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雷达自选集(散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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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行走的哲人

——关于余纯顺

近来,我临睡前的功课,是轮番品读两本书——《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我时而依照余纯顺的记述对照地图觅其踪迹,揣其境遇,为其担忧;时而被他描绘的自然奇观和人间至情所感染,与他一起欢笑一同掉泪。

对于余纯顺,现在社会上一般都拿他当探险家、冒险家看待,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他孤身负重步行,历时八载,走过了近八万里的风雨路程,所经历的绝境、险境,所忍受的饥渴、寒暑,以及多少回的命如悬丝,无数次的死里逃生,直到终于魂断罗布泊,都是常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更遑论亲身去践履。于是称他为“壮士”、“英雄”、“大探险家”的就很多。然而,将“壮士”一语用在他身上很确切吗?或者再加上一句“从肢体到心灵双重强健的壮士”,就准确了吗?“走西藏”一书的序是余秋雨写的,据说“余纯顺展览会”的前言用的也是此序。我则忍不住要感慨了,余秋雨的散文,一向以史述、传奇、知识的人情化和文化的观照见长,但个体生命的体验明显较弱,他的不大能感受余纯顺,也许是必然的。我认为余秋雨没能很好地理解余纯顺。不错,余秋雨对余纯顺敬仰得很,连呼“壮士”不绝,很有点像古代的书生见了黄衫客之类的大侠不断揖拜的样子,但却掩不住心灵的隔膜。余秋雨似乎没有注意到,余纯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价值主要不在探险,而在人文,在于从物化的威胁中寻觅并遨游于一片精神自由的天空。余秋雨还从余纯顺是上海人,为上海人增了光这一点做了发挥。其实这一点也不必过分渲染。上海的朋友根据余死后面朝东方,证明余对故乡的刻骨深情和至死不忘自己是个上海人;近来更有余纯顺纪念塑像在上海建成,这些都可以理解,地域文明和乡土观念往往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倘若以为余纯顺只是以身为上海人而自豪,或万死不辞壮行中华只是为了改善世人眼中的上海人形象,那可就太冤枉余纯顺,太缩小余纯顺的意义了。我倒想问一句:余纯顺既然那么眷恋上海,为何又要不断地“逃离”大上海,宁可让生命永远在旅途中度过呢?

其实,余纯顺的身体并不惊人的健壮,他留了一部大胡子,为的是吓退歹人和恶狗,他也感冒头疼,也肠胃不适,一遇到海拔四千米以上,也会憋闷欲死,他不是徒以体格茁壮称雄的“壮士”,也不是天生的“走路机器”。诚然,他有超人的意志,有不可思议的自律能力,他以徒步的形式,把人的体能和耐力发挥到了极致,但这恰恰证明,他并非体能上的超人,而是精神上的超凡者。毫无疑问,余纯顺是商品时代的一个奇迹,他本身则应视为一个哲人,一个用自己的双腿和大脑碰触最严酷的生存,并用全部生命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等关乎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的行走的哲人。

面对余纯顺,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到底在寻找什么,他要破解什么,他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苦行方式?他是自虐狂吗?现在的一些人,物质的占有欲永无餍足,物质的利用率唯恐不充分,而余纯顺却只需一顶帐篷、一只睡袋、一瓶净水和一包压缩饼干;现在的一些人,决不肯离开都市这欲望的万花筒半步,而余却甘心隐身于雪山激流之间,总是独自一人疾行,并不以为孤独;现在的一些人,千方百计享用文明成果,有飞机不坐火车,有宾馆不住土屋,而余却坚持徒步行走,在万难忍受和不可能被人发觉的情况下,也决不坐哪怕一小段汽车,且常常夜宿荒原、涵洞,不以为苦;现在的人,纷纷进入市场陶醉于喧嚣,而余却逃离市场自甘于寂寞。他的吃苦精神和坚忍意志,恐怕连最虔诚的佛教徒也要自叹弗如,他把人的物质需求压缩到了极限,又把人的精神韧性发扬到极限,他有可能让人想起中世纪的隐士、苦行僧,想起复古主义者和反文明者,然而,他与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应该说,余纯顺时时都在破谜,而其本身则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谜。

余纯顺的一身,首先集合了物质的极端匮乏与精神的极大自由的两极化倾向。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他的行为,确乎具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思想、健全心灵、弘扬祖国壮阔河山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虽做不到像他那样,却要大力肯定他的精神价值的原因。但是,从哲学意义上看,仅肯定这些就不够了。我以为,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他要用艰巨实践把现代人日益退化了的体能、清新的感官、逍遥游般的想象力重新修复,他亲近大自然,并那么善于发现自然的神性,面对自然,澡雪精神,涤荡灵魂。如他造访海拔近五千米的海子山时,称其为“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他说:“当我快要接近那寒气愈加袭人的湖边时,便再也不敢多近前一步了。那幅画面是:后景,是高耸入云、晶莹肃穆的雪峰;中景,是深不可测、万年静卧的冰湖;前景,则是孑然一身、目瞪口呆的我。”在圣湖前,他展开了飞腾的想象,最后说:“在地球表面,有很多颗这样的‘眼泪’,但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脑海中,总忘不了我曾在那么艰难的路程中,在地球表面最高的高原上,如此真切地看过并感受过的那一滴‘眼泪’。”他还说,我们人类,只有在这种意境中,才会在宇宙观方面变得更深沉,才会了解生命的底蕴并持一种既珍惜又达观的态度。

但余纯顺并不是出世者,更不是逃世者,他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愤世嫉俗。他的内心温柔、善良、敏感,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和民主精神。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指斥什么,甚至对窃去他钱物的恶徒,也少有怨尤之词。他的行为方式是最个人化的,他的心灵却时刻普爱着苍生。他用超世的行迹表达着淑世的热肠。他在雪后的清晨,看到一个藏族老奶奶一步一颤地走向牦牛群挤奶,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可谓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不顾险象环生,把四位无依无靠的藏族少年带出了八百里泥石流,那挥泪分别的场面何其感人。我以为,余纯顺具有博大的人道关怀和慈悲心肠,对人民,他总是尽情地礼赞,如他在走遍了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及中尼五条天险路后说:“西藏人民,是世界上善良智慧的人民,青藏高原,是地球上不可多得的土地,我为能在今生亲近过这些人民,了解了这片土地,而感到自豪和荣幸。”

余纯顺到底在寻找什么呢?答案似已露出端倪,他在寻求大真、大美、大善,在险峻的自然中,在质朴的人民中。他好像是说过一句“做当代的徐霞客”之类的话,不少人也就据此将他的理想定位于徐霞客了,但我没怎么看出,徐霞客的名气如何吸引了他,我倒是看到,在自然的瑰魅面前,在人民的厚爱面前,他怎样一次次流下了热泪。翻越二郎山的前夜,他已弹尽粮绝,少年王洪忽至,将一张纸放到他掌心,他打开手电看时,原来是张面值一百美元的纸币(原是少年的舅父返内地探亲时,送给外甥买摩托车用的),少年还说“明天,我帮你将车推过山去”,遂迅即离去。读至此,谁人能不感动?余纯顺写道:“许多年来,我一直苦苦寻找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朴实真挚的情感,在这个地方,竟储存得这样充分!”

余纯顺确乎是在没有任何人指派,没有任何名义,不需要任何回报,也不追求任何轰动效应的情况下,用双脚重新丈量了祖国大地,尤其那些人迹罕至的边陲绝塞。他提供了关于这些地域的具体而微的气候、地貌、物种、道路、生态、文化、民族、宗教、风习的种种第一手资料。这无疑是一大笔宝贵的财富。但我想这不一定是余纯顺的深层动机。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不像唐僧取经那样,有一部具体的“经”等在那儿,让他受够了八十一难去取。因而,我始终认为,他的全部目的,是探索怎样使人变得更美好,于是他格外注重发现人类宝贵的情感、道德和理想的价值,特别注重感受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他说:“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如偈语,如哲言。但他在即将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有人为他添置了精密仪器,并为之办理了无限额长城卡和牡丹卡的时候倒下了。人们的好心无可非议,但我记得他说过,“休整比走路还累”,因而这似乎同样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