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共产党统一中国大陆前夕，梁实秋已经去台湾安居，但是梁实秋对于新生的中国大陆一代，名字也并不陌生。鲁迅批判梁实秋人性论的《文学与出汗》等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年轻一代从小就知道有一个宣扬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文人梁实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红色文化政策的越来越鲜艳、越来越单调，一个并不单调的鲁迅也被打扮成单调的红色文人。因此，即使在那种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被打成毒草的“红海洋”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经典差不多一样受官方推崇的文学作品，就有《红楼梦》与鲁迅的著作。当然，鲁迅的著作比《红楼梦》稍微差一点，因为《红楼梦》被钦定要读三遍以上，而对于鲁迅的著作的钦定意见则是“读点鲁迅”。不过，随着历次运动几乎都要征引鲁迅语录作为开场白，“读点鲁迅”的人肯定不少。于是人们就会发现，梁实秋是在鲁迅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之一，并被冠以“教授”、“‘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多种“桂冠”，即使在与梁实秋无关的杂文中，鲁迅也会随时点到梁实秋或者提出梁实秋来“示众”。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梁实秋的著作陆陆续续被介绍到中国大陆。通读梁实秋的著作，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尽管梁实秋最好的朋友是徐志摩、潘光旦，尤其是闻一多，最尊敬的朋友式长辈是胡适，但是梁实秋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人物却是鲁迅，并给鲁迅戴上了“杂感家”、“短评小说家”、“乏牛”等多种“桂冠”。一条“乏走狗”，一匹“乏牛”，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时至今日，历史纷争的烟云已经消散，应该是客观地评说二人论争的是非的时候了。
鲁迅生于1881年，比生于1903年的梁实秋大了二十多岁。当鲁迅到日本寻求救国真理的时候，梁实秋尚未出生；当鲁迅在五四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时候，梁实秋正是被五四新潮感召而喜欢上文学的清华时代。在年龄上鲁迅应该是梁实秋的长辈，而梁实秋在五四时期也到鲁迅家里去见过这位长辈。那是梁实秋请周作人去清华讲学，到了二周家里误把鲁迅当成了周作人，当鲁迅得知梁实秋要找的是周作人的时候，就让梁实秋进去见弟弟。当时拜访周氏兄弟的人很多，连毛泽东都拜访过周作人，所以尽管这次与鲁迅的见面对于梁实秋印象很深，但是鲁迅肯定是将这次见面淡忘了。这次与鲁迅擦肩而过的访问是否也是一种预言性的象征？梁实秋与周作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尽管在清华时期他也曾与周作人就诗歌应该不应该写丑发生过争论，但是后来他与周作人在北大共过事，也通过信，对周作人的为人为文评价较高，即使在周作人沦为汉奸之后，行文之中也有为“知堂老人”辩解的味道。其实梁实秋与鲁迅的共性远远大于周作人，就是爱国之心强烈、倔强执著乃至有点好斗。但是如果这次擦肩而过的相识不算，那么以后梁实秋与鲁迅就是只有捉笔相斗了。
当梁实秋在1926年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以古典主义横扫五四新文学的时候，就引起了执著于现代的鲁迅的不满。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将五四文学描写人力车夫说成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符合理性的尺度，而鲁迅的《呐喊》中也有一篇描写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于是，鲁迅在1927年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对梁实秋进行了批评，但是，鲁迅并没有点梁实秋的名，而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因为梁实秋批评新文学描写人力车夫的时候也没有点鲁迅的名，而是笼统地一概而论。此外，梁实秋1927年6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过一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这可能是梁实秋一生中写过的唯一的一篇播弄是非的文章，鲁迅看了非常不高兴，第一是对鲁迅的批评太草率，譬如说“鲁迅先生的特长，即在他的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又称鲁迅为小说家及“杂感家”，说鲁迅是《晨报》副刊“特约的撰述员”，并称鲁迅已到武汉。太过敏感的鲁迅觉得这篇文章有点用心险恶，因为那时武汉政府是“溶共”的，而鲁迅却是在“反共清党”的地区。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说自己不是什么《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对于“杂感家”的封号也不满意，尤其是对这篇文章的险恶用心予以揭露。梁实秋隔天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华盖集〉续编》，公正地说，这是较早最精到地阐发鲁迅杂文艺术的一篇批评文章。梁实秋认为鲁迅的文字“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思想是深刻而辣毒，他的文笔是老练而含蓄”，并指出了鲁迅杂感白话文中夹杂文言的妙处以及反语的巧妙运用等表现技巧。两篇文章署名都是徐丹甫，鲁迅不一定知道文章就是梁实秋所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后一篇文章的精妙评论被前一篇文章的“用心险恶”给遮掩了，鲁迅并没有领情。如果鲁迅知道徐丹甫就是梁实秋，那么这应该是二人结怨的开始。
当然，鲁迅一贯的特点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即使是老朋友如钱玄同、林语堂，当他们的文化选择与鲁迅冲突的时候，鲁迅一样与他们闹翻，何况是小字辈的梁实秋？就思想与艺术趣味而言，梁实秋与鲁迅的对立是全面的。梁实秋反对自卢梭之后的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鲁迅则执著于现代艺术意识；鲁迅是进化论者，梁实秋至少在艺术上是反进化论者；梁实秋推崇孔子，鲁迅在反传统的时候是激烈批判孔子的；梁实秋否定五四文学传统，鲁迅正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与维护者。在鲁迅的维护五四文学传统与梁实秋的反叛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是必然的，正如在浪漫主义的卢梭与古典主义的伏尔泰之间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一样。
果然，当梁实秋以他老师白璧德擒贼擒王的策略攻击卢梭的浪漫混乱而宣扬永久不变的人性时，就遭到了鲁迅的批驳。梁实秋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经常拿卢梭开刀，专门攻击卢梭的就有《“与自然同化”》等文，尤其是《卢梭论女子教育》一篇，是以赞扬的口气暗含批判的锋芒。他说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惟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因为在论女子教育的时候卢梭没有应用他的平等理论，而是认为男女的性质与体格不同因而就应该施以不同的教育。接着梁实秋就开始攻击人格平等的观念，认为现代的民主思想不承认人的差别是不对的，“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平等的观念就是抹煞这种差异，闭着眼睛说话。熟悉卢梭的人都知道，卢梭是现代平等观念的先锋，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张扬平等的著作，他的《社会契约论》就是想以契约的方式保证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梁实秋从卢梭的学说里发现了反平等的理论，进而攻击人格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完全是胃口的原因。所以鲁迅写了《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实秋的理论进行讽刺：按照梁实秋的说法，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也应该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使“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鲁迅还以辛克莱（U。Sinclaire）在《拜金艺术》中对白璧德的批判，将对梁实秋的讽刺直指他的思想源头。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马上做出了反应，以为鲁迅借辛克莱攻击白璧德是“借刀杀人”，但是鲁迅在《头》一文中指出梁实秋的矛盾，认为他借卢梭攻击浪漫主义虽不是“借刀杀人”却是“借头示众”。报载湖南杀掉共产党员郭亮后，将他的头挂来挂去示众，鲁迅说，可惜湖南当局没有将列宁、马克思乃至黑格尔的罪状一并张贴，“湖南似乎太缺少批评家”。
梁实秋在批判卢梭的同时宣扬的是人性论，他以为文学表现人性才有永久性，才能禁得住时间的检验，并不断地以莎士比亚为例说明文学描写人性才有永久性。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对梁实秋的人性论进行了讽刺，公正地说，这是一篇讽刺的妙文。鲁迅说，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云。鲁迅说，既然那些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的教授何以知之他们所写的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说，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不流传的便是坏文学，莫非中国“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论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吗？如果说梁实秋的攻击卢梭与鲁迅的执著于现代相冲突，那么梁实秋的人性论则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相冲突——如果人性是永久不变的，那么国民性的改造不就是一句空话吗？所以鲁迅认为，从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到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梁实秋有一个矛盾，即一方面宣扬永久不变的人性，一方面又强调人与人的差异而要从字典里将“人”字注销，鲁迅抓住这个矛盾，以出汗为例反驳梁实秋说：出汗是古已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也有，该可以算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但是“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因而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不知道应该是写香汗好还是臭汗好。
对于鲁迅的讽刺，梁实秋马上做出了反应。鲁迅的小说集与杂文集不大喜欢让别人作序，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序”或“小引”之类的。鲁迅在有些自序和文章中，也曾经说自己原来不是学文的，譬如在《文学与出汗》之前发表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中鲁迅就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于是，梁实秋在《一篇“自序”》中，就讽刺鲁迅道：在一家书铺的玻璃柜里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与作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装订是毛边的，记得一篇序文说：“我不是文学家；你们把我当做文学家，就错了。我本来是学法律的，我若是作一点咬文嚼字强词夺理的文章，或者比作文学作品更在行。我又当过两年军官，粗鲁的骂人的话当然是永远的挂在我的嘴边。”翻到内文，只见一篇写道：“某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这句话不对，因为凡是‘教授’说的话总是不对的。‘讲师’的话就有点对了，‘编辑’、‘撰稿者’便永远是对的了。就说我这本书，我描写的就不是什么永远不变的人性。人性哪有永久不变的？即以我个人而论，从前和某性质的系联络，近来又和某颜色的党接近，从前提倡革命文学，现在反对革命文学了。进一步说，我这里描写的根本就不是人性。人性是什么？是长方的，还是椭圆的？几个钱买一斤？我不懂什么叫人性；狗性我倒略微通一点，尤其是疯狗的性情。疯狗，你们知道，是很凶的，他的口齿是毒的，他不管谁是‘正人君子’。他看到谁就咬谁。猫性我也略微通一点……人性，我不懂，某教授……”这篇发表在《新月》上的文章鲁迅肯定是看得到的，从而预示了鲁迅对梁实秋可能做出更强烈的反应。今人只看到鲁迅的文章，以为鲁迅骂梁实秋失之敦厚，其实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仅仅是对梁实秋观点的讽刺，而梁实秋说鲁迅“从前和某性质的系联络，近来又和某颜色的党接近”已是很出格，至于说鲁迅不通人性而通“狗性”、“猫性”和“鼠性”，甚至影射鲁迅是“疯狗”，就是非常过分的了，后来招致鲁迅对他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骂，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个时期梁实秋与鲁迅的论争，是维护五四文学传统与批判五四文学之间的论争。鲁迅在这个转折时期是两面受敌，一方面要迎战梁实秋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对五四文学的批判，一方面还要迎战“创造社”、“太阳社”站在“普罗文学”的立场对五四文学尤其是他本人的批判。而“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辱骂比梁实秋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上。但是，鲁迅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时候，却主动地阅读、翻译苏联红色批评家的书籍，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向“左”转的语境中，在不完全抛弃五四文学传统的前提下认同了“左翼”文学。随着鲁迅、茅盾等五四文学的重镇向“左”转，梁实秋也在调整批评策略，就是将批判五四文学转向批判“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向五四文学认同。鲁迅虽然没有作文批判梁实秋，但是梁实秋写了《文学与革命》等文在没有点鲁迅之名的情况下批判“普罗文学”。在鲁迅与梁实秋都进行了某种转变与思维调整之后，最早挑起鲁迅与梁实秋论战的又是梁实秋。在1929年年底《新月》的第六、七期合刊中，前面有一篇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后面有一篇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于是又揭开了鲁梁论战的新一幕。
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是在继续他与鲁迅关于文学是否应该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论争，只不过在“普罗文学”强调阶级性的语境中，梁实秋是以他的人性论来反对“普罗文学”的阶级论而已。梁实秋认为，文学没有阶级的界限，资本家与工人的人性是一样的，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都有爱的要求，都有恐怖与怜悯的情绪，都有伦常的观念，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梁实秋还举例说恋爱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也没有阶级性。他还从作家论的角度，以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的同情民众和终身穷苦的约翰逊的谈吐高雅对比来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在“左翼”文学大力强调阶级性的时候，梁实秋断言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不承认文学的阶级性的，阔人与穷人的作品他都要看。在梁实秋看来，好的文学永远不是属于大多数人而是属于极少数人的。大多数人喜欢的通俗小说、侦探小说永远是浅薄的。梁实秋还让“左翼”文坛拿出货色来，不要整天空嚷嚷，而他抄了几首“普罗诗歌”，觉得实在不成样子。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以少有的认真对梁实秋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进行了辩驳，并将整个“新月社”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新月社”以硬自居却其软如棉，这在过去与梁实秋的论争中也是少见的。在理论上，鲁迅认为梁实秋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批评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嘲讽道，“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一切人呀”“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本身的文学。如果认为表现最普遍的东西就是最高的文学，那么表现动物性乃至生物性的东西就是最普遍永久的了；如果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要表现人性，那么无产者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鲁迅还指出，梁实秋的文章本来就是要取消阶级性而张扬真理的，但是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一看就知道属于什么阶级。鲁迅在一一驳斥了梁实秋的理论之后，认为梁实秋的要货色的要求是对的，但是随便抄两首诗来示众是不对的。在这次论争中，梁实秋指责“左翼”文学拿不出真正的货色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认为人只有人性而没有阶级性，就不如鲁迅在承认人性的基础上强调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性，在理论上更能够自圆其说。
鲁迅很少做逐字逐句与论敌辩难的文章，过去他与梁实秋的论争也只是抓住其论点的自相矛盾而攻之，或者讽刺其观点的悖谬。鲁迅这次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梁实秋的另一篇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戳着了鲁迅的痛处，就是鲁迅生吞活剥地翻译苏联“左翼”文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硬译”。其实“硬译”是鲁迅对自己翻译这些“左翼”批评的称呼，并说自己能力不够，加上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而且难解之处也真多，如果将句子拆开又怕“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于是鲁迅希望读者能够硬着头皮读下去。梁实秋不管鲁迅的解释，说他硬着头皮读了，但还是一无所得，“硬译”和让人看不懂的“死译”有什么差别呢？梁实秋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翻译《苦闷的象征》也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可是翻译苏联的“左翼”批评就变成了“死译”。他还从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与《文艺与批评》中挑了三段示众，说谁能读懂这样稀奇古怪的句法呢？“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梁实秋继续批评说，鲁迅以中国文的缺点来掩饰自己翻译上的“硬译”是不对的，如果两种语言的文法完全一样，翻译还是一件工作吗？如果“硬译”能够保存“原来精悍的语气”，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的吗？
鲁迅一向认为干什么的就要把什么干好，当有人指责文人无行的时候，他觉得文人无行还不失为文人，可是文人无文算是什么东西呢？当年和陈西滢打笔架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被污蔑为抄袭之作特别生气；而今在和梁实秋论争的时候，他对于梁实秋嘲弄自己的翻译也特别耿耿于怀。鲁迅辩解说，日本语和欧美不同，但是他们逐渐增添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精悍的语气，开始自然是需要“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但是经过找寻和习惯就已经成为自然。鲁迅又说，梁实秋之所以能够读懂《苦闷的象征》，也是因为梁实秋是新的批评家的缘故，若是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看起来，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而且，看不懂“硬译”的梁实秋是不是中国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
鲁迅没有检讨自己“硬译”的生吞活剥，梁实秋对文学有阶级性也不认账。面对鲁迅的反驳，梁实秋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说自己的主张是干脆的，“我不承认文学有阶级性，阔人穷人的写的作品我都看”。他还嘲笑鲁迅的骑墙态度：“人家说他是有闲阶级小资产阶级落伍者，于是硬译一本卢那卡尔斯基，你们看看，我在‘作战’呢，我也在‘联合战线’里面呢！人家说他是‘转变方向’，于是立刻嘲笑‘成仿吾元帅……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于是立刻拒绝《拓荒者》‘现代小说’的‘谥法’，你们看看，我才不投降呢！但是这样的左右支撑，究能延长几久呢？”梁实秋还说，鲁迅几次嘲笑“新月社”争取自由的文章，但是鲁迅却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当然，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抓住鲁迅的“硬译”不放，以为将“硬译”说成是中国文本身的缺点是不对的，而是鲁迅的糊涂与懒惰即所谓“能力不够”的缘故。他还挑衅地说，梁实秋的译作俱在，你鲁迅也可以找几段“死译”、“误译”、“硬译”的例子来示众呀！
不久，梁实秋又写了一篇《所谓“文艺政策”者》，针对鲁迅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认为文艺是自由的而不需要什么政策，更反对将苏联的文艺政策应用到中国。文章的开头还是以“硬译”为焦点，梁实秋举了鲁迅四段译文，以证明“硬译”是鲁迅生造的结果而非中国文的原因。而在梁实秋之后，赵景深、杨晋豪等人也纷纷指责“硬译”。鲁迅写了《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等文坚持“硬译”的立场，反对赵景深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并对赵景深将“Milky Way”翻译成“牛奶路”进行了嘲讽。梁实秋接着在《鲁迅的新著》一文中，对于鲁迅不答复自己所举出的“鲁迅译文中不通的文句”很不满意，并且以嘲讽的口气说，鲁迅避实就虚，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说自己是偶然译书的人，人家看不懂就说人家不是优秀者，说是看久了就顺了，告诉梁实秋不要性急，等几十年再来读他的译文，甚至以为“硬译”就是忠实的译法，反对“硬译”就是反对忠实，就是主张错译、乱译、曲译，并且顺便举出几条“牛奶路”之类的翻译上的笑话，以暗示此种错译虽不硬而有错，则鲁迅之硬译虽硬而无错，而在举例的时候还要提到与“牛奶路”无关的梁实秋，行刑时让梁实秋陪绑以令其胆寒！
鲁迅为“硬译”的辩解并非没有合理性，他也一直认为中国语文具有含混性与朦胧模糊性，不及西方语文的精确，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足以掩盖他在翻译苏联文学批评上的生吞活剥而造成的缺憾。如果说陈西滢将治学严谨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说成是抄袭之作是对鲁迅的一种冤枉，那么梁实秋对鲁迅“硬译”的批评的确是戳到了鲁迅的痛处。梁实秋后来在给叶公超的公开信中说，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中有这么一段：
我想，在最初，是有将（我）和恰如各各的群居底动物，如果那知底能力而发达到在人类似的活动和高度，便将获得和我们一样的道德概念那样的思想，是（相距）很远的事，宣言出来的必要的。
正如在一切动物，美的感情是天禀的一样，虽然它们也被非常之多的种类的事物引得喜欢，它们（也）会有关于善和恶的概念，虽然这概念也将它们引到和我们完全相反的行动去。
梁实秋说，他仔细看却看不懂，请教别人也说看不懂。梁实秋说这段话是引自达尔文《人类的起源》的第一章，原文是这样的：
It may be well first to premise，that I do not wish to main-tain that any s trictly social animal， if it s intellectual faculties were to become as active and as highly developed as in man， would acquire exactly the same moral sense as ours。 In the same manner as various animals have some sense of beauty， though they admire widely different objects， so they mighthave a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ough led by it to follow widely different lines of conduct。
梁实秋接着将这段文字进行了翻译：
我首先声明，我并不愿主张说，任何严格的群居动物，假如它的智力变得和人类一样的活泼，并一样高度的发达，便能得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的感念。同样的，各种动物都有一些美感，虽然它们所欣赏的是颇不相同的东西，故它们也许有是非的感念，虽然会被这是非的感念引导着去做颇不相同的行动。
梁实秋讽刺说，这样一译也许失掉了“精悍的语气”，但是能看懂了。而且鲁迅的译文由英而俄，由俄而日，由日而汉，经过了三道转贩，到了鲁迅这里就变成了令人看不懂的“硬译”，这与“中国文有缺点”是没有关系的，和读者是否“优秀分子”也是没有关系的。梁实秋在清华学了八年英文，又到美国留学三年，所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纠正错译的文章，他与叶公超都是当时中国译界的高手，对鲁迅“硬译”的这种批评令鲁迅也是无话可说的——这封公开信在《新月》上发表后，鲁迅并没有回应。应该说，鲁迅作为一位思想深刻的艺术天才，却来生吞活剥地翻译这些连语法都不讲的“硬译”，实在是最大的艺术浪费！可惜的是，鲁迅与梁实秋的成见太深，梁实秋的意见鲁迅始终未能听进一句，而是一硬再硬地浪费了许多时间与精力。但是，梁实秋也是得理不让人，反复讽刺鲁迅的“硬译”。鲁迅有一篇收在《二心集》中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梁实秋在致TB先生的公开信中以《翻译要怎样才会好？》为题，模仿鲁迅回答问题的文体与口气对鲁迅的“硬译”进行了一番大大的嘲弄：
（一）自己觉得于外国文毫无把握，便可不译。
（二）译不出来的时候不硬译。
（三）“信而不顺”与“顺而不信”是一样的糟。硬译不必即信，顺译不必即误。
（四）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
（五）不以硬译的方法跨过自己所不懂的原文。
（六）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杂感家”之类的话。所谓“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云云……“杂感家”他自己就不懂佛经，更不通佛经原文，谈什么翻译佛经的方法！
（七）不以改良国文和翻译搅成一团。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一件作品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给不懂原文的人看。
梁实秋的“译不出来的时候不硬译”是模仿鲁迅的“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句法词法之类”是模仿鲁迅的“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杂感家’之类的话”是模仿鲁迅的“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梁实秋还在《欧化文》中指责鲁迅“将错就错的，倚老卖老的，硬译下去，且诌出硬译的理论以遮掩其译例之丑”，结果使“硬译”的文风在中国飞扬跋扈起来。梁实秋说：“鲁迅先生如以为中国文法不足以达意，则应于写杂感或短篇小说时试作欧化文。不能为了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国文法，无论哪一国文字，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
随着梁实秋对鲁迅“硬译”的指责，二人的论战急剧升级，从1929年到1933年，二人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针锋相对的姿态，甚至出现了故意找茬儿的现象。对现实的批判一直是鲁迅作品的特征，他说自己的作品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梁实秋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等文中就批评鲁迅说，你今天批判这，明天讽刺那，整天不满于现状，仿佛如果现状变得好起来你就没有杂感可作，故意要使现状不好似的。梁实秋说，关键不在于不满于现状，而是要有一个积极的诊断，不能什么都看不顺眼，整天否定而不肯定。说梁实秋故意找茬儿，是因为梁实秋本人也对现状不满，却又批评鲁迅不满于现状。鲁迅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等文中说，“新月社”批评家是主张宽容而反对嘲骂的，但只骂一种人，就是骂人的人；同理，杀人是不行的，但是杀杀人的人是可以的，“新月社”批评家就是要杀杀人的刽子手。譬如梁实秋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为然的，但也不满于现状，就是居然有不满于现状者。照例刽子手与皂隶是维持治安的，所以有时有资格向主子发点脾气，其实所要的不过是想想而已的“思想自由”，不料却挨了主子的打（指《新月》要求思想自由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从此，大概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如果说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有点故意找茬儿，那么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也没有顾及梁实秋不满于现状的事实，甚至对他们争取自由而肇祸也没有一点同情的态度，而只是就梁实秋的文字而挑毛病。论争到了这样的地步，辨明是非就已经很难了，意气用事取代了对事实的正视。
梁实秋很爱国，在美国的时候就曾经发起成立以爱国为特征的“大江会”；鲁迅更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留学的时候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但是，在对待苏联以及由苏联输出的“左翼”文学上，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鲁迅的向“左”转，是基于这样几种原因：一是列宁在苏联革命后曾一度要把俄国侵略中国的土地归还中国，这正如当年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之时，托尔斯泰让日皇与俄皇改悔一样，深深打动着鲁迅；二是苏联建设的成功与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以及世界文人向“左”转的风潮，让鲁迅感到走俄国人的路可以使祖国振兴，鲁迅也很注意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萧伯纳等人的倾向；三是鲁迅在中山大学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大肆屠杀，一向反抗强权而同情弱者的鲁迅，在情感上是同情共产党而憎恶国民党的。可以说，除了第三条之外，鲁迅向“左”转都是基于爱国主义的考虑，而经过深思的鲁迅的转变就比那些以向“左”转为时髦的青年更加坚定，所以鲁迅翻译苏联的文学批评，促成“左联”的成立，成为“左联”的一面旗帜。而梁实秋反对“左翼”文人的一个理由，就是基于他心目中的爱国主义。当然，梁实秋反对向苏联看齐不是没有政治的考虑，他在攻击鲁迅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时就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苏联的文艺政策“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他尤其反感的是，当张学良的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打仗的时候，“左翼”文人不从爱国主义考虑谴责苏联，反而在电杆上张贴“武装保护苏联”的标语。当鲁迅向“左”转并成为“左翼”文人的旗帜时，梁实秋就经常影射鲁迅和什么颜色的党有关系，拿苏联人的卢布之类。由此更加深了鲁迅对梁实秋的反感，因为那时的国民党是以屠杀共产党人为家常便饭的。
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达到白热化是由冯乃超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的结论中说梁实秋让工人放弃阶级意识而辛苦工作去获得资产，是应该送给他“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梁实秋接着发表了《“资本家的走狗”》一文说，既然说他是“资本家的走狗”，就是说他还不是资本家，那么他应该是哪个阶级呢？“左翼”刊物《拓荒者》上说，无产阶级是除出卖劳动之外，没有别的方法维持生计，并且也不依靠任何种类资本的利润之阶级。梁实秋说，按照这个定义，他一无房二无地，而且他的教书是劳心又劳力，每天要跑几十里路站在讲台上把嘴唇讲干，那么也应该算无产阶级了。梁实秋继续说，“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梁实秋又暗含讥讽地说：“我只知道不断地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鲁迅立刻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对梁实秋进行嘲讽。鲁迅说，以无产阶级自居而其实为资产阶级辩护，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因为凡是走狗，虽然可能是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主子是谁，正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也就是所有资本家的走狗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然后鲁迅就列举梁实秋作为“资本家的走狗”的证据：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在《“资本家的走狗”》中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暗示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反对梁实秋的人，都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这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卢布去送命是一样的手段。鲁迅挖苦梁实秋说，以为给主子嗅出学匪的匪类就是一种批评，其实是比刽子手更加下贱了。鲁迅笔锋一转说，以为梁实秋意在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不过是想借此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在走狗之前还要加一个“乏”字。
此文一出，梁实秋就认为这是鲁迅的“放刁”。在《鲁迅与牛》一文中，梁实秋根据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以“疲牛”自比，讽刺道，“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艺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不过牛吃李家草的时候会忘了张家，人比畜生应该有些灵性而反省：你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几回“乏牛”，或者应该在身上印上“我是一匹丧家的乏牛，谁给草吃我就给谁做工，救救罢，可怜的乏牛”。其实梁实秋以鲁迅在军阀政府当过佥事来奚落鲁迅，当年陈西滢就这样做过，并没有什么新意。梁实秋又说，鲁迅自称做牛是有条件的，就是不能用得太苦，不能专指某家的牛，不卖肉。当鲁迅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流血的时候，有人为鲁迅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鲁迅的“不卖肉主义”是早已言明的了。梁实秋还辩解说，鲁迅说他在文章中写“党”是“下贱”，但是“左翼”的刊物里不是经常出现这样的字样吗？而且鲁迅吃草还怕人看见，也太乏了！梁实秋还在《鲁迅的新著》中说：“鲁迅有一种被迫害的错综心理，总以为‘正人君子’‘绅士’‘教授’都在处心积虑的要害他，甚至‘进步的青年’也被疑作对他‘口诛笔伐’，好像全人类都和鲁迅过不去似的。其实没有这回事。如其鲁迅是伟大的呢，众人方崇拜之不暇，如不若是之伟大，谁屑和他作对？”
此后，尽管梁实秋没完没了，但鲁迅却很少再作专文与梁实秋论争。仅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鲁迅将“新月社”打着“争自由”旗号的看成是贾府的焦大，他们的批评政府其实是希望政府好，更体面一些，却不料像焦大一样被塞了一嘴马粪。但是他们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焦大聪明，于是立刻辩诬，党国也比贾府高明，结果是他们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当然，鲁迅在杂文中时常捎带地讽刺一下梁实秋是经常的，但是从1933年之后，也就是梁实秋在文章中攻击鲁迅的“硬译”最激烈的时候，这种捎带的讽刺也开始减少了。这大概是在国民党政府真正对“左翼”文学家实行暴力镇压的时候，梁实秋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反过来替“左翼”文学说话而谴责政府的缘故，而且梁实秋的翻译莎士比亚肯定获得了鲁迅内心的认同，因为鲁迅曾劝林语堂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却被林语堂拒绝了。
我们说梁实秋没完没了，是因为他被鲁迅骂了个“发昏第十一章”之后，几乎成了鲁迅的跟踪批评家。鲁迅搞了一个“著译书目”，梁实秋立刻写了《鲁迅的新著》加以讽刺。鲁迅出版了《两地书》之后，梁实秋评论说，鲁迅说没读过《尺牍精华》不是在谦逊，是在骄傲，而且“如此狂妄”，鲁迅说“其中并无革命气息”，是提防革命文学家的指责，他无论做什么永远须准备与人对敌，做人太苦。《两地书》从北京、厦门、广州到上海所遇见的“世上的鬼蜮”、“胡适之信徒”、“流言”、“风潮”等等，充分表明了鲁迅是“自大狂”与“迫害狂”，而且“量狭而多疑”：鲁迅自以为大得不得了，以为别人都在迫害他，以为环绕着他的都是敌人，“所以他无时不张牙舞爪的做出准备厮杀的姿势”。
鲁迅在北京大学作了《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的讲演，立刻引出了梁实秋两篇文章。在《代庖的普罗文学》中，梁实秋引讲演中的话说，中国人因为文字的艰难，到了大学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假装“普罗”也是没有用的。梁实秋推论说，能运用文字的便是小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在未能运用文字之前，“普罗”文学是永远要人代庖的了。他又引另一位“普罗文学”家顾凤城的话说，无产阶级长期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一天到晚的做工还不够时间，哪有工夫创造文学，他们的知识也没有够到创造文学，等到他们取得政权能够受教育并有空闲创造文学时，那时已经没有阶级了。现在即使无产阶级创造文学，也未必是无产阶级文学，其中关键在于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把握。梁实秋嘲讽道，狂嫖滥赌之后描写妓院赌窟的形形色色这是暴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是“普罗文学”；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提笔写几句“同志呀”、“不要怕呀”、“汽笛”之类的，是“普罗文学”；辛苦的工农在劳动之余胡诌几句秧歌小调之类，这不是“普罗文学”。原来“普罗阶级”自己创作的不是“普罗文学”，而是要布尔乔亚代庖的，原来这样矛盾的现象还有理论支持着！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质疑》中，梁实秋引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之后说，这是山林文学然而与帮忙帮闲何干？何以知之作者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梁实秋承认鲁迅眼光深刻、言辞锋利，承认中国文学确实以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为主，但又认为既不帮忙亦不帮闲的抒发性灵的作品也不能一笔抹煞。梁实秋感到不解的是鲁迅居然说“无产阶级文学”是超于帮忙与帮闲之外，莫非是纯粹文学吗，莫非与吃饭问题无关吗？梁实秋说，现在“普罗文学家”不是口口声声说“普罗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武器之一部吗？“等到大同世界到来，天下太平，大家无事，普罗文学家自然也就要谈谈女人，谈谈酒。‘无产阶级文学’现在正是帮忙文学，将来也有成为帮闲文学的可能。”
鲁迅发表《“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对林语堂、周作人在风沙扑面的时代沉迷于趣味性的小品文表示不满，梁实秋立刻发表《小品文》一文批评说：“鲁迅先生的几卷杂感，固然‘有不平，有讽刺，有破坏’，然而中国又有几个鲁迅呢？不擅讽刺的人硬要讽刺，不擅幽默的人硬要幽默，其丑有不堪言者。文无定律，还是随着各人性情为是。”当然，在不严肃的文学比比皆是的情况下，鲁迅的打击是该受欢迎的，但是文章是不能清一色的。从效果上看，革命的青年何至于看了“小摆设”就志气消沉，正如一个“风雅”的人也不会看了鲁迅杂感就变得“粗暴”一样。而且在中国满目疮痍的情况下，文学家如果真是关心民瘼就应该弃笔从事实际工作。梁实秋说，在作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与麻痹青年的“小摆设”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文学的存在吧”？
施蛰存在刊物上给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并以鲁迅为读古书而作好白话文的典范，引起了鲁迅的不满。梁实秋立刻在《线装书与白话文》一文中说：“凡事一涉及‘鲁迅先生’，一定要闹出一场笔墨官司的，这一回怎能例外？”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了一本《创作的经验》，将鲁迅放在开首，梁实秋批评道：“第一位大作家鲁迅先生，他有什么创作，除了《呐喊》、《彷徨》，作品固不在多，可是也得有点分量，有相当的伟大才成。除了《阿Q正传》，鲁迅就没有创作长篇小说，短篇的近十年来也没有一篇。如其鲁迅能保持他的‘作家’的名誉，恐怕还要靠他那几本‘杂感’罢。”而梁实秋在《讽刺文学》一文说：“在现代作者中，鲁迅先生的作品最富于讽刺。但比较成功的讽刺文学亦只有《阿Q正传》一篇。这一篇比较成功的缘故，是因为作者的态度冷静，所以这篇具有良好的小说的形式；又因为不是在攻击陈西滢或章士钊，而讽刺的是一般现象，所以具有普遍性。至于他的杂感，由《华盖集》以至《伪自由书》，内中妙文自然也不少，而称得起讽刺文学的恐怕一篇也没有。”根据梁实秋的说法，是否讽刺文学并不在文体上，杂文如果讽刺的是普遍性而不是特殊的个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讽刺文学。梁实秋的目的非常明确，因为鲁迅的杂文太多讽刺梁实秋以及英美留学生的文章，索性就把它驱逐出讽刺文学的殿堂。
萧伯纳到上海时，与鲁迅会见过，鲁迅也写了《颂萧》、《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等杂文，并为《萧伯纳在上海》作序。梁实秋立刻写了一篇《萧伯纳去后》，对有人将鲁迅比作萧伯纳进行讽刺。他说把鲁迅比作萧伯纳很精当，除去下列差别：“（一）萧有三部长篇小说，鲁迅有两集短篇小说；（二）萧有戏剧若干部，鲁迅无；（三）萧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鲁迅无；（四）萧有他的思想体系，鲁迅无；（五）鲁迅有杂感若干集，萧无；（六）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萧无。”梁实秋显然以为鲁迅不如萧伯纳，所以讽刺道：“凡是西方有的，我们中国都能找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偶，而并不觉得寒伧。”
鲁迅除了与梁实秋论战的文字外，没有专门谈梁实秋的文章；但是梁实秋除了在鲁迅生前就颇多专门论鲁迅的文章，即使在鲁迅去世后，也有专门谈鲁迅的文章。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可以顺手引用鲁迅的话，说鲁迅将吐半口血让丫鬟扶着去看秋海棠看成是雅事（尽管梁实秋因记忆有误将鲁迅所讽刺的对象与鲁迅本人的观点搞混了），甚至在晚年接受丘彦明的采访时，可以顺口引证鲁迅四篇不同文章中的句子以证明鲁迅文章的欧化倾向。有人说梁实秋因为讨厌鲁迅而不读鲁迅的书，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也有人将梁实秋把鲁迅列为重要的现代散文作家，以证明梁实秋的宽容，事实上梁实秋将胡适、徐志摩放在鲁迅之前，并不能表明他是多么公正。从梁实秋晚年不赞成鲁迅进入经典作家之列，以及对上海虹口公园的鲁迅像的讽刺来看，因论争而造成的成见还是很深的。这种成见也典型地表现在梁实秋在鲁迅去世后所写的文章中。
梁实秋在1941年11月发表的《鲁迅与我》中，将自己与鲁迅的纠葛误记为从他《新月》上的那两篇文章开始，将鲁迅视为成群结队的“狐狸和狗”的一类，将自己看成是独往独来的狮子与老虎。梁实秋对鲁迅不是没有正面的评价：“鲁迅先生的杂感文字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但梁实秋接着就说，作为真理的辩论看，鲁迅的杂文并不令他心服，而是为辩论而辩论，亡顾左右而言他。他指责鲁迅的硬译不通，鲁迅并不正面回答，却说他的“把别人的主张都褒贬得一文不值”不通，因为褒是褒，贬是贬，鲁迅不知道《红楼梦》中宝玉有“不说不能做了，还褒贬人”的文句。鲁迅要证明文学的阶级性，就将一顶“资本家的走狗”的帽子加在他的头上，同时在鲁迅指挥的《萌芽》月刊上刊出一篇文章，说他到大学讲课坐了一部自备汽车，叶灵凤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叫《梁实秋》，大事造谣攻击之能事。鲁迅曾经指责他从青岛大学的图书馆里将鲁迅的书驱逐出去，其实是没有的事，因为他信奉伏尔泰的“不赞成你说的话，也要拥护你说话自由”的信条。梁实秋认为，鲁迅不能与高尔基比，也不能与萧伯纳比，鲁迅与萧伯纳的合影显示他比萧伯纳矮一大截子，在作品数量上也是如此。当然“以鲁迅先生的才力，如果天假以年，而再不浪费精力于无谓的论争，他的成就将不止于此”。从这篇文章来看，梁实秋对于当年的论战还是耿耿于怀。误记的且不说，将造谣的文章说成是鲁迅指挥的，其实是往一直受谣言之害的鲁迅身上泼污水，而叶灵凤等人作为鲁迅的讽刺对象几乎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不让鲁迅将精力浪费在无谓的论争上，梁实秋应该自问：他与鲁迅的论争有多少是鲁迅挑起来的，有多少是他挑起来的？
到台湾后，当台湾的下一代读不到已经成为禁书的鲁迅著作时，梁实秋又写了一篇《关于鲁迅》向台湾读者介绍。他以高高在上的口吻说，鲁迅的书在此地已成了禁书，他何必再“打落水狗”？在简单介绍了鲁迅的简历后，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心中自然有一股怨愤，于是，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的泄愤的对象。他说鲁迅先天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根底在白话文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鲁迅的主要作品就是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作为文学家单有一腔牢骚怨气是不够的，而必须有正面积极的主张，纵然不一定成体系；然而鲁迅不足语此，他所有的只是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就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鲁迅没有文学理论，他先是一团怒气，后来就以苏联的文艺政策为理论。梁实秋虚拟了一幕情景，就是在苏联与中国的张学良军队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在上海的电线杆上发现了“反对进攻苏联”的标语，他就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人进攻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驱使进攻苏联。鲁迅临死时反对“空头文学家”，但也讽刺了自己，因为死后不久出版的《鲁迅全集》连翻译著作也包括进去了，幸而鲁迅只翻译了《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果戈理的全集就要附在《鲁迅全集》里了。鲁迅的作品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除了用意深刻、文笔老辣之外，其他方面就不足道，而且其杂文“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事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鲁迅最好的小说是《阿Q正传》，其余在结构上不像小说而像断片的零星速写，但是仅凭《阿Q正传》还不足以使鲁迅成为伟大作家。在文学研究上鲁迅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然不失为这方面的好书，他建议将这部书提前解禁。梁实秋说：“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太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发生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枝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梁实秋这几篇文章开创了海内外否定鲁迅思潮的范式，譬如对鲁迅立场不稳感情用事的批评就被夏志清所沿用，对鲁迅只有否定意见没有建设意见又被余英时沿用，甚至王朔之类的否定鲁迅的意见也有梁实秋文章的影子。尤其是梁实秋对鲁迅杂文的否定，更使得海外学者以为鲁迅的杂文确实不行。当然不能说梁实秋的鲁迅论一点道理也没有，实在说，他比当年那些攻击鲁迅的“左翼”文人更能看到鲁迅的价值，而他立论的时候又显示出一分为二的“公正”姿态，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容易迷惑人。就《关于鲁迅》一文而论，梁实秋说鲁迅一伙认为张学良的中国军队进攻苏联，就完全没有根据。鲁迅对当时“左翼”文人“左”得在电杆上贴“反对进攻苏联”的标语，搞飞行集会，是很反感的，甚至看见刊物封面上印着粗大胳臂的工人也并不高兴。看来，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影响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他对鲁迅的公正评价。要证明这一点，只要读读梁实秋在与鲁迅论争前写的评《〈华盖集〉续编》对鲁迅杂文的崇高评价，再读读与鲁迅论争后对鲁迅杂文的评价，就可以比较出来。事实上，《〈华盖集〉续编》倒可以说“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但是这并未阻止梁实秋给予很高评价。
比较客观地说，梁实秋与鲁迅的论争，百分之六十以上要怪梁实秋。当他从美国学了一种保守的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之后，他那种横空出世的姿态，以及对鲁迅缺少起码的作为有成就的作家和学术长者的尊重，导致了论争的逐步升级。在论战的白热化阶段，他的那些“党”、“卢布”的暗示，也显得太不厚道，从而招致了性情过于敏感的鲁迅的恶骂。另一方面，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尤其是对“硬译”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论战的白热化已经使得鲁迅完全无视那些合理性，甚至有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味道，这就显得缺乏包容的心怀，并骂出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样的很伤梁实秋感情的话。梁实秋作为批评家深知鲁迅的作品是会传世的，然而越是这样，他越要诋毁鲁迅那些骂他的杂文，否则他担心会被定格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命题上。然而越是这样诋毁，他作为批评家的偏狭性就越是容易显示出来。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实秋与鲁迅白热化的论战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他们都是爱国者，都崇尚文学的严肃性，在面对外敌入侵的语境下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拼得你死我活。如果说梁实秋刚刚回国之时那种否定五四文学的姿态，可能与五四文学的开创者鲁迅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么，当“左翼”文学兴起的时候，梁实秋调整批评思想的时候显然开始向五四文学认同，而鲁迅在转向“左翼”文学的时候并没有抛弃五四文学的遗产，因而二人是完全可以作为同路人一起奋斗的。譬如，在梁实秋争取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时候，鲁迅也在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作为同路人相互支持，却是作为敌对面相互讽刺和挖苦。人们可以想想，梁实秋与闻一多是好朋友，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的时候，梁实秋在政治上比闻一多还要激进，那么在闻一多与鲁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是什么使梁实秋与鲁迅在风沙扑面的时代，非要“乏走狗”与“乏牛”地骂来骂去？文人的“圈子”意识太浓厚，就会浪费他们共同为国家出力的精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实秋反复强调的老虎和狮子永远是独往独来，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在今天仍然有倡导的必要。可惜的是，即使是说这话的梁实秋，也没有摆脱英美派留学生的“圈子”。再譬如，梁实秋关于文学“大众化”的意见，尽管与鲁迅的差异很大，但是他们共同认为“大众化”不能以文学去迁就与媚悦大众。鲁迅曾经与梁实秋为了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后来，梁实秋在《人性与阶级性》等文中在宣扬人性的时候已经不再否认阶级性，而鲁迅在《看书琐记》等文中在指出文学阶级性与地域性的同时，不是也说“文学有普遍性”吗？鲁迅与梁实秋都是真正的文人，是文人就不会闭着眼对艺术不负责任，因而二人都主张作家应该写熟悉的题材，而不要对题材限制得太死。即使是他们发生论争而且各执一词的翻译问题，也不是没有共同点，譬如二人都发表文章强调“重译”或“复译”。鲁迅一直重视翻译，而梁实秋就是中国难得的译才；鲁迅希望有人翻译莎士比亚，梁实秋就承担起这个重任。而且梁实秋在翻译的时候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直译，他嫌朱生豪的翻译将许多色情的东西删削了，这必定会得到鲁迅的赞许。
当然，笔者也不同意那些指责鲁迅喜欢播弄是非爱打架乃至尖酸刻薄阴毒，而梁实秋宽容忍让爱自由之类的观点。其实鲁迅就卢梭问题与梁实秋的论争，恰恰是鲁迅爱自由而梁实秋不能容忍没有束缚的自由的缘故。鲁迅骂梁实秋的文章很容易见，梁实秋骂鲁迅的文章不容易见，也是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从笔者对论战过程的评述中，就可以发现，梁实秋对鲁迅的主动挑战远多于鲁迅对他的挑战，于是这种印象可以不攻自破。梁实秋到台湾后确实是宽容忍让爱自由，但他作为批评家出世的时候却是一个非常爱打笔架的人。早在清华读书时期，他就著文指责胡适、康白情、冰心，因为一个“某生体”与人笔架不断，因为“丑”能不能进入诗歌而与周作人打过笔架。他从美国学了文学批评回国后，这一点尤其显著，大有“横扫文坛如卷席”的味道。
有趣的是，回国不久梁实秋还写过一篇《骂人的艺术》，认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但是，“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然后，梁实秋就教人骂人的方法，什么“知己知彼”、“无骂不如己者”、“适可而止”、“旁敲侧击”、“态度镇静”、“出言典雅”、“以退为进”、“预设埋伏”、“小题大做”、“远交近攻”，一下子就罗列了十条骂人的艺术技巧。在“无骂不如己者”中，梁实秋说：“你骂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骂，你就算骂着了。因为身份相同的人才肯对骂。……假如你骂一个无关痛痒的人，你越骂他他越得意，时常可以把一个无名小卒骂出名了，你看冤与不冤？”梁实秋三番五次骂鲁迅是不是从这种策略出发而有预谋，笔者不得而知，但是这位很懂“骂人的艺术”的批评家，后来遇见一个更会骂人的鲁迅，并且把梁实秋骂了个“发昏第十一章”，却是真确的。假如梁实秋是有预谋的，那么，他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当中国大陆许多大学生不知道徐志摩为何人的时候，梁实秋的名字在大陆却是无人不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鲁迅作为现代中国作家的一个热门研究对象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就会有梁实秋的名字来做伴。如果遇到人们逆反心理很重的时候，譬如在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对正统的颠覆之语境里，梁实秋还可以更阔气一点——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听到过鲁迅不如梁实秋的言论。当然，仅仅将梁实秋绑在鲁迅身上，对于梁实秋是不公平的，他的小品散文自有不凡之魅力，并且他的名字在中国也会与莎士比亚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