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一百周年。如何认识这位作曲家的创作品质？音乐学界，其实不应该保持沉默。前两天，看到作曲家王西麟先生的一篇文章（《艺术评论》2006年第8期），认为这位作曲家的价值在于对极权政治的反抗和对人类悲剧命运的关注。我觉得，这样的读解虽然有道理，但仅仅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待老肖，其实是缩减乃至贬低了他的音乐有效性。真正的音乐，不仅仅是当下生活的回响，更重要的是，音乐通过声音的构造和运动，使某种特定的人类精神体验和人类生存状况得到显现。关于老肖，我也曾撰文评述，或算是对老肖音乐的某种个人化的品评。
这是上海交响乐团“肖斯塔科维奇记忆”系列音乐会之一，2006年6月18日晚在上海音乐厅开演，上半场为老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下半场为《第十交响曲》。我在音乐会之后匆匆打车回家，结果只是赶上了半场日本和克罗地亚之间乏善可陈的平局球赛，也连带冲淡了音乐会的印象。
不过，当时这场音乐会吸引我的倒不是表演本身，而是作品的内在品质。两部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传统样式的交响作品，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堪称“新奇”的音响和技法，但都给听者带来了具有结构感的、圆满而成熟的艺术体验。而就在这貌似“传统”的调性音乐中间，老肖的个人声音明白无误地凸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两部作品中都贯穿出现了自传性的“签名动机”，而且更因为我们从中认出了那种只能属于肖氏的个人印迹：长线条的积累式高潮，紧张的内省式沉思，带有宣叙性的大跨度旋律进行，欲哭还笑的圆舞曲节奏，以及尖锐的木管，浓重的弦乐和粗粝的铜管……这里，老肖提供给我们一幅只能出自他视野中的人生构图。通过沃尔科夫的《见证》一书，我们已经了解老肖对待人生和世界的总体态度（尽管对此书的真伪存在诸多非议）。但即便没有读过《见证》，有经验的听者也能在他的作品中察觉同样的人生况味：其核心要义，我的概括是所谓的“悲剧性反讽”——也即表面上的“装腔作势”或外表上的“虚张声势”，与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真实自我的无奈，两方之间构成耐人寻味的紧张和冲撞。正是在这一点上，老肖不仅是马勒最重要的精神后裔，他的音乐也成为苏联知识文化界的心理生活最入木三分的音响写照。
就此，可以认为，老肖给我们的启示是，音乐创作的成功与否，关键并不在于音响技法的激进或保守，而在于创作者是否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针对人生／艺术的态度／理念。如果是，具有穿透力和聚合力的态度和理念就必然影响技术和形式层面的选择，由此便形成所谓的“风格”。如果否，技术和形式层面的“创新”就容易滑向“音响试验”与“形式把玩”的陷阱，由此便导致所谓的“空洞”和“浮泛”。这两方面的情形，已经不断在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
就昨晚的演出而言，我个人感觉大概抓住了老肖音乐性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大提琴独奏也许更多一些），还是值得褒奖和庆贺的。但从作品内在品质的高度要求，似乎音乐进行太“顺溜”，内在紧张度不够，减少了作品应有的总体悲剧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