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囊括了全部的四枚金枚。假如抛去这四枚金牌，中国在其他项目上夺得金牌总数与洛杉矶奥运会相比，实际上中国体育在走下坡路的趋势。最让国人难以起齿的是，16枚金牌中居然没有一块是由团体项目夺得的。而另一些传统优势项目和计划内夺金牌的项目，如游泳、体操、羽毛球等，则大部分落空。金牌大户的游泳和体操，中国各得了一块；而传统优势的羽毛球，中国只得了一块金牌。如果在这些项目中，中国运动员都有起码过得去的斩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金牌总数超过20块，甚至追上和超过德国，跨进奥运金牌三强的行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与奥运三强失之交臂呢？
有人把这一失意，偏颇地归结为裁判有失公允所造成的，其实不然。当我们用客观的态度反思中国体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体育发展进程的道路上，远不只一个裁判问题就能涵盖的。比如：运动员的心理负担过重问题、体制问题、竞赛与大众体育运动的矛盾问题、体育与科技问题、运动员的个人素质问题等等这些，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体育战车前进的隐患，也是中国这架体育战车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至今忘不了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王义夫最后一枪的悲壮一幕，王义夫倒下了。王义夫以0.1环之差与这枚金牌失之交臂。在这最后一枪之前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对手在内，没有人对王义夫再摘气手枪这块射击金牌产生怀疑。可是，最后一枪，王义夫只打了6.5环。这一糟糕的成绩，让一直紧随他其后的意大利运动员迪东纳感到意外，以至，当他以0.1环的优势摘取这块金牌的时候，脸上并没有太多的笑容。因为他明白：对于像王义夫这样的选手来说，6.5环绝不能代表他的水准。
随后，一辆救护车把王义夫送进了医院。王义夫的颈椎病和低血糖病在这个关键时候又犯了……对于王义夫，我们无可指摘，因为他是被中国射击队抬着上了飞往亚特兰大的飞机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射击队为什么要抬着一个病人飞往亚特兰大？这是否与诸侯帐下“廖化为先锋”的窘状有某些相似之处呢？
赛后曾有人说，王义夫是为了报效祖国才带病征战的。不管王义夫的出发点是何等伟大，但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王义夫为国出力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射击队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去实现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开门红。倘若中国射击队像中国乒乓球队那样人才济济，王义夫即便是有这种气壮山河的报国之志，恐怕也不会让他担当此任。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王义夫这一枪，不仅仅关系到计划内的一块金牌，更重要的是整个体育代表团能否打响第一枪。它关系到士气、军威以及整个代表团的成败。据王义夫后来回忆说：当时，前半段打得蛮好的，只是到了后半程体力消耗太大，再加上休息不好，每天晚上均睡不安宁，经常是凌晨3点多才能入睡……可见，当时的王义夫心理压力是何等的巨大。如果王义夫仅仅是为了完成计划内的一块金牌，而不是背负整个体育代表团“打响第一炮”的重任，还会出现亚特兰大狼溪射击场上王义夫“英勇就义”的那一幕吗？如果我们的体育对运动员少一些政治要求，让他们回到体育竞技本身意义上来，还会出现中国体操队纷纷失误的场面吗？
我们至今仍记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朱建华最后一跳落杆时的痛苦表情。有人说，朱建华心理太脆弱了，可是有谁知道当时的朱建华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出征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媒体把这块跳高金牌已经装进了中国人兜里了，以致21岁的朱建华在临赛前的那天晚上，突然失眠了。对于21岁的朱建华来说，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当一个孩子一旦要肩负起“为国争光”的重任时，他还能无忧无虑吗？据朱建华赛后讲，当时如果有地缝的话，他真想钻进去。一个21岁的孩子，为了祖国的荣誉以致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背着如此重大的压力，他还能成为一个飞人吗？国家培养运动员当然是为了为国争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口号提出来的时候，必然会给运动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正确地处理好，那么王义夫的悲壮不可能就此休止。
中国运动员的心里压力过重，一直影响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电视上我们没有看见别国运动员因病被抬出去的场面。外国运动员比赛时，嘴里咀着口香糖，给人感觉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可是人家在夺金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含糊，该夺的全夺了，夺不了一耸肩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无须向他们的奥委会写检查，因为他们不隶属于奥委会。中国运动员当然不同了，他们是国家培养的，国家培养他们就是为了拿金牌，拿不了金牌你是干啥吃的。因此，当我们的运动员拿了金牌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荣誉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而一旦拿不了金牌，他们则说另一句话：有愧于党和人民的培养。运动员在竞技上的比赛过程实质上演变成一种感恩的过程。这种感恩的过程，无形中给运动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毫无疑问，这是两种不同的体制造成了运动员两种不同的心态。而在西方，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有一名心理医生。遗憾的是，我们又没有一支心理医疗队。多年来，我们太过于相信政治思想工作能产生巨大无比的精神动力。殊不知，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帮运动员过心理关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心理压力过重，看似是运动员自身出了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糟糕体制下必然产物。中国国家体委属于政府机构下属的一个正儿八经的行政部门。在西方，体育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太多的瓜葛。西方领导人很少掺和体育。中国不同，只要比国家体委主任大的官，谁都可以高瞻远瞩地指导一番。他们的一些话，不管正确与否，不管与体育运动自身规律是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也往往成为指导国家体育运动的指南。领导人说，三大球要打翻身仗，排球是突破口。于是，我们就开始抓排球。女排拿了世界冠军后，我们便把那位领导搬出来，缅怀一番。领导人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于是，我们就接二连三地选派“健力宝”青年队留洋深造……若干年后，中国足球队真的冲出了亚洲或者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时，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某个领导人当年即兴感慨的话和中国足球队一起写进我们的体育史呢？由于中国体育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国家体委从来就没有一个自己的明确主张，总是跟在政坛人物后面马首是瞻。说穿了，体委主任还是个官！
既然国家体委下属的机构是一个行政单位，这就决定了指令性的因素在左右中国体育。他们一面高喊把中国体育推向市场，一面紧攥着中国运动员的生杀大全。这种矛盾心理，毫无疑问是阻碍中国体育腾飞的罪魁祸首。由于他们自身改革的不彻底性，常常在关键时刻“一杆子插到底”，使得一名教练在对一名运动员的任用上往往不知所措，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某个教练员固执己见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运动员，成功了固然没事，要是因此丢了金牌，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无情的打击。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太多的深刻教训，教会了教练员们在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时，往往不自觉地偏向于那些在领导眼里保险系数大一点的运动员。选派王义夫是不是出于这种动机呢？但王义夫又确确实实是不可替代的！中国射击队这种窘状，显然与我们这种不健康的机制有关。而这种体制最大弊端是安于现状，使得我们一些年轻运动员很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再加上我们的体育机制又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国家队队员是通过这种机制层层选拨出来的，成不成反正都是他了。所谓奥运会选拨赛，实质上成了“国”字号运动员的热身赛，很难从真正意义上选出更优更强的运动员参加，而基层年轻有才华有运动员则更难关照到。由此可见，王义夫“英勇就义”狼溪射击场实属再自然不过了。最糟糕的是，国家体委的老爷们硬是把这种病态的选才模式错误地认定为——新时期的“金牌战略”。
乍一看，这一美名确实让中国人鼓舞，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把重金压在少数人身上的做法，实属一群赌徒的行为。压着了，他们可以大书特书，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然后，堂而皇之地以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走进人们的视野。压不着，他们则说改革的力度还不够。事实上他们永远有理！当然，他们很少有压不着的时候。参加四届奥运会以来，除了汉城奥运会他们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以外，其他三届他们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原因很简单：开赛前他们总是低调处理，把夺金牌的可能压至最低限度，并冠以理论推测，可实际上每届拿回来的金牌总数都比赛前预测的要多好几块甚至多了一半以上。这么大的悬殊，难道真的他们心里没数吗？不然，他们是在不断地制造“胜利游戏”，用这种“游戏”来掩盖他们的无能，从而赚取国人对他们的信任。然而，正是他们使用这种不知廉耻的伎俩，使得我们的金牌总数徘徊不前，国人的“奥运”三强梦一再破灭。
“金牌战略”的另一种恶果，就是导致中国体育的“温室效应”。他们把几拨人集中在一起，进行封闭式训练，然后原封不动地拿到竞赛场上比试。外国运动员在比赛中训练，中国运动员在训练中比赛。前者容易在大赛中超常发挥，而后者容易在大赛中失误，差别就在这里。因此，当我们看到李小双、林莉、莫慧兰、刘黎敏还有那个倒霉的王义夫在亚特兰大奥运赛场上纷纷失误痛失金牌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偶然，应该看成是一种体制下的必然！
当然，“金牌战略”的致命恶果，在于毁掉中国体育。它毕竟是一种短期行为，其中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的主观色彩。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时下一句很时髦的经济术语——泡沫经济。
谁都知道，中国乒乓之所以20年长盛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较为广泛的乒乓球运动基础。我们无法能够准确地统计出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会打乒乓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任何一个厂矿企业和象模象样的学校起码都有乒乓球体育运动设施。这么一个庞大的基层，选十几个人还是一件轻儿易举的事吗？反观其他体育项目，没有一个能达到像中国乒乓球那样有这么高的普及程度。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这样一个朴素得连少年儿童都知道的道理，国家体委的老爷们却依然做着丢掉西瓜去抢芝麻的蠢事。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中国的自行车最普及，为什么自行车竞赛水准还那低呢？
请问，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自行车是交通工具还是体育锻炼设施？如果中国有那么多老百姓骑自行车不是为了上班而是为了锻练身体，那么中国自行车竞技水准还能低吗？说到底，“金牌战略”是发展少数人的体育，与体育走向大众化是相悖离的。它的威害，将直接导致中国这架“奥运”战车，不会走得太远。
有人说，如果把奥林匹克比作一架战车，那么这架战车上的能源毫无疑问是体育科技。不管这一比喻正确与否，一个铁的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来临。事实上，科技与体育联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当中国的教练员像老农选牲口那样选运动员苗子的时候，美国人已经用电脑科学选材了。我至今记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一段花絮：一名美国游泳运动员在夺得金牌过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教练扔进了水里，而这名游泳教练掉进水里过后竟然大呼救命。原来，这名教练是只旱鸭子。游泳教练不会游泳？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但我还觉得这是一个谜。后来，《中国体育报》上的一则消息，帮我解开了谜团。原来，这位教练是通过计算机的帮助，成功地训练出世界冠军的。
笔者对机算机这玩艺知之甚少，但我知道，今天社会，计算机是一件无所不能及的工具，好多东西只要跟计算机一结合，立马让人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然而，在那个时代，至少中国体育界不相信这个神话。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有位外国电脑专家曾撰文说，我国天才跳高运动员朱建华能跳过2米45的高度。这篇文章在当时中国的命运，如同痴人说梦。即便朱建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失利之后，这篇文章也没能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我们甚至用我们的胜利来嘲讽电脑的机械，这一典型战例当然引自中美女排之战——即袁伟民的人脑战胜了塞林格的电脑。但美国人不这么认为，中美女排大战结束后，美国女排顾问电脑专家艾里尔曾不无抱怨地说：“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要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定可以战胜中国队。当时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中国队的进攻和防守模式了……”
遗憾的是，艾里尔的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警示。也许艾里尔是一位失败者，在我们这个“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国度里，艾里尔的话当然没有足够的分量，倘若美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战胜中国女排，是不是能给中国体育带来一股“冲击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