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就觉得，兰州这座城市有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息，当地俗谚云，“兰州地方邪，说龟就是鳖。”比如，过日子禁忌特别多，一言一动，甚至吃什么不吃什么，都能引起大人们的一番指责或恫吓，而大人们自己，也似乎个个寡言罕语，说出话来神龙见首不见尾，叫你摸不着头脑。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害怕，因为在他们的经验里，希望的事总是落空，担忧的事总要发生。后来渐渐明白，兰州地面，哪方人氏都有，汉藏蒙回无不穈集，而且教派繁多，关系复杂。从老人嘴里，偶然能听到血脖子教与关里爷、苏四十三血战华林坪，马五哥与尕豆妹、新兴教、随教汉人、西路军、民国十六年大地震、民国十八年大旱、血洗邱宅一类的传说，无不染着血腥气，而这些传说反过来就更增加了这座城市的神秘。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有一段话说：“汉代以后，汉族对于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兰州为极西之支撑点，即到现在，兰州仍然成为汉族在西北与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面言之，中国现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极限，仍以兰州为止。北过黄河，西过洮河以后，军政权力，尽在回族手中。”范公这番话虽说在一九三六年，对揭开兰州历史上的文化密码，却具有高度价值。
但兰州人也并不缺乏幽默感，有一首年代久远的谣曲，俏皮而无奈地表达了劳动者对苦难的反讽，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绝妙的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倘用沙哑的嗓子哼唱起来，定叫人鼻酸而笑：
走了个阿干县哪，买了个破沙锅，
试着去吃饭哪，倒把那嘴划破，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买了个破皮袄啊，虱子虮子多，
穿在了我身上啊，雀儿它来做窝，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娶了个大老婆啊，脸上的窝窝多，
买了一升面啊，倒搽去了一半多，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盖了个破房房啊，窟窿眼眼多，
鸽子来踩蛋啊，倒把那梁踏折，
哎世上的穷人多呀，哪一个就像我……
我觉得，兰州城的性格，就像它那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样，晨与昏，夜与昼，骄阳与大雪，旋风与暴雨，反差十分强烈；又像皋兰山与黄河的对峙一样，干旱与滋润，安静与狂躁，父亲与母亲，对比极其分明。这里既有最坚韧、最具叛逆性、最撼天动地的精神，也有最保守、最愚昧、最狡诈、最麻木、最凶残的表现。马化龙、马明心、苏四十三们的伟大的殉道精神，已在张承志沉郁苍凉的笔下复活，虽然我早在几十午前就听过这些回族英雄的传说，却无力写出。作为西北人，我感谢张承志和他的《心灵史》。但我认为，哲合忍耶诚然是一种宗教精神，但它的根须却是深扎在西北的大漠中的，这里的人民不论传教与否，都曾表现出同样万死不辞的血性，这就不单单是哲合忍耶所能囊括的了。广为流传的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是民间艺人根据真人真事编唱的，老兰州人都会哼几句“马五阿哥的好心肠呀，羊肚子手巾包冰糖”之类。这故事叙述一对受封建宗法和门阀观念压制的男女青年，婚姻不幸，就不顾一切地“通奸”，向着阴沉而凶残的宗教势力挑战，遂招致了杀身之祸，终以“血脖子精神”喋血刑场。使我奇异的是，这故事中“性”的描写极为大胆野气，其反叛性的异乎寻常的决绝，中原文化恐不可能有此胆魄。但我又觉得，它的反叛精神是非理性的，自在的，原始的，带有一种可悲的封闭色彩。
大概就因为这一切，我十分看重皋兰山顶上建公园这件事，觉得它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兰州要超越，要登攀，要与山外世界对话，要升高立足点，打破万年的闭锁，汇入大时代的冲动。传说霍去病西征到兰州，正赶上黄河冰封，战士喝不上水，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皋兰雪满山”啊，他一怒之下跨上红鬃烈马，要冲到皋兰山外去，却没能上去，只在山根下用马蹄踩出了五眼清泉，遂有了名胜五泉山。这自然是传说而已。但民族英雄苏四十三反抗乾隆暴政，坚守在皋兰支脉华林坪，被切断了水源，他欲翻山突围而不可得，终于悲壮就义，可就不再是传说，而是史实了。传说也好，史实也罢，似乎都在证明，皋兰山不是那么好超越的。
到兰州第三天的深夜十二点左右，机缘来了。我们看完秦腔回来，司机小马忽然说，你不是想上皋兰山吗？走。我以为小马在开玩笑，半夜三更的，找死啊。然而，说话间车已窜出闹市，箭镞一般沿伏龙坪逶迤直上了。此时，不见有下山的车，夜在前方展现出一个庞大黑影，黑影的顶端有点点灯火在夜气里浮游，极为渺远。我们的汽车便向着这黑絮般的夜和星星似的灯奋不顾身地扑去，我想它远看一定像一粒萤火虫罢。虽然疾驰的车子左面不断闪出闹市灯悔，我哪里顾得上细看，只是屏住气，死死攥住扶手，直到攥出满手的汗。我决不是一个胆小鬼，走过很多夜路，但我要说，像这样紧偎着绝壁，下望着夜市，一边是命如悬丝，一边是赏心悦目，将死亡与闲适奇妙糅合的地方，在任何一个都市也难觅到。
蓦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的皋兰山重现在眼前，我又看见马步芳的骑兵沿山上临时公路昼夜转移。从山下仰望，可以清楚看见山腰间黄尘滚滚，万马攒动，每隔五分钟光景，必有一匹马同骑兵一起被挤翻下来，那只能是当场翻落摔死到山下。那时，不及六岁的我，就专门痴痴地清点着摔死者的人数。兰州战役是著名的恶仗，皋兰山支脉狗娃山战役，在战史上也很有名。我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当马家军一败如水，土崩瓦解时，马步芳神情黯然地对其子马继援说，我们由当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万人，又由现在的十几万人，回到原来的十几个人，真是天意难测啊。他好像怀着一种对自身命运和地域文化的秘密无力索解的遗恨。
的确，在西部，有些事是很邪乎、很不可思议的，譬如，河州有个叫摩尼沟的荒远村落，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它竟然培育并输送了近代以来统治西北的一大串政治首脑，尤其是主宰青、宁的所谓“西北五马”，除马鸿逵系河州西集人，其余的皆出其里，而耀武扬威了几十年的“马步芳军事集团”，最早也从这里起家。不过，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叫马占鳌的人联系在一起。此人名声并不特别彰显，但所起作用极大，他实在是西北的一个幽灵，少数几个改变过西北史的人之一。由于《心灵史》，人们爱谈哲合忍耶，其实更应注意的也许是马占鳌。如果说，哲合忍耶的领袖马明心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伟大的、不可企及的，那么，叛变者马占鳌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则是无节操的、投机的、阴郁的。然而，可怕的是，历史在很长的时期里，竟然选择了、肯定了、袒护了马占鳌式其自全之策。这就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马占鳌原是河州摩尼沟的一位回民领袖，又是一位道行颇高的阿訇，主要活动在清朝同治年间。由于他抑富济贫，敢作敢为，曾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威信。面对左宗棠的血腥镇压，他曾高张义旗，在新路坡一役，巧施“黑虎掏心”战法，打得左宗棠部损兵折将，鬼哭狼嚎，溃不成军。他的军事奇才，使左宗棠惊骇万分。就在他的反清事业如日中天，人望几达顶峰之际，他突然提出降清的叛变主张，不免惊呆了他的战友。他先是派遣本族的十公子到左营投诚，继而他自己披戴枷锁亲到左营请罪，并为清廷的征剿和屠杀出谋献策，于是深得左氏的器重与赏识，那丑态很像洪承畴、钱谦益之流。但历史好像并没有惩罚这个叛徒，反而由此奠定了他的家族基业，开创了一个马氏家族统治甘、青、宁的漫长时代。有篇文章说得好，“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地善终，而且由于他的青云直上，形成了此后七八十年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离奇的情况，一方面表现出马占鳌投机取巧、工于心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毒辣。”我感到，马占鳌其人虽已湮没无闻，但他那保守与狡黠、愚昧与精明相结合的消极的智慧，他的家族门阀利益至上的顽固意识，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是否并未完全散尽，至今还在暗中挽住历史的脚步呢？
过去常说陕甘不分家，又说青甘不分家，它们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陕甘传统中含有较多开放的、向内地文明靠拢的因素，但它却柔弱、苍白，青甘传统带有更为封闭、蒙昧、保守的游牧文化色彩，但它犷悍、蛮勇，更富于生命强力。青甘传统的实质是封建化、家族化、门阀化，当年马步芳、马鸿逵们的用人，就曾有“甘、马、回、河”之说，必须是同教门、同地域、同家族之三同者，方可信用。还有个金树仁，三十年代初期的新疆统治者，居然也是河州人。在此人治下，全疆一度是甘人的天下，当时谚云：“早晨学会了河州话，晚上便把钢刀挎”，意谓只要认了老乡，马上就有官做，其狭隘保守的程度可见。近代以来到建国之前，兰州似经历了从陕甘传统向青甘传统的倒退，直到解放后，这一倒退的态势才被遏制了。但这种封闭性，作为一种惰性的地域文化心态，一旦成形，要改造就恐非一夕之功。
十五公里提心吊胆的险路总算跑完，这辆无畏的汽车也终于在山顶的平坝上歇了脚，车里的几个人全都汗津津的，气咻咻的，好似狂奔的不是车而是人，大家相视而笑，笑意中藏着历险后的庆幸和宽慰。“看哪”，谁向山下遥指，紧张立刻转化为兴奋，发出一片惊呼。就在我们眼底，呈现出一片狭长的、璀璨的、深邃的灯光之海，宛若颠倒了的银河。灯光有白的、黄的、蓝的、橙的、红的，各个闪动着慧眼，于是，它们涌动着、呼吸着，如同有生命的潮汐。兰州并未睡着，愈是暗夜，它愈是光彩射目。黄河呢，这白昼奔腾不息的长龙莫非躲起来了？不，在两岸长串灯光的夹峙下，明显地有一条“黑河”，那就是她。我推想，在她的深渊，一定奔涌着黑色的、凶险的波涛吧。这时我才留意到，天上的星宿离我们极近，大有“扪参历并仰胁息”之感，再转身向南望去，好不吓人，但见夜暗里蹲伏着无数弓起脊梁的巨兽。同行的甘肃作家王家达告诉我，那是比皋兰山更高的马寒山峰群，要在黄昏时辰看，别是一种阔大气象。
夜深沉，寒气袭人，我却驻足山顶不愿离去。我在想，对兰州来说，皋兰山无疑是它的见证。四十六年前，马家军企图凭借天险负隅顽抗，终究不敌，兰州遂告解放。现在，古龙要彻底翻身了，古城要跨进现代化的门槛了，人们干脆在皋兰山顶建起公园，这太有挑战性和想象力了。一条龙紧锁兰州的历史结束了，人们已擒住了龙头，真正的驯化自然的时代开始了。我猛然觉得，此刻我登上的何止是山的峰顶，实乃一种精神境界的峰峦。回头一瞥，心头—惊，更高的马含山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兰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