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日清晨六点多钟，电话突然不祥地响起。我对不祥电话有感应，我的经历中已有过多次。传来的声音带着喘息：“我是周介人的爱人，周介人他没了，他没了。”我狠狠揉了揉眼睛，猛坐起来。那声音带着哭腔还在说：“他病重时常说起你，很想你……”只能大喊着，陈老师你要节哀啊，节哀。妻子和孩子听见我异样的声音，跑了过来，知道了情况，连说着可惜，叹息着。他们都跟周介人比较熟。整个早上，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家里的气氛也是沉默的。他们吃了饭走了，只把我剩在屋子里。
当日电话不断，有蔡翔的，新华社上海分社陈雅妮女士的，《小说界》编辑修晓林的……北京也有人知道得快，据说是看到了《新民晚报》上一条消息，打电话过来。打电话的都是普通的文化人，编辑、记者、作家，那关切和惋惜都是自发的、由衷的。现在大家都很忙，正在抗洪捐赠，搞体制改革，还分房子，但是介人啊，你的去世依然引起了震动。你干的实事太多了，你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人心是公平的。
我头靠着墙仰躺着，泪水不知何时渗出，湿了鬓角和耳廓。介人，我不相信你真就这么走了，生和死的界限真就这么简单，这么脆薄，你那细瘦的身子，富有生气的脚步，怎会就此从上海的街头消失呢？你属于上海，你是典型的上海人，没有你的上海会让我感到寂寞。我是因了你而对上海感到亲近的，现在的一瞬，我觉得上海又变得遥远而陌生了。
我最后看见你，是去年五月在上海，那是开个什么会，要我来，我就来了。我拽着你一起去会场，你说人家没请你，你不去。我说那有什么，你只当陪我还不成么。你只好去。会议开始你还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晚我回到北京。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你病了的消息是北京一友人捎来的，说你跟大家一起去检查身体，医生大吃一惊，说人都成这样了还上班，当即给你办了住院手续。我信疑参半，因为刚见过你。后来你来过电话，很平静，只让我捎一种药。药搁了好些天，才请来京的罗洛同志带去了。以后，你一直在医院，我没法跟你联系了，又懒得写信，只好一遍遍地给你家打电话。只有深夜的时候才有人接，我只能问问情况，转致问候。今年春天，你突然自己打电话来，声音分外朗悦，说好多了，我问你做透析没有，你说不需要。这我就放心了。肾病不到透析的程度，说明不重。我听得出，你的声音里有努力的坦然，你在给自己鼓劲，也在让朋友放心。我太知道你了，你在内心里是个多么要强的人哪。
我回想着你那怪而可亲的模样，头微微后仰，好像细细的脖颈承受不住聪慧的人脑，头发是自来卷的，有点儿滑稽，前额宽广，嘴却像老婆婆的，你的眉心总绾个疙瘩，好像永远在深思着什么，你的下巴尖削却微微上扬，那是你这貌似软弱而内心刚强者的标记，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天真，好像这世界总有好多让你吃惊的新鲜事。我说过，你的长相跟罗丹雕塑的伏尔泰很像，不过比他年轻。你听了哈哈大笑。
快二十年了，我们每次见面总是那么欢乐，那么融洽，有说不完的趣事。你什么嗜好也没有，不抽烟，不喝酒，不唱不跳，除了黄牛似的工作，还是工作。你顶多爱吃个小吃。有一年我带了北京的一种果脯，你说真好吃，幸福地咀嚼着，赶紧包起，按在手心。我从未听你怨恨过谁，也从未听你为自己的待遇愤愤不平过。倘若荣誉的头衔与你无缘，你浑然不觉，为人深沉。我并不详知你在单位的情形，你也不很了解我的实际处境，我不需要你办什么事，你也不求我做什么，可我们总有话说。说什么呢，无非是读书、文学，还有编辑的甘苦、文坛的变幻、对作品的看法，以及社会上种种可笑或可气的事，都是些没用的话。有时我们像两个中学生，说傻话，说理想，似在互相希望对方欣赏自己。不知我说得对不对，每次短暂的相见，我们都有回到青春年少时的感受，不论在陶然亭的学习班，还是在巨鹿路的老屋里。我是粗糙的北方人，你是细致的南方人，气质迥然不同，但我们却能相知多年而不倦，连我自己也有些不明白。我想，除了文学志趣的相同，寒微出身的相近，经历的相似，也许还与上海北京之间的时空距离有关系。可能这种空间距离和性格上的大差异，反使我们总有种新鲜感。要是同在一地一个单位，情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近年来你有明显变化，你的玩笑话越来越少了，眉头越蹙越紧了，从旁颦去，是一副受难者、忍耐者的肖像。你是在忍耐工作担子的重压，还是在忍受已偷偷钻进了你的肌体，而你却全然不察的病毒的折磨？最后一次见你，我曾说过，介人，你的幽默感比以前少了。你直直地望着我，又像在问自己地说，是吗？我说，是的。
中图有很多令人尊敬的编辑，但像你这样把德、识、才、学、勤完满结合的人，却罕见。你是我深深折服的编辑。我认为，你是个天生的报人，编辑界的奇才。我决不因为你是朋友才这样说，也决不因为你人不在了才这样说。上海滩是出大编辑家、大出版家的地方，我总觉得在气质和头脑上，你很像当年《申报》的史量才一流人物。你那衡文的眼光，经营的才干，精密的大脑，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超常的韧性和耐性，淡泊的生活习惯，有几人能达到呢？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十多年了，《上海文学》不要国家一分钱补贴，包下了全体人员的工资、奖金等各项繁重开支。这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前几年，我把这情况给北京的一些朋友说了，人多不信，或颇感困惑。他们难以想象，《上海文学》作为纯文学刊物，何能维持这种完全自负盈亏的生存。可以想见，你和编辑部的全体同仁，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啊。更可贵的，不管经济压力多大，你们坚持着纯文学的高品位，经你们大家的于，《棋王》推出来了，《小城之恋》推出来了，《烦恼人生》推出来了，《分享艰难》推出来了……你把人分成两组，一手抓经营，一手抓作品，慢慢摸出了经验。听人说，有时你自己不得不放下稿件，奔走在上海郊县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叩开乡镇企业家的大门，形同化缘。
一九八八年，我曾调到一大型刊物任副主编。你知道了，来过一封长信，我当时摘了一些片断记在日记里。今日翻出，仍怦然心动。你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刊物的主持人，最要紧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处理要有耐心，让时间来证明你，让别人通过时间考验来信服你，不要碰到一点小事就不高兴，就上脸色，碰到了最烦心的事也要充满信心，并用你的信心来鼓舞你的部下。……你必须天天上班，亲自处理和决定各种工作。不要听小报告。别人如有工作疏忽，要宽厚待人，但该硬的地方还是要硬，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硬’在心中，要有‘心劲’，不要仅在嘴上硬。希望你们同《上海文学》加强合作，具体事宜尚可进一步洽谈。”这封信，这些话，我没得到你的许可就在这儿公开了，你不会怪罪吧。其实我并不太想公开，因为你话中暗含了对我的提醒和批评。可是，这些话又是你人格精神和人生境界的自然流露，非常本色，我怎能秘而不宣呢？
莫说为人作嫁，郁郁平生，介人，你也有声色豪壮、气势如虹的时期。八十年代前期，中期，整个文坛都屏声敛息地注视着上海青年批评家的崛起，如吴亮、蔡翔、许子东、陈思和、毛时安、程德培、邹平等等，形成群体，连续发出新锐的声音；而他们的主阵地，就是《上海文学》理论版，主要支持者和组织者，就是你和李子云同志。这令人望风遥想当年俄罗斯《祖国纪事》的佳话。你自己也很注重观念的更新，你清醒地意识到，当某种更新，更高的需要在历史运动中出现时，那些在以往历史上曾经满足过人们需要的文学理论模式将显得乏味，将失去吸引力，因此，文学理论面临着新的选择，或变革自己，去满足时代需要的新尺度，或封闭自己，把自己永远留在失去的时代。对你我这种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有此悟性，实属不易。由于编辑工作决定，你更敏感于文学的“变量因素”，你的文字更具有此时此刻性和经验性。你深知，这种对变量因素的多情，可能终会被无情的时间冲得落花流水，但它对文学的实实在在的推力，又是那种沉淀后的归纳所不能比的。你献身于此，并无怨悔。你说，你写文章总也写不长。这是实情。这一面因为做编辑太忙，一面却是你的才分决定的。你是一位严谨的、有高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批评家，抽象思维能力极强。你写得略少，但一篇是一篇，扎实、缜密，有夺人的逻辑力量。你的两本书，是很耐读的，里面有真货。有一次我发现了你的秘密：随身带个小本子，随时记下读书读稿或遐思时的感悟，或直接摘录要紧的话，多偏重哲学，怪不得你写起文章来思想火花一个劲地往外冒。
你好像早就预知自己的命运，你在一张站在油菜花丛中的照片后面，自题这样的话：“身旁的菜花吸引了我，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贡献了她的油汁，然后静静地离去。远方的桥梁召唤着我，多么富有弹性，多么富有韧性，如此，才能负载着千万种艺术的合力，让它们呼啸而过。”真像谶语一般。
介人，我真想写出活着的你和你还活着，写出你活时的鲜活与你依然存在的生动，可惜失去好友的悲痛，使我一时记不起许多细节了。我轻抚着多年来我始终舍不得清理的《上海文学》，因为一翻开就有你精当的《卷首语》，因为你告诉过我，每期发稿的十多万字，你总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