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乐者，大都有这样的体会：听唱片与听音乐会，这其中有一些难以捉摸但极为重要的区别。别的不说，仅仅听乐场合的氛围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唱片是市面上唾手可得的商品（虽然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由于囊中羞涩，CD得来并非易事），买到家中，这音乐便似乎被你私人占有。你打开音响，揿动电钮，音乐就迎面向你扑来。你可以沏杯浓茶，端坐在书桌前，随着音乐的流动陷入遐思；你也不妨邀好友相聚，乐声中海阔天空，伴随清咖飘香阵阵。当然，你如果只愿意把音乐当作为你佐餐、伴你入眠的背景，唱片更是方便易行的好帮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出席音乐会，显而易见是另一码事。现在国内和国际接轨，音乐会票价不比以往，已经和一张CD唱片价位相当，甚至更高。正因如此，听音乐会愈来愈成为一件郑重其事的消费举措。按照国际惯例，最好得穿戴整齐，衣冠楚楚。到了音乐厅，平时难得一见的熟人、同行（尤其是音乐圈内人），往往趁开场前和半场休息宝贵时间，相互点头、握手、寒暄，交换一些同道中的新闻。待乐声响起，大家一律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说话当属大忌，连悄声耳语也定遭白眼。更有甚者，闭目屏气，脑袋随着乐声轻轻摇动，大有沐浴春风身心陶醉之感。整个音乐厅，荡漾着一种严肃而神秘的仪式气氛。
于是，有了唱片录音和音乐会现场孰优孰劣的争论。支持唱片派，举出诸多理由，说明唱片绝不逊于音乐会。例如，唱片中的表演消除了音乐会现场的心理压力，音乐家的诠释往往更加周到、细致；由于唱片录制中的技术许可，唱片中的音乐演奏一般比现场更加完美、精确，等等。人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位已于1982年过世的加拿大钢琴怪杰格伦·古尔德，以自己极端的生活－艺术方式体现了唱片录音的全部价值。他不仅拒绝举行音乐会，而且拒绝出席任何音乐会。在他眼里，唱片根本就不是音乐会的代用品，而是一种能与音乐会分庭抗礼的独立艺术类型。犹如电影和戏剧，虽然前者脱胎与后者，但一旦独立，便各有各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准则。
音乐会体制属于传统，支持者人多势众。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声音盖过了唱片支持者。与音乐会相比，唱片的缺憾和不足如此明显，很难躲过指责或攻击。这玩意儿是典型的大工业技术产品，显然缺乏现场实况那种不可言传的直接与交流；音乐会是一种特定的场合，那种特殊的气氛逼迫你必须全神贯注，这在听唱片时常常阙如；音乐一旦固定于唱片上就僵死不变，这更是违背了艺术之树理应常青的共识。
诸如此类的对照和比较可以无休无止，但双方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古尔德预言，到2000年，音乐会将结束使命，退出历史舞台。现在，2000年已经过去，音乐会丝毫不见减退之势。如果他活至今日，不知作何感想。另一方面，唱片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当今又有谁敢宣称，他的音乐经验完全依靠音乐会提供？当今乐迷，如果有谁愿意做个统计，恐怕大多“迷”的是唱片。音乐会和唱片，看来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互相弥补。就我们个人而言，应该依据兴趣癖好，着意做出选择。
不过，在眼下国内，客观条件似乎不允许我们有多少抉择的余地。因为我们少有高质量或新鲜有趣的音乐会。为此，我自己就宁愿听唱片。与“老贝”“老柴”等音乐会上的熟面孔相比，唱片的世界更加充满新奇，有待发现。除了国内作曲家的新作之外，我几乎想不起来，有哪场音乐会，某部作品不是先在唱片（或磁带）上领教过的。其结果，到了音乐会上，听到早已在唱片上熟悉了的曲目，往往因为现场演释不比唱片上的大师风范，得到的不是启示而是遗憾。至于像1993年费城交响乐团来沪演出，由于只听见扩音喇叭的糟糕电声，更是让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如果你想听听文艺复兴大师若斯堪的弥撒曲，或者了解一下当代简约派的创作，你可别指望音乐会。如果你恰恰有点个人偏好，不是交响曲，不是协奏曲，也不是柴科夫斯基的煽情或贝多芬的英雄主义，而是勃拉姆斯悲天悯人的合唱或者海顿智趣盎然的四重奏，那么，你会暗自庆幸，世界上有了唱片这东西，真是不坏。否则，仅凭音乐会上的那点“保留曲目”，音乐的生活会多么单调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