
如果两头猪同时踩踏板，然后再一起跑到猪食槽前吃食，则大猪将会吃到7份猪食，小猪会吃到3份猪食。再减去它们从踏板到猪食槽中间的劳动耗费——2份猪食，大猪实得5份猪食，小猪净得1份猪食。
如果大猪踩踏板，小猪在另一端的猪食槽等着先吃，大猪再赶过去吃，大猪会吃到6份猪食，小猪会吃到4份猪食。大猪吃到的猪食量还要减掉它去踩踏板路途中付出的劳动耗费——2份猪食，所以大猪净得4份猪食。小猪由于没有去踩踏板，也就不存在劳动耗费，实得仍是4份猪食。
如果小猪踩踏板，大猪在另一端的猪食槽等着先吃，小猪在踩完踏板后再赶过去吃，大猪由于先吃，会吃到9份猪食，小猪只能吃到1份猪食，再减去它去踩踏板消耗的2份猪食，小猪是净亏损1份猪食，即实得-1份猪食。
如果两头猪都选择等待，结果是谁都没有猪食可吃。两头猪的所得均是0。
那么，两头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呢？不难得出，因为利益分配 决定两头猪的理性选择：
小猪踩踏板收获甚微（大猪也去踩踏板）或者是亏损1份猪食（大猪不去踩踏板），不去踩踏板反而得到4份猪食（大猪也去踩踏板）或者是一无所得（大猪不去踩踏板）。对小猪来说，无论大猪会不会去踩踏板，自己不踩踏板总是最优选择，于是，小猪将采取“搭便车”行为，舒舒服服地等在猪食槽边。
反观大猪，由于小猪有“等待”这个占优策略，即小猪是不会去踩踏板的。大猪此时若选择等待，1份猪食也得不到；选择踩踏板还会得到4份猪食，所以，“等待”便是大猪的劣势策略，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只好亲力亲为，为了自己那4份猪食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智猪博弈是一个“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均衡。从策略选择上来说，智猪博弈不同于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自己的占优策略；而智猪博弈中，只有小猪有自己的占优策略，而大猪没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智猪博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囚徒困境的思路——当没有十全十美的好办法让自己从困境中“全身而退”时，只能尽量做到让自己少受损失，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