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开始，我国广大地质科学工作者贯彻“双百方针”，有关大地构造的各学派在学术争鸣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地质力学、多旋回构造学、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和镶嵌学说等五大构造学派，这五大学派以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派为主要代表。这些学派在发展中不断争论，在争论中不断发展，最后的结果是促进了我国地质理论特别是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使我国的石油勘探第一次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并创造了60年代大庆石油大会战的动人场面，使中国终于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倡导、建立的大地构造学派，这一学派于50年代在旋扭构造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果。这一学派是以力学原理分析地质构造现象、探索地壳运动规律的。它把各种构造形变看做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从而建立了“构造学系”这一地质力学的基本概念：这一理论对我国地震预报、寻找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1953年，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时，李四光乐观地说，新华夏系的沉降带既生油又储油，我国天然石油远景辉煌。
1954年，李四光在《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华夏系凹陷带找油。李四光这一理论，为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提供了依据。
黄汲清在研究了中国和世界上一些地槽的发展规律后，明确提出，地槽向地台的转化一般都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多旋回发展过程，根据这一多旋回构造说，黄汲清建议应在鄂尔多斯、四川盆地、华北盆地、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勘探。
陈国达于1956年提出的地洼说则在区域地质、找矿勘探、地震地质、水文工程地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张文佑在50年代末创立的断裂体系与断块大地构造说（即断块说）认为：岩石圈受力变形而产生褶皱与断裂。断裂一经产生，便对以后的形变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这一学说同样在石油、富铁、地震、地质、水文工程地质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张伯声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镶嵌说是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假说的简称。
关于这五大学派的具体观点这里就不再细说。在五六十年代，地质科学的这五大学派由于对地质构造的研究角度、理论依据不同，因而在学术上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结果促进了我国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已接近世界水平，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这五大学派的学术观点不同，但他们的理论在地震预测预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石油地质学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石油工业的发展，外国比我们早，俄美等国的大油田都与海洋环境和沉积岩有关，这就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海相能生油。且这一看法逐渐成为“海相生油”的理论。而对属于陆相沉积大地构造的中国，则被中外许多地质学家推断为不可能形成大油田，由“陆相贫油”推论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但是，中国不同学派的地质学家都不迷信“海相生油”的权威，而是根据自己当时已有的地质资料和研究成果，大胆地提出了“陆相生油”的理论。
1950年，地质学家高振西提出了“凡湖相白垩纪地层分布，均应为探寻石油对象”的结论。
1957年，潘钟祥提出了“陆相不仅能生油，而且是大量的”理论。
1952年，张文佑提出，断块内部的凹陷形成沉积盆地可以形成油气藏。
1954年李四光则更直接指出，中国东部新华夏构造系的三个沉降带是有利的含油地区，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的地质学派都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对陆相生油理论进行了论述和阐述。根据这一理论，我国的石油勘探进行了第一次战略大转移。
1955年以前，我国的石油勘探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虽然探出新疆克拉玛依大油田以及甘肃的白构河、石油沟两个小油田，但石油生产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从1956年开始，根据陆相生油理论，我国开始在东部的松辽地区进行石油地质勘探工作。经过石油部、地质部的共同勘探，松辽盆地石油普查有了较大的进展，确定了盆地沉积岩面积为26万平方公里，沉积岩的最大厚度为4000—5000米，发现了可能生油层。
1958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听取了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等人的汇报后指出，石油勘探工作应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即应该重新确定突击方向。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石油部先后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华北石油勘探局，开始了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
经过松辽石油勘探局钻井队近5个月的钻探施工，1959年8月26日，松辽平原第一口油井——松基3井首次喷出工业油流，日产原油9—12吨，标志着一个新的油田的发现。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因此，建设者们将这一油田建议命名为“大庆油田”。与此同时，地质部、石油部在华北、华东及江汉平原等地的石油普查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确立了这几个盆地都具有良好的含油远景。
在松基3井喷出工业性油流的基础上，石油部决定扩大勘探。经过增加探井，又有一批探井获得工业性油流，初步查明了大庆地区是一个面积2000平方公里的有利于含油的二级构造带——大庆长垣，并在南部探明了200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为在200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外进一步寻找新的油田，并加快200平方公里已探明的含油地区的开发，中共中央决定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在松辽地区来一次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
1960年三四月间，3万名解放军战士、4000名军官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黑龙江省支援会战的干部、工人陆续到达大庆地区，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会战开始了。
经过4万多干部、工人、解放军战士的日夜奋战，到1960年底，就已经完成探井61口，试油63口73层。既证实了大庆长垣各层油构造连片，已超出局部构造，而成为二级构造带所控制，又圈定了含油面积。通过概算地质储量，证实大庆油田是一个特大油田！
随着三年以后大庆油田的基本建成，我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实现了石油的基本自给，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使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庆油田的发现，广大地质科学工作者功不可没。而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地质科学特别是石油地质理论的发展和石油勘探开发技术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