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以德治国的思想，并将它发展为仁政学说。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推行虐政，就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就会被老百姓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而推行井田制，就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治国安民的措施。通过让老百姓拥有“恒产”，安居乐业，他们就不会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当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后，再去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老百姓人性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所以，孟子的“井田制”在当时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方案，它如果能够得到切实推行的话，就能够限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且能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要推行井田制，在技术方法上，首先就是要做到丈量土地，明确土地边界范围。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工作，是实行仁政的起步阶段。正因如此，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3.如何理解“诚者，天之道也”中的人与天？
“诚者，天之道也”，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十二节：“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该节文字除最后两句外，其余的几乎与孔子《中庸》第二十章中的几节文字完全相同，而所强调的还是诚的问题。所以，《孟子》这是在复述《中庸》里的话。但是，现代有的学者分析后认为，应该是《孟子》在先。孔孟之道本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此处不纠结于此，而是从《孟子》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人”与“天”。首先来阐释一下孟子所说的话的意思。
职位低下而得不到上司的信任，是不能得到民的支持的，也就不能治理百姓。要获得上司的信任也有一定的道，如果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获得上司的信任。取信于朋友也有一定的道，如果侍奉父母而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也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博得父母的欢心也有一定的道，如果反躬自问而不诚实，也就不能博得父母的欢心。要想诚实也有一定的道，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也就不能做到诚实。因此，所谓的诚实，是天的道路；追求诚实，是人类的道路。有了至诚的心意而没有感动别人，是没用的。不诚实，要感动别人也是不可能的。
孟子生活的时代，与孔子生活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持续秩序混乱，诸侯国间的纷争也已经升级，当时的一些诸侯国就想通过强力来征服天下，统一天下。所以，孔子的德治天下和德化天下的理想距离现实是越来越远的。孟子继承和丰富了孔子的思想，将道德规范概括为大家熟悉的四个方面：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成分，不是从外界获得的。如何实现德治天下和德化天下的目的，孟子同孔子的想法一致，就是首先从自身做起，修身养性，提高道德素质，塑造完美的人格。如何塑造，要塑造到什么程度，这其间的衡量标准就是“诚”。诚的最高境界是至诚。人的品德修炼到至诚的地步，就合乎天的意旨，这时候，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所以，孟子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的天和人，分别指的是品德修炼的两个阶段，也可说两种境界，即天道和人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的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就是天。孟子把天人格化为一个具有道德属性的实体，并把“诚”这种道德品质归结为天的本性。所以，天能运行，它的运行就是天道。因而，天道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指的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是人类生产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守和服从的规则。按儒家的观点，人在天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任何欺天、逆天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必定会遭受天的惩罚的。不过，也不用怕，只要顺从天意，合乎天道，就不会招来天怒或天谴。并且，人只要以一颗诚实的心修炼本性，提升道德素养，就能够让自己逐步接近天道，最终就能与天道合一。那如何修炼呢？或者说如何让人道与天道合而为一呢？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因社会分工的不同有了工种和身份的差别，但是在人性方面大家都是一样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其意思是说，既然大家都一样，凡夫俗子与圣人属同一品种，那么，从理论上来讲，人人都可以修身成为圣人。所以，在修身之路上，谁也不必在意身份等级的差别，一切遵从心性所需。
作为一般的人，有恶者要赶快弃恶从善，然后像别人一样，把诚实装入心间，并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这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称为常人之道。当他们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化为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成分，并且做到“动必有道”“语必有礼”“求必有义”“行必有正”时，他们就能称作为人称颂的谦谦君子了。这个时候，他们如果能够出面为国家的建设大计出谋划策，就又能被称作贤人了。君子修炼到至诚阶段，什么事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答案，不用勉强就知道怎么做，所有的言行举止，全都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也就是天道，那么，这样的君子也就成了圣人了。
圣人是个什么样子呢？《中庸》中孔子做了说明：“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其意思是说，只有天下崇高的圣人，才能做到聪明智慧，能够居上位而临下民；宽宏大量，温和柔顺，能够包容天下；奋发勇健，刚强坚毅，能够决断天下大事；威严庄重，忠诚正直，能够博得人们的尊敬；条理清晰，详辨明察，能够辨别是非邪正；他们的美德广博而又深厚，并且时常会表现出来；德性广博如天，德性深厚如渊；美德表现在仪容上，百姓没有谁不敬佩；表现在言谈中，百姓没有谁不信服；表现在行动上，百姓没有谁不喜悦。孔子说到做到，身体力行，所以被后人尊称为大成至圣。历史上的尧、舜、周公等，大概也是这么修炼来的。这就是榜样。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所以，他的人、天理论中自然继承了《中庸》中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同孔子一样，他的各种思想和主张都是以服务于政治为目的的。所以，他的天，着意在道德范畴，与君权神授中的神所居的天有着本质的区别。他的天道，是一种强化提升了的不可抗的最高级的意志，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都是由它主宰的结果。而人，只能是天意的承受者和感悟者，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在天意面前，孟子并不是消极的，而是认为人可以掌握并利用天意，来为人本身服务。比如说，他就拿当年夏禹治水时根据水势总是向下游流动，可导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如何尊重和利用规律的。
不过，人和天之间不是水天相隔的，而是有着沟通的桥梁的。这道桥梁就是诚。人只要坚守信念从诚走到至诚，就可以与天相语，与天相亲了。
4.如何理解孟子所说的“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第九节。孟子说：“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意思是说，尊崇道德以义为乐，就可以宣扬自己的主张了。所以士人再穷困也不要失去自己为人处事的操守，发达了也不要偏离自己的人生追求。穷困时不失去为人处事的操守，士人就能做到无愧于自己。发达了也不偏离自己的人生追求，百姓也就不会让他失去威望。古时候的人，如果得志，就会惠泽给百姓；如果不得志，就修养自身以作为表率。穷困时独自善待自身，发达时兼顾善待天下百姓。
孟子的这番话的重心在“道”和“义”。现在再回顾一下什么是道。“率性之谓道”，即遵从人的本性去从事各种活动。什么是义？“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义也”，即尊重有贤能、有德行的人，行为合乎世道准则，懂得羞耻、善恶。道和义都是儒家推崇的个人自身修养方面的内容，终极目标就是把人修炼成具有内圣外王人格的完人。在这里，孟子针对的对象是“士”。
什么是士？《后汉书·仲长统传》上说：“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即因个人具有才能和知识而受到重用的人。所以，士在社会中都是具有一定职位和身份的人。以儒家修身的观念来看，士当处在常人和君子之间。从这里就能看出孟子的用意何在了。士，通俗地理解，就是政府中的供职人员或为政府办事的人员。这群人属于国家的管理层，对天下的发展、社会的安定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的法令法规的推行要靠他们，儒家推崇的道德理想和礼仪形式能够在天下得到宣扬也要靠他们。他们与君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