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1859年作了在他漫长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公开讲话，他说：“音乐像是一道霞光似的突然照亮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感到有某种力量出现。这既是‘缅怀往日的感觉’，又是‘热切地回想某种幸福’……”我，就有过这样一次强烈的精神体验，那是在“文革”中听马勒的《第四交响曲》。
1966年的盛夏是一个恶冷的酷暑，凝固的空气窒息得连音符也流动不了；那唯一流动的就是街头巷尾红卫兵的“造反歌”、“语录歌”和呵斥声、皮鞭声……
音乐离我而去。偶尔，“音乐从我耳边飘过，就像邮差送来了一封不属于我的信。”（艾略特：《西班牙吉卜赛》）一天，红卫兵押送我回家，要我一面喊：“打倒陈钢”，一面在家门口贴上用同样口号写的标语。路上，车轮滚滚，浊烟腾腾，我的全部信念，连同我的人格与尊严，一刹那间全被车轮所碾碎！此时，死神似乎在浊烟中悠悠忽忽地驾车逼将过来。我，真想永远停在车轮之下……
等一等，再听一次心爱的音乐吧！人间对我可留恋的除了亲人外，不也就只有她了吗？于是，我关紧房门，打开唱机，让马勒《第四交响曲》的乐声潺潺流出……
第一乐章。
引子中一串清澈的铃声，像是闪耀着的生命火花；如歌的主题，“非常愉快，但又相当忧郁”。
“非常愉快，但又相当忧郁”，这句乐曲的表情注脚，使我想起作家白桦的一篇描写音乐的文章：“混合着痛楚的愉悦！不是吗？我们的青春，就像共和国的青春一样，充满了美好的冀求和乌托邦的幻想，可希望之路上却密布着阵阵恶浪和道道险礁。不是吗？在我们无邪的心田中，只播种过春天的种子，却不知道春天的胸脯里还梗有冬日的枯枝。不是吗？谁都说1966年的6月是革命的盛夏”，可心里却全在低诵朗费罗的诗篇：“啊，漫长阴郁的冬天，呵，凛冽残酷的冬天”——这，就是怀着“混合着痛楚的愉悦”，也就是“非常愉快但又相当忧郁”特殊心态的我们这一代。当然，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第二乐章像是魔鬼的狞笑。
马勒是这样叙写这段音乐时的心绪的：“使我惊奇的是，我清楚地看到我已经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王国，好像在睡梦中，一个人想象着自己在天堂的百花园中漫步，而突然间这一切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发现自己处身于恐怖的地狱中……”马勒在这里将一支独奏小提琴调高了一个全音，用这种“绷紧的弦”造成的特殊音色，再现出中世纪古提琴的音响，它如同圣桑的“骷髅之舞”一样，像是死神在拉锯它那把大声吼叫的提琴……
我们不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噩梦吗？戏剧学院的“狂妄大队”，在“老朽滚蛋”的口号声中，横扫电影厂、音乐学院……将一尊尊中国艺术殿堂的至宝踩踏在地，发出魔鬼的狞笑。他们憎恨音乐，惧怕音乐，因为“魔鬼不能忍受音乐”（马丁·路德）；可是，魔鬼的狞笑是短暂的，到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第三乐章是一曲长歌。
长歌唱天下。
悠悠漫漫的长旋律勾画出智者的苦难心路，又轻轻地抚慰着断肠人的斑斑伤痕。马勒讲过，他的音乐都是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当大地上还有别的生灵在受苦遭难，我又怎么可能幸福呢？”而我，也是用颤栗的心去倾听这段音乐的——每天，当我拖着受伤的灵魂、疲惫的身躯和沉重的步伐从牛棚回家时，它都要为我倾诉、哀号；同时安慰我从绝望的峭壁上走向希望之路。就像菲锡德尼所说的那样：“对于一颗苦难的心，一曲悲歌是最美好的。”我真愿在这一曲长歌中长眠，只要这音乐不离我而去，也就像托富勒在《箴言集》中说的：“当悲伤沉睡时，请不要把它唤醒。”
这是我，一个1966年“牛仔”的“自白”。我的两位朋友——“牧马人”白桦和“放羊郎”赵鑫珊，也有这样的“同类体验”！
白桦就在那篇《混合着痛楚的愉悦》中写下了一段经历：1958年初，他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离开北京前，指挥家李德伦请他去听中央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我是在绝望中去寻找‘悲怆’的，但我得到的却不仅是‘悲怆’。在慢板乐章停止之后，我哭了。哭泣着走上积雪的长安街，我真的意识到我是一个被紧紧拥抱的人世抛弃的孤儿，但我朦胧间觉得还有另一个永不舍弃我的世界。……”
无独有三。哲学诗人赵鑫珊曾在辽西度过六年牧羊生涯，与他孤影相伴的只是贝多芬的音乐；而在他告别了散落在山坡上的羊群和紫罗兰，回到北京后，却在一家胡同里突然听到了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我哭了——眼泪和心泪一起流，流在心底，点点滴滴，不能自止”。他就像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中的苏贝那样，当夜间走过一座教堂时，突然被那赞美诗音乐深深震撼了心灵。“一股迅疾而强有力的冲劲，促使他要向坎坷的命运去斗。他要把自己拔出泥淖，他要重新做人，他要征服那已经被控制了的邪雾……庄严而亲切的风琴乐调使他内心有了转变。”
我们仨，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成了一个“牛”，一个“马”和一个“羊”；而那些仇恨音乐的人倒反而成了人上人，这算是什么世道？——不，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人！
第四乐章是一首哲学抒情诗和一幅壮美的宗教壁画。
歌曲是马勒交响曲的种子与草稿。马勒在这个乐章中引用了他的歌曲集《孩子们的神奇号角》中一首叫做《天国的欢乐》的歌曲。歌词所描述的是农村穷孩子们幻梦中的图景——他们获得了各种丰富的食品，而且都是由圣彼得、圣路加寺圣徒亲自为他们置备的。女高音用祈求和抚慰的语调唱道：“欢乐的天国生活多美好，俗世不再使我们烦恼，一切全都是如此清静、平和，人间的喧哗这里再也听不到。”
我们当时不是都像那些农村的穷孩子吗？我们何止是忍饥挨饿？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哪敢奢望什么“天国的欢乐”，祈求的只是少受些侮辱与虐待。我们需要寻找，寻找自己的精神堡垒。
贝多芬说，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在贝多芬心目中，上帝即崇高、即理想、即真善美，也即无限的泛爱、博爱和大爱！上帝，就是贝多芬一再说的“精神的王国（das geistige Reich）是最值得去爱的王国”。而贝多芬通向上帝的路就是“通过黑夜迎向光明——通过搏斗走向胜利”之路。宗教，在这时是一种摆脱现实，回到内心的精神力量；是希望所寄，理念所系，也是梦幻和情愫的化身。正像理查德·贝克在《音乐的魅力》中说的那样：“作曲家渴望在狂热的宗教信仰和孩子般的单纯中求得解脱”。贝多芬如此，马勒如此，6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无二般。
……
在听了马勒的《第四交响曲》后，我仿佛受了次音乐的洗礼。我试着从生活的泥淖中拔将起来，让灵魂获得解脱与升华。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么好的音乐活下来吗？难道马勒的音乐不是为了让我们走向胜利而是让我们走向死亡吗？
车轮滚滚，浊烟腾腾，我昂着头走过街头……
马勒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