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个人一想起自己国家，脑子里就自然会出现一个形状一一这是地图告诉你的。你将终生熟记这个形状，热爱这个形状，保卫这个形状，因为这个形状就是祖国的投影。
我此生有幸，曾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贡献出来，绘制袓国的投影……那是1960年，经过一场严格的考试，我舍弃了在工厂很有前途的一份工作，穿上了海军军服。几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以后又经历了一次考试，被送到海军制图学校上学。这时候我才明白，别人当兵一次次地检査身体，为什么我当兵要一次次地考数学。我国刚刚发布了十二海里领海的规定，国家急需要一批海军绘图员，把祖国海洋的形状画出来，让中国人、让全世界认识我们国家的投影，并尊重这个投前排右为作者一个人一生总是要做过一些事后会后悔和永不会后悔的事情。我当过兵，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后悔的事情。你想，二十岁上下，正是生命的黄金时期，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部队，完全可以说是对祖国的初恋。能不珍惜、能不怀念吗？只有当过兵的人才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男人没有当过兵，他的人生就不能算是完满的。”我从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唯我国沿海边疆“热战”的火星不断，且不断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是美国不承认我们的十二海里领海权，三天两头派军舰侵犯我们的领海，我国政府便一次次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并出动军舰一次次地把美国人从我国的领海逼出去。摩擦时有发生，从小规模的海战到空战……战斗英雄麦贤得就是我们海军的骄傲。
有时一天可以发生几次摩擦，只几年的工夫我们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两百多次严重警告，打落他们几十架高空侦察机。到以后，美国的军舰干脆就耍二皮脸了，你一个没看到，他就闯进来了，你追过去，他就又退回到十二海里以外，等你一个不留神，他就又溜回来了……紧张的时候我一连几个月出不了绘图室。
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海图，那时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海洋，只有一些外国海军丢弃的当初为侵略中国绘制的港口资料，既不精确，又不系统。中国人民海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海图，在海上就一动也不敢动。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测量成果，精确地绘制出完整的各种比例尺的中国海洋图。也许可以谠是美国人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强化了我关于祖国的概念。
其实，兵的意识就是国的意识，当兵的不能没有祖国而存在。以前在学校里培养的国家概念空洞而美好，一进部队，国家概念就变得具体、严酷、神圣，与自己息息相关，且责任重大。那时候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一言一行都和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充分体验到关系国家的安危就是最高命令，没有国家的力量就没有个人的存在。
爱国是一种高贵的情感，“胸怀祖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至少是祖国的海洋，从南到北，哪儿有港，哪儿有湾，哪儿有岛，哪儿是石，哪儿是泥，都烂熟于胸，分毫不差。那时，不管夜里是否能回宿舍躺一会儿，或狀在图板上打个盹儿，每天早晨都格外警醒，先要知道我国政府有没有向美国提出新的警告，在什么海域？然后收听广播，中央和“苏修”论战的文章……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能记得那个年代的氛围。天上、海上、北边、南边、思想、物质，我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逼迫和侵犯，但却培养起一种昂扬的情感。爱国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当时我把自己生命的热力和理想全都凝注到海图上了，海图上有我，我心里有海，有海才有国家。
有一次我随测量小组登上虎口礁，天地不同方觉远，共天无别始知宽，周流乾坤混茫，远眺海天无垠。那是中国黄海最外面的一块陆地，从虎口礁再向外量十二海里都是中国领海，站在礁石的高处能亲眼看得到中美军舰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领海不仅仅是水，除去国家的尊严还有海洋资源，海权之争是政治之争，更是资源之争。只要拥有了岛屿（包栝礁石就有了海域，有了海域就有海洋资源。哪个国家拥有范围更大的海洋面积，哪个国家就拥有更多的海洋资源所有权。海洋意识既是生命意识，又是国土意识。因之，争夺海洋成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和动力。一个国家只有海军强大，海权牢固，国家才会兴盛。海军弱，则海权弱，国家衰。美国远在太平洋对岸，为什么要跑到我们的家门口捣乱？它不是吃饱撑得没事干才这样的……然而，拿破仑有言：“一切帝国皆因吞噬过多，无法消化而告崩溃。”罗马帝国、拿破仑王朝、大英帝国以及希特勒无不如此。可没有一个后来的帝国会吸取前朝帝国崩溃的教训，一旦强盛起来就会遏制不住地要向外扩充，贪得无厌地吞噬……落日惊涛，浮天骇浪，我在远离大陆的孤礁上呆了几天，看曰月吞吐，受大风围困，越孤单就越想念亲友，越远离袓国心里就越有袓国。连茫茫海面上奔腾的波涛也都是翘首向大陆张望，然后一排接一排锲而不舍地向岸边涌扑，直至回到祖国的怀抱，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喧哗。那时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片海浪，不屈不挠地扑回营房、扑回战友身边，一种对家对国的向往便立刻像大雾一样在我四周弥漫开来。
大风一停，我被急急地接回大队，原来，美国人把对我们没有发出来的邪火撒到了越南人的头上，发动了北部湾战争。我们要援助越南，又要加班加点了……我在绘图室里除去了绘制中国海图，还要绘制世界海图，感到一种自豪、一种信心。你只有有国家，才有世界。一个没有强大国家的人，世界也不属于你。
至今，我一想到中国军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的。已活到知天命的年纪，人前人后从心里敢大大方方为之骄傲的，就是曾经当过海军制图员一一心里永远印下了祖国的投影。
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1976年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看来是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十二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在重型机械厂一个大车间里。有职工一千多人，分锻造、热处理、粗加工三大工段，一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一一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十二点五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我们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
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炉门大开，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已力大无比，无坚不摧，二百七十五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地伸进一千二百度高温的炉膛，钳出了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
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真是痛快淋漓！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人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地回不了家。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订货合同逐一兑现……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几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派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时任柬埔寨国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另一次是李先念（时任国家主席）来，我正在锻造一个一百七十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转身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曰睡眠不足，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
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
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
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
这题目是从一位老作家在1979年写的一篇评论我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抄来的，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这个观点：文学是镜子，政治是鞭子。
谈起1979年，仿佛已经非常遥远了，恍若隔世。所以，历史多是下一代写，下一代可以重写历史。而当代人说昨天，是翻晒自己的伤口，丝丝绺绺还带着血筋儿，动哪儿都疼。不疼就是假的，疼才是真实的，是好事，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中唯疼痛最深刻。
要谈我的1979年，又不能不从1975年说起。1975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首先证实了民间盛传毛主席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人才难得”的话，因邓小平历史性地又开始全面负责中央工作，并很快就主持召开了全国钢铁座谈会。这个会跟我们行业关系重大，我在工厂的大礼堂听了详细传达。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国家的生产形势不妙，以前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把“革命”放在前面，现在则是强调“全面整顿”，首先就是整顿工业，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散懒”，显然是要把抓经济生产排到最前面了。
到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其实就是落实全国钢铁座谈会对机械行业的要求。我们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我所在的车间里有六千吨和两千五百吨水压机，大会上将公布一批被一误再误的国家重点大锻件产品的清单，要由我的车间承担一部分。所以，我跟着工厂的领导一同参加了这个会。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不能不相信活着就是变化。时间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在需要的当口会突然迸发，生气勃勃，摧枯拉朽，让世间万物都要通过变化而存在。
由此，也把我牵进了文学的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