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几部小说，总是始料不及地惹出一些“麻烦”，被人没完没了地对号入座。有些事情甚至匪夷所思地以此画线，令人很长时间里都消散不去一会儿疼、一会儿痒的不良感应……这许多年来，层出不穷的“事件”或“风波”就像恶犬一样在追赶我、撕咬我，有时只是撕烂了我的衣服，有时却咬破了皮肉，乃至伤及心情。人生有限，如此内耗有什么意义？我决心调整自己。
在创作上，小说写得少了，主攻随笔类的文章，企望修炼自己。改变跟社会的接触点、转移注意力，看能不能让自己的文字还有另一种面貌和神态。在做人和做事上，采取逐渐淡出文坛的姿态，退回到观众席。俗谚云：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基本坚持“三不”方针：不参加活动，不听信传言，不评断人事。碰上实在拒绝不了的活动，严格要求自己只当“道具”……“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人活着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在“三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个项目：每天游泳。你有多大劲到水池里比画，游一千米不过瘾就游两千、三千，什么时候折腾累了就什么时候上岸……果然，这两年耳根子清静多了，伏案工作也宁静多了。
不料，到2002年10月末，许多中文网站同时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消息，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类似的标题比比皆是：《蒋子龙说，中国文学进入大师时代！》《请问蒋子龙，文坛大师在哪里？》《质询蒋子龙乱封大师的资格……》媒体时代传闻的繁殖率惊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哄得就跟真有那回事一样了，我能见到的还有几家大报也报道了这件事……于是，“大师时代”这个词汇在近两年里算是跟我德上了，无论我到哪里，记者采访时劈头盖脸的第一问往往是：“你说中国文学已经进入大师时代，根据是什么？”“你说的大师都是指谁？他们也承认自己是大师吗？”直到2004年，春天去安徽，夏天去青海，冬天去云南，当地记者还在向我提相同的问题。现代传媒的盲从和武断不能不令人震惊。他们听到別人说你讲了什么话，只要这些话能够做点文章，那就认定是你说的了，然后再尽力从你这里再继续挤兑出一些新鲜作料。从没有一个记者对我提出“大师论”这件事情本身生出的疑问，也没有人愿意耐心地问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人们面对传言如火燎油，却毫不在意事情的真相。起初我也曾试着想说明原委，很快就发现没有人对我是否真的说过什么感兴趣，他们只对眼前哄起来的事件本身有兴趣，甚至觉得我想解释点什么的念头都是多余的，只会越描越黑。
看来，我是该主动反省一下，向文坛、向读者做个系统的回答，对“大师”们和自己也好有个交代。但是，想要弄清这个“大师事件”到底是怎么闹腾起来的，请允许我耐着性子从头说。
2002年的秋天，我们一行五人应邀赴渥太华参加国际作家节。于当地时间9月20日深夜到达渥太华，加拿大国际作家节主席尼尔-维尔逊先生到机场迎接，甫一见面他就有些沉不住气地告诉我：“有一批人知道了你们今天要来的消息，想到机场来游行示威，以表抗议。”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我颇感意外，心里不快语气便有些不快：“中国作家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都有交往，无论到哪里去还从未听说过受到这般严重的关注，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他赶紧解释说：“加拿大是自由的国家，有人想要游行谁也没有办法，幸好警察局最后还是劝阻住了。”尼尔先生的口气中不无忧虑。
“那我们的自由呢？我们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有你们政府签发的所有合法入境手续，也应该有来参加作家节、以文会友并不受骚扰的权利和自由，那些想游行的人要向我们示一种什么样的威、想抗议我们什么呢？”我尽可能用和缓的口气问他。
主席先生以西方人习惯的表情撇撇嘴，耸耸肩，摊开两手作无奈状，算作回答。
在尼尔先生标榜的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我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明显地感受到一股来自我所不了解的从未打过交道的一些人的敌意。在这种状态下，肚子经常是鼓鼓的，该死的时差反应又没有消失，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晚上，在宾馆我的房间里接受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采访。记得那是个中国台湾人，他的文章是怎么写的我没有见到，不知“大师论”是不是这次采访的产品？后来的几天到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时我又接受了其他一些中文报刊的采访，如《环球华报》、《中华导报》等。他们的采访文章发表后有的给我寄来了样报，有的则没有寄报给我，凡是给我寄报来的都没有“中国大陆文坛进入了大师时代”的字样。我极力回想，可能还是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谈文学创作谈得最多，涉及的作家也最多，或许再加上交流时不可避免的障碍，是在记者整理加工的过程中，还是在其他记者相互传抄的过程中，就将我的许多话概括为：“中国文学进人了大师时代”了。
因此，我现在就尽量仔细地回忆，当时自己是怎么谈的。
无风不起浪，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情绪比较激烈。这固然跟遭遇几次围攻有关，但我性格里也有一种农民式的狭隘。农民管这叫“护犊子”自己家里的事自己怎么说都行，别人横插一杠子指指戳戳便不能忍受。在国内我似乎也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一族，一走出国门，就无法容忍别人当着我的面对我熟知的一些事情肤浅地说三道四，甚至恶意地冷嘲热骂。我必定会利用自己说话的机会还以颜色。尤其厌恶华人当着外国人的面骂华人。为此我还着实地得罪了一些海外华人朋友。其实，文学也好，文坛也好，根本用不着我来给“抚创”。一个连自己都“护”不了的人又焉能“护”得了别人？当时我就该心平气静、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或讲出自己的观点，那就不会闹出个“大师事件”来了。
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听了您的讲演，知道您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很乐观的，可事实上为什么又出不了文学大师呢？您能详钿地谈谈自己的看法吗？”我就觉得心里“腾”一家伙，有团东西堵上来了，什么“三不”方针呀，什么“巧者言、拙者默”呀，全丢到脑后，开始旁征博引、夸夸其谈，而无节制了：
你说中国没有文学大师？巴金是不是大师？季羡林算不算大师？即便是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莫言、刘恒、阿来等等，也具备了大家的气象和规模。他们以现实的魄力和勇气，精焊深切地表现了现实的品格，并呈现出一种开阔凝重的真实感。谁能否认他们不是大作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精神风格。文学就应该能给人类提供出类拔萃的精神和情感，任何时代能够流传下去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商品时代，人们最缺乏的恰恰还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学的命运不是将被取代，而是变得更加为人们所必需，无论有没有大师，或承认不承认大师的存在……你如果对他们不是很熟悉，就看看跟我同来的这几位作家。周大新，实诚而深厚，文字中跳荡着道家的智慧和幽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曾获得过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徐小斌，则找到了一种先锋和传统的契合点，四面出击，锐不可当，她创作的电影也获得过莫斯科电影节的一等奖。迟子建，自小生活在中国最北部的北极村，文字中便天生带有一种大自然的灵性，精灵精怪，极具魅力。许多年来，小品和二人转把东北渲染成了一块轻松滑稽的土地，倒是秀婉的迟子建，或清冽或浓重地呈现了东北的深厚、雄阔，以及苍劲的历史感。联想到上个世纪的黑龙江才女萧红，我真想写一篇文章叫《女人的东北》。因此，迟子建就理所当然地摘取了澳大利亚的“悬念句子文学奖”，和包括鲁迅奖在内的多种重要文学奖项。她的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和周大新三卷本的长篇巨制《第二十幕》，都具备了一种大作家的品质……现在的社会真是怪了，算卦的有大师，看风水的有大师，做饭的有大师，画画的有大师，写字的有大师，说相声演小品的有大师，唯独搞文学的，谁都敢贬，作家们自己也没有人敢自称是大作家。这是为什么？素来作家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张扬、很狂傲的吗？特别是当他们相轻、相骂或自吹的时候。为什么对“大师”的头衔这么讳莫如深呢？莫非“大师”真的成了当代作家的诅咒，抑或是当代文学仍保留着起码的自尊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