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受人指责并奋而抗争的历史有时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它在美国和西方世界是“革命”的象征，是“共产党的阴谋”；而在真正“革命”的国家眼中，它却被斥责为“没落”的典型，是“资产阶级的下流货”。
在西方的各种反动势力眼中，摇滚乐的革命倾向是张狂的，而这种张狂是源于共产党有组织的控制和操纵。此一说法的集大成者，无疑是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基督教十字军著名牧师大卫·诺贝尔。１９６５年，他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催眠术与“披头士”： 共产主义利用音乐的解析》。这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摇滚乐是苏联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暗中败坏美国青年，使他们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衰。“控制论战争是最重要的武器，我们可不能制造出神经受阻的后代。把你的‘披头士’和摇滚乐唱片扔到垃圾堆里去吧，我们一直无愧于基督教国家的称号，别让那四个留着乱糟糟头发的垮掉派损害我们后代的情感和智力，并最终损坏我们的国家。”基督教十字军的创始人比利·詹姆斯·哈吉斯也随声附和道：“以‘披头士’为代表的垮掉派的一伙就是共产党的一伙。”也正是在１９６５年，美国政府下令在欧洲的美军基地严禁播出摇滚乐，因为其中包含了明显的反战因素。
１９６６年，所谓“让自由鸣响”的电话录音祝词活动又从美国印第安纳州传遍了全国，这个由恶名远播的“约翰·伯奇协会”发起的活动称摇滚为共产主义的音乐，认为美国青少年正持续地处在一种“潜在的破坏活动”的狂轰滥炸之中，这种破坏活动“是以‘披头士’式的音乐的一片嘈杂之声”为主要标记的。这一录音还认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一种用“高音破坏计量器”制作的音乐，其中明显包含着一种规律性的节奏，它可以在青年人中产生可怕的影响。就是这种摇滚乐会使青年疯狂并造成歇斯底里。“伯奇协会”还由此下结论道，这就是共产国家要在自己国家里严禁摇滚，却要花费精力在美国推广它的原因所在。“伯奇协会”的录音还举“披头士”为例说：“‘披头士’和其他千千万万喜欢他们的人在一代美国青年之中造成了一场真正的音乐垃圾大泛滥……大多数为人父母者似乎乐于不去觉察这种音乐的疯狂性，但是另一些父母则震惊于他们的女儿一步步跨进催眠式的狂热，迷醉于那些长头发的邋遢鬼，这帮人有着浓浓的鼻音，尖声怪叫，四处乱敲，是一堆古怪声音的混合体，对任何一只有点自尊心的猩猩的耳朵也是一种侮辱。”
１９７０年，一个叫约瑟夫·Ｒ·克劳的前爵士乐队成员宣布，“披头士”、“杰弗逊飞机”、“大门”、“满匙之爱”、“小脸”等乐队“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全世界煽动革命”。在“礼仪复兴运动”的集会上，克劳认为摇滚乐是“有节奏的宣传”，是用来推动“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宣传和对“毒品、破坏、革命与乱交的赞美”。
一时间，“披头士”的《回到苏联》，“满匙之爱”的《革命６９》被意识形态敏感症患者视为大阴谋的证据。鲍勃·迪伦向来受伍迪·格思里、彼德·西格尔这类“共产党人的不良影响”，而保罗·麦卡特尼在流言之中则成了共青团员……
正如我们在“革命（一）”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摇滚的确有“革命”的一面，但这绝非什么“共产大阴谋”。然而即使是美国官方，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阴谋论”。还是在１９７０年，尼尔·扬推出了一首新歌《俄亥俄》，其内容是有关四名在肯特州州立大学被美国国民警卫队射杀的大学生的惨死，这首歌在绝大多数电台遭到了禁播的命运，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由此公开指责摇滚乐是反美的。１９７２年１月，美国参议院内务安全委员会则就列侬和大野洋子提出了一份报告，分析列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与激进分子的关系。其结论是：“披头士”乐队“一向是‘把尼克松拉下马’计划的热烈鼓吹者。
”一位委员认为激进分子们有一套计划，就是在每个要进行预选的地方举办摇滚音乐会，其目的是煽动年满１８岁的大学生们踊跃参选，以推动立法使大麻合法化，并为其政治行动打下动员群众的基础，而且激进分子举办这类集会的王牌就是列侬。内务安全委员会既担心此类集会会替“新左派”们筹集到大笔金钱，又担心此类集会动员起更多的人到即将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去引发冲突。于是，该委员会为“防患于未然”，建议“终止列侬的（在美居留）签证，以作为一种反击策略”。列侬虽然因此而未再出现在１９７２年的任何摇滚乐现场演唱会上，但他和洋子在该年推出的《从前在纽约》中的确充满了政治气息，其中既有关于黑人斗士安杰拉·戴维斯、“黑豹党”头领约翰·辛克莱的词句，也有关于监狱政治和爱尔兰问题的歌曲。但１９７２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列侬的调查还是终止了，他们最终认为列侬并不构成真正的政治威胁，因为列侬“在革命行动主义者眼中是懒散迟钝的，而且他似乎已为纽约激进分子们所排斥”。（列侬被左右两翼同时仇视和冷落是我们在“革命（一）”一章中分析过的他那种“革命”态度的必然结果。）由此，列侬也不再被视为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也许，在有关摇滚是“共产大阴谋”的浪潮中，最给人启示的是包里·麦杰尔演唱的《破坏前夜》一歌。这首歌所表达的无非是６０年代中普遍为青年学生所持有的观念，即必须改变世界，否则它会循着核战争、暴力和仇恨而走向自我毁灭。大卫·诺贝尔又拿出了他那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警惕性，就此而挥就了又一本论述摇滚是共产主义工具的小册子《节奏、骚乱与革命》。他的结论是，《破坏前夜》“显然是要在我们的青少年中灌输恐惧和绝望。‘核子屠杀’、‘按纽’、‘世界末日’及类似词句都是想诱导美国公众向无神论的国际共产主义投降”。
因此，当这首歌进入排行榜前１０名后，许多电台下了禁播令，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及其下属所有电台。英国广播公司也拒绝播放，表面理由是“不适于在公共场合播出”。一些广播电台的经营者认为“娱乐媒介”不应成为“宣传工具”，还有人发问道：“如果这首歌成了第一名，敌人们会怎么想？”
一些保守组织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向广播业寄发要求实行大抵制的签名信运动。“保守行动公民协会”、“回归保守主义青年共和党人”向联邦电信委员会控诉该歌曲违反“公平经营原则”（即电台须为辩论双方提供同等机会），因为一首用来“应答”《破坏前夜》的《改正黎明》从来就未被播出。事实上“公平经营原则”与摇滚乐这类事务风马牛不相及。
更有意思的是Ｒ·瑟奇·丹尼索夫随后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他让１８０名听过这首歌的学生对其歌词作一描述，结果只有３６％的学生写对了这首歌的大意。丹尼索夫的结论是：“似乎连抗议歌曲也首先是被当作娱乐手段，而不具备那么多的政治含义。”
然而，并不是大家都那么想，就在摇滚乐被视为“共产大阴谋”的同时，它也常被意识形态的有色眼睛视为法西斯主义。其中最为有名的是１９６８年阿尔伯特·戈德尔曼的比喻，在当年的《纽约时报》上，他将贾格尔比作希特勒，将“滚石”的演唱会视为纳粹集会。他感叹，那些站在椅子上将手臂伸过头顶握拳高呼者具有“多么纯粹的纽伦堡风格”，他们将全身心投入在演唱会上的贾格尔身上，一如党卫军们“将眼睛、耳朵、灵魂集中于元首身上”。１９７９年，“吻”乐队也在德国陷入了一场冤狱之中，由于“吻”（KISS）的结尾是两个“Ｓ”，而且其广告明信片和Ｔ恤衫上突出了这两个“Ｓ”，一些德国政治家便视之为纳粹的标记。好几个州取缔了“吻”的唱片，而且在第二年的西德巡回演唱中，“吻”被迫取消了他们用过的标记。（直到最近，许多人还因“光头党”喜欢和利用摇滚而痛击后者，他们从来无视真正代表摇滚的世界一流歌手一直都站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德国排外的最前列。）
当然，最让人深思的还是摇滚在被西方国家痛打的同时，又被对立的另一方视为“资产阶级艺术”。
在东西对峙的岁月中，摇滚乐一开始便被苏联官方指责为“冷战武器”。１９５７年，堂堂的《真理报》就称摇滚为“西方堕落”的标记，类似摇滚乐的演出被严加取缔，从西方流入的唱片被强制没收。但各大城市中依然出现了模仿者。在莫斯科，一帮青年忍不住一试身手而被揭发之后，《莫斯科晚报》将摇滚乐斥责为“伪音乐”，并认为它对苏联青年会产生不良影响。《真理报》随后又发表文章，对这种模仿尝试大加谴责，并谆谆教导广大青年说，摇滚乐“是用演唱西方歌曲的方式进行腐朽及痉挛性音乐渗透的第五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