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这张唱片中的曲目，均为二胡与交响乐队而作。如此搭配，如是设置，显然有特别用意。
二胡，公认是最具“中国性”的代表乐器之一（虽然其早年出身于他国异族）。而交响乐队，则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两相交合，将会演绎怎样的传奇？又会催生怎样的声响？
为品察个中滋味，不妨将话题扯得远一点。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开始了一发不可收的“现代性”进程。西乐东渐，中乐转型。音乐以其特有的情绪感染力和心理感召力，参与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中，其间留下一行行可圈可点的足迹，也上演一阕阕可歌可泣的华章。时代呼唤，中国品质，民族诉求，艺术追索——这些命题成为所有现代中国音乐家念兹在兹的“主导动机”，至今仍然萦绕不散。尤其，中西关系，交融还是对峙，抑或脱中入西，抑或以中化西，抑或扬中抵西，抑或内西外中，抑或内中外西，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态度、理念和立场纠缠在一起，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意识情结，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历史进程平添一分复杂而多彩的色调。
说来有趣，在所有中国的本土乐器中，似乎正是在二胡上，最为集中地印证了上述那个复杂的中西关系纠葛的历史文脉。自二十世纪早期刘天华在二胡创作上进行中西音乐元素成功交融的示范之后，诸多音乐家在长达近百年的“现代”二胡发展中，前赴后继，不断探索，用各种方法进行各类创作和演奏的尝试与试验，终于形成一条蔚为大观的“现代”二胡音乐谱系。
二胡演奏家闵惠芬正是这个谱系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位闻名遐迩的二胡高手不仅以自己的演奏实践推进二胡的表演艺术，而且还以创作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二胡曲目的写作、改编和策划。本张唱片中的乐曲，无一不是出于闵惠芬的直接推动、委约乃至构思。这是一份文献，更是一份见证：它是闵惠芬对二胡艺术的追求结晶，更是这位演奏家与各位作曲家对音乐的中西合璧所做出的艺术性回应。
用交响乐队与二胡合作，这种做法似乎是近年出现的举措，并没有形成普遍性的惯例。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即利用交响乐队在音响配置上的丰富性和多维性，衬托二胡在音色与性格上的独特性，从而在整体上拓展二胡的艺术表现力，提升二胡的音乐表达空间。另一方面，听众或许也会产生好奇——这种中西相加的构想模式，音响上是否协调？音乐上是否有说服力？
虽然最后的艺术判定应该由广大听众做出，但笔者相信，这张唱片中的八首乐曲已经就上述问题给出令听众满意的解答。纵观八首乐曲，大多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此时的中国音乐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和中国文化的复苏，对中西平衡和交融的问题，已有新解。我们看到，这张唱片中，既有中国传统民间名曲的创编作品（杨立青的《哀歌——江河水》），也有对《二泉映月》《良宵》等二胡经典曲目的重新编配，还有根据《阳关三叠》《洪湖赤卫队》《迷糊调》《拉骆驼》等原有作品的改编，更有原创性的作品（杨宝智的《川江》）。这些作品的音调旋律对于大多数听众而言，或耳熟能详，或声声入耳，而乐队的音响虽然绚丽多彩，但总体而言得到精心的控制（应该指出，在这其中，独奏家和乐队的演奏以及录音的质量相得益彰）。故此，听众最终得到的听觉印象，应该是一种对二胡的交响化精致润色，或者说，二胡通过乐队的交响性烘托，获得了某种更加精微、同时又更加丰满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