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多有学者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其中不乏精要观点。梁启超在自己的作品《中国思想史上的儒学统一时代》中这样写道：“天下大乱，兵甲满地，学者之日月，皆销蚀于忧皇忧攘之中，无复余裕以从事学业。而霸者复肆其残忍凶悍之手段，草薙而禽弥之。苟非有过人之精神毅力，则不能抱持其所学，以立于此棼乱暗黑之世界。故经周末兼并之祸，重以秦皇焚坑一役，而前此之道术，若风扫落叶空卷残云，实诸学摧残之总原因，儒学与其他学共之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焚书坑儒的态度，虽然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是单单针对经书和儒生进行的，而是为当时的政治而服务的，但是他对秦始皇的这种过激的做法，也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秦始皇其实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应该采用轻缓的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儒生们的态度，这样或许大秦帝国也就不会二世而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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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威武不能屈”
自古以来，儒学一直被人们所议论，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一直被统治阶层奉为“治世宝典”，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确实对社会的安定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代，也屡有人提及儒家和儒学，虽然儒学已经逐渐没落了，但它的影响依然还在。
梁启超就对儒学颇有研究，并从客观角度对儒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文学革命者都在积极地推行新文化，推行白话文，他们倡导打倒孔家店，号召大家批孔反古。认为儒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应该完全抛弃掉。他们认为既然想要新文化逐渐发展起来，那就要舍弃掉旧文化，尤其是儒学。而梁启超则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新事物完全是好的，旧事物完全是坏的，也不能说今完全是对的，古完全是错的。在他看来，古今新旧，并不是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
梁启超认为，一切学说，都可以分为两类，之所以分为两类，就是因为它们所具备的时代性不同。许多学说，经常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导致价值出现一定的损益。在梁启超看来，符合时代发展的，就可以采用；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就暂时不取用，这样才是正确对待学说的做法。
在梁启超看来，儒学中的很多观点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十分适用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而其最推崇的莫过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他看来，这三点正是儒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只有做到这三点的人，才是大丈夫。自古以来，有很多能人志士都能做到坚持己身，即使面对生死危局也依然毫不屈服。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就是这样一位“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唐明皇开创开元盛世之后，唐朝的国力达到历史的顶峰，此后，唐明皇便怠慢朝政，宠信奸佞，以至于后来爆发了危及唐朝统治的“安史之乱”，自此，唐王朝由盛转衰。各地节度使纷纷趁乱兼并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这就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代宗死后，他的长子李适即位，史称唐德宗。唐朝历代皇帝都想结束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德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就接连颁布政令，企图削减藩镇的势力，不料却引起了叛乱。于是，唐德宗派兵讨伐，但是，强势镇压不仅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反而扩大了叛乱波及的范围。
公元782年，唐朝疆域中有五个藩镇拥兵自立，发生了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所拥有的势力最为强大。他将自己封为天下都元帅，直接挥兵攻唐。
五镇联合作乱，让朝廷大为震惊。唐德宗看到这种情势，忧心忡忡，这时，宰相卢杞向其献策说：“其实，这次叛乱对朝廷来说并没有多大威胁。皇上只需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阵前对他们进行劝告，甚至不用刀枪相对，就可以直接平息这场叛乱。”
唐德宗问卢杞说：“那么派谁去最合适呢？”
卢杞推荐已近耄耋之年的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唐德宗立即准许。
唐德宗时期，颜真卿在朝中是颇有威望的，是历经四朝的老臣。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他在平原郡担任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唐王朝的大部分郡县均被叛军占领，但平原郡因为有颜真卿带领士兵誓死抵抗，所以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其他郡县纷纷响应，大家推举颜真卿为十八路勤王盟主。颜真卿率领十八路联军在抗击安禄山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唐代宗即位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因此，当时人们也称其为颜鲁公。
颜真卿为人威武不屈，十分正直，所以被奸臣所不喜，时常受到他们的陷害和排挤，只不过因为他是四朝老臣，素有威望，所以那些奸臣不得不表现得对其十分尊重。而当时的宰相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嫉贤妒能，并且心狠手辣，若有人对他有小小的忤逆，他就要置人于死地。他向来都对颜真卿十分憎恶，但在平时没机会下手，此次，趁着藩镇叛乱的机会，劝告唐德宗，让其派颜真卿去劝降李希烈，无疑是想借李希烈之手除掉他。
此时的颜真卿，已近耄耋之年。很多敬佩颜真卿为人的文武官员纷纷出言劝阻，让其不要上卢杞的当，他们知道，以颜真卿的性格，去了敌营十有八九就回不来了。但是，颜真卿却毫不在乎，仅带了几名随从，便驾车前往淮西了。
李希烈素来敬仰颜真卿的为人，听说朝廷派其前来劝降，虽然不欲置其于死地，但还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因此，在接见颜真卿的时候，命令他手下的将领和他的义子率领一千多将士将大帐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颜真卿到来之后，刚一开口，想让李希烈不要一错再错下去，谁知那些兵士就纷纷冲了上来，扬起手中的刀枪，摆出阵势，扬言要将其乱刀砍死。谁知颜真卿面无惧色，毫不畏惧，一直对着兵士们冷笑。
李希烈看到这种阵势吓不住颜真卿，于是也不欲过于为难对方，所以命令部将退出大帐。
接着，李希烈命令士兵将颜真卿送到驿馆里休息，并好酒好菜招待着，企图用这种方式慢慢软化他。
过了几天，其余四个藩镇的叛贼头目纷纷派遣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并纷纷劝其即位称帝。李希烈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荣登大宝的日子不远了，于是摆下宴席招待前来传话的使者。期间，李希烈想让颜真卿看看其他四镇拥其称帝的场面，并让其他使者劝其归降自己，于是就将其请到了帐中。
叛镇使者见到颜真卿之后，纷纷向李希烈祝贺，连称其即将称帝，就有贤才来投，他们还说：“颜鲁公的威名早有耳闻，见面更胜闻名。如今李元帅即将称帝，颜鲁公来到这里，就不愁没有合适的人选当宰相了。”
谁知，颜真卿眉毛倒立，对着四个使者破口大骂：“狗屁的宰相，我不稀罕！老朽已近耄耋之年，已近活够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会受到你们的诱惑吗？还用害怕你们的威胁吗？”
四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威势吓了一跳，于是不敢再声张，缩着脖子退出了大帐。
李希烈素来仰慕颜真卿的为人，不想因此而杀他，但又没有其他好办法，所以只好再次将其囚禁起来，派兵日夜监视，防止颜真卿逃跑。期间，看守颜真卿的兵士们在其居住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将其扔进坑中活埋，但颜真卿依然不为所动。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直接说道：“何必拐弯抹角呢！我是不会投降于你的，所以我的生死也就定了，不用在对我威逼利诱，或者恐吓了。直接把我砍了，一了百了！”
一年后，李希烈在汴州自立为帝，年号武成。随后其派部将再次威逼利诱颜真卿，劝其归降。兵士们在囚禁颜真卿的院子里，架起了柴火，在上面浇满了油，恐吓颜真卿说：“如果你再不投降，我们就将你活活烧死！”
谁知，颜真卿二话没说，直接向着柴堆走去，然后纵身就往里跳，叛军的将士们见其不怕威胁，只能将其拦住，向李希烈汇报了这件事。
李希烈想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依然没能让颜真卿屈服，归降自己，最后他失去了耐心，便派人逼迫颜真卿自尽了。
颜鲁公所表现的不屈精神，就是儒学所讲的“威武不能屈”！这是人的德行品质的崇高体现。梁启超对这种行为颇为赞赏，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人，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崇高品质，如果可以培养出这种品质，中国人将变得空前团结，中国的伟大复兴，必然可以尽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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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浩然之气
梁启超在其著作《为学与做人》中曾对“浩然之气”做了很好的诠释：“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知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而孟子所说的这段话，大意是：浩然之气，是一种最为浩大最为刚正的气。如果在行为上做出问心有愧之事，那么这种气就会萎缩。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理亏，那么纵然是面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能不害怕吗？自我反省，如果觉得自己行得端做得正，那么纵然是面对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自古以来，但凡有正义感的文人墨客，都对孟子的“浩然正气”十分推崇。梁启超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因此身上颇有一种中国读书人特有的性格，所以其常怀凛然正气，只要是义之所在，虽然前路艰险，坎坷满布，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
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梁启超就准备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抨击帝制的不合时宜性，痛骂袁世凯。而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袁世凯就曾派人给梁启超送去二十万大洋，让其不要发表这篇文章。谁知梁启超不但拒绝了袁世凯送上的巨款，还将文章抄录一份，送给袁世凯。袁世凯看后十分生气，声称：“你已经在外流亡十几年了，这种滋味想必你已经尝够了，如果你非要发表这种文章，那么我不介意再让你重新体验一下流亡的滋味。”谁知梁启超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反正我已经对流亡很有经验了，再次流亡国外也没什么，只要不在浑浊的空气下苟且偷生就好！”
梁启超的这种不畏权贵，大义凛然的气概，受到后人的敬佩。其实自古至今，泱泱华夏，从来都不缺少这种大义之士。南宋丞相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天祥海丰兵败被元军俘虏之后，亲眼目睹了厓山海战，宋军大败的场景，坐北朝南大声恸哭。此时，元军统帅张弘范召集将领，准备为这次的胜利庆功，因为其钦佩文天祥的忠肝义胆，所以将其请来。酒席上，张弘范十分诚恳地对文天祥说：“如今大宋已灭，丞相可谓是拼尽全力了，已经尽到了身为臣子的最后一片忠心。只要您肯归顺大元，想必世祖依然可以让您身居相位。”
文天祥满脸悲戚地说道：“虽然已经国破家亡，但我依然是大宋的臣子，我没能挽回败局，已然有罪，怎么还能苟活于世呢？”
张弘范一再好言相劝，但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只得遵从上命，将文天祥送往大都。
几经辗转，半年之后，文天祥终于被送到了大都，元世祖亲自下令，将其安置在上好的住宅中，用上等的饮食招待文天祥。过了几天，元朝丞相博罗让宋朝归降的官员留梦炎前去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对背叛家国的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在看到留梦炎之后，十分气愤，破口大骂，留梦炎自知无颜面对文天祥，所以灰溜溜地离开了。
元世祖看到在短时间内文天祥不会归顺元朝，所以将其押送到兵马司，对其实行囚犯式待遇，让其尝尝囚徒生活。一个月之后，元朝丞相博罗将文天祥从大牢提了出来，亲自审问。
随后，文天祥被押到了枢密院，博罗一脸凶狠地注视着文天祥，但文天祥目不斜视，腰杆笔直地走到博罗近前。旁边的士兵让文天祥跪下答话，但被其拒绝了。博罗恼羞成怒，让士兵齐上，将文天祥扭倒在地。
博罗居高临下地喝问文天祥：“归顺大元，不仅对你既往不咎，还有高官厚禄封赏。不降，则死！”
文天祥十分淡然地说：“自古至今，朝代更迭之时，屡有旧朝大臣遭到屠戮，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身为大宋的臣民，当随国家的覆亡而死，如今国已不在，我只求速死！”
眼看审问出现僵局，博罗害怕误了大事，因此想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于是他便问道：“自古至今，屡有朝代更替，产生的帝王也有不少，你身为宋朝状元，可知共有多少帝王吗？”
文天祥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前人和今人所著的十七史（指《史记》等关于历史的书籍），对帝王纪事均有记载，应该从何说起呢？我并非应考之人，没心思与你们闲扯。”
博罗被文天祥数落一顿后，自讨无趣，于是就对文天祥的一些行为进行了抨击，说其也不过如此。文天祥一条条据理驳斥，使得博罗哑口无言。最后，他视死如归地说：“既然我已经落在了你们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废话呢！”
听闻此话，博罗大怒，让士兵将文天祥押回兵马司，等待处决。他添油加醋地将文天祥的话向元世祖转述了一遍，建议元世祖杀掉文天祥，但元世祖担心杀了文天祥会影响民心，因此没有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