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李耿成激动的是，一天，他正在站岗，看到伟岸的毛主席散步走来。他心里立刻激动起来，笔直肃立的军姿下涌动澎湃、崇敬的情感。忽然，他听到毛主席和蔼地问他：“小同志，参军几年了？哪里人啊？”李耿成忍着激动的心潮，回答：“三年了，平山人！”毛主席轻轻地说：“哦，平山老乡……”李耿成答：“是。我奶奶是戎冠秀！”毛主席微微笑着说：“戎冠秀，我认识的……”
历史的时空有时候就是这样神奇地交错着，领袖们和平山子弟兵、子弟兵的母亲就是这样关系密切着，平山人的忠诚也一代代抒写着……
李耿成后在北京工人日报社工作，任纪委书记。在北京采访他时，我曾询问：“听说，戎冠秀奶奶在接到你叔叔的牺牲通知书时，没有掉眼泪，而听到邓世军牺牲时却大哭，是这样的吗？”他回答说是。我曾经看到过许多资料，类似的细节非常多，常感到不解。李耿成说，奶奶就是这样刚强，宁肯苦自己，也要爱八路军。他说，他小时候，有解放军部队到村里拉练，奶奶就把最好的被子给解放军盖，最好的吃的给解放军吃，却不让他这个亲孙子吃！在他9岁时，奶奶的母亲去世，奶奶带他去奔丧，走在一个山崖底下，奶奶掏出要祭祀她母亲的黄纸，在那里烧了起来。他感到奇怪，问奶奶，烧这里干吗？奶奶说，这里掩埋着一个八路军烈士。
这位热爱子弟兵的母亲，爱每一位战士，爱到骨子里，爱到灵魂里！手里有吃的给吃的有穿的给穿的，有一把黄纸，也要烧给那位不知姓名的八路军战士，可敬可叹！
那么她真不爱惜自己的孩子吗？李耿成告诉我，奶奶在人前从不掉眼泪，人走了她一个人在背地里哭。当年，她站在台上，慷慨地说让三个孩子都当兵，似乎没有悲痛。但是，那个岁月，孩子今天走，明天就可能牺牲，当母亲的能不心疼？所有的资料里都没有写到悲痛，的确，如果总是这样悲悲戚戚，谁家的母亲都拉着儿子不让当兵，那么保家卫国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到时候，家不是家国不是国，成了亡国的奴隶，还有什么好日子？母亲们是舍小家为大家，大悲无声。我采访另一个平山籍的老人时，老人告诉我，戎冠秀在他儿子被簇拥着当兵走后，她一个人坐在村头的皋（类似城楼，上面供奉神像）上，拍着腿儿，前仰后合地大哭！
不管这个细节真实与否，我都相信，这一定是人性里最真实的一面。那个老人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戎冠秀这个细节。在许多时候，恐惧、缺点甚至悲痛、爱情等许多词汇都不能出现在宣传英雄的文字里。那么，在这里，就让子弟兵的母亲们大哭一场吧，希望她们能把压抑已久、痛彻心扉的悲伤释放出来吧……
2009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在评选出的全国英雄模范“双百人物”中，河北170个县市有15人，而平山县就有两位人物入选，一位是戎冠秀，另一位是新时期石油系统“铁人”代表秦文贵。试想在13亿人口的国度，近百年的历史中，平山就有两人入选，这是何等的光荣啊！这也是共和国给子弟兵母亲们的一次崇高敬礼！
谁是平山团家属？
正月里来新气象，妻子送郎上战场。
送郎送到大门口，甩手拉住哥哥的手。
叫一声郎哥哥你莫难受，打退了日本鬼子咱团圆在后头……
——平山民歌
聂帅嘉奖平山团之后，平山县也成为敌人瞩目的地方，每每“扫荡”都在村庄寻找八路军平山团的家属。
抗战初期的一天，栗华妮从洪子店回村看望公婆和孩子。早饭刚过，“咣咣”的锣声响起，一队鬼子包围了村庄，乡亲被赶到村边的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一片。鬼子拿着刺刀大枪在周围站着，翻译官扯着嗓门喊道：“皇军知道，咱们村里有很多八路，有参加平山团的，谁是八路，谁是八路的家属，赶紧站到北边，皇军有赏，谁撒谎或是掩护八路，死啦死啦的有！”接着开始拿着花名册点名。
栗华妮抗战前嫁到村里，丈夫梁二毛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跟随平山团去了晋西北，小叔子梁小全也被她动员到5团当战士。她作为情报员，来来往往，只说是在镇上做工。此时，她看到凤梅嫂、香菊等人都平静地站在人群里，她们都是平山团的家属。凤梅嫂的丈夫已经牺牲了。敌人点到栗华妮丈夫，她答：“死了！”敌人用眼睛询问保长，保长点头。接着点香菊，她应了一声，点她的丈夫，她闭口不语。栗华妮急忙拽拽她的袄袖，被伪军警长看见，大声问：“你男人呢？”香菊还是低头不答。一鬼子“哗”地抽出东洋刀，压在她的脖子上，锋利的刀刃把肉皮割破，鲜血滴了出来，迅速染红了衣领。几个孩子吓得大哭，人群骚动起来。栗华妮大声地说：“她不知道男人在哪儿？不信你问保长。”
保长赶紧上前，说：“乡亲们不要怕，皇军查户口，也是为咱好。”接着对鬼子说：“她男人叫中央军抓走了，至今没有音信。”保长给翻译官使了一个眼色，翻译官向鬼子嘀咕了几句，鬼子把东洋刀抽了回去，香菊被救了下来。原来，这个翻译官曾经被5团侦察员抓去要枪毙，恰好被保长遇到，保长给他“求情”，让他以后立功赎罪。今天，翻译官害怕再次被抓，只好作了一次“人情”。
在抗战时期，多有周旋在敌我之间的“两面村长”。明着给敌人办事，暗里为我抗日政权服务。
5团的一位干部，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大约1938年秋，他奉命带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两个工人到八路军总部去培训，要通过正太铁路。他找一个两面村长。要他通知村民不要外出，并警告他如果有人到敌人那里通风报信，就以汉奸论处！他当即坦然做保证：“我保证做到，过去也有部队和骡马在此路过都没有发生过问题。”他们有以下对话：
问：这里离娘子关还有多远？
村长：走近道5里，沿铁路8里。
问：什么时候过铁路为好？
村长：一般说晚上12点左右为好。
问：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
村长：敌人一般都在12点前后有一次巡逻，我们可以派人观察，如果你们对我不放心，可派一两名军队同志跟着我们一起去。
问：我们过去后你去不去报告日本人？
答：当然要去，如果不去报告，查出来我们可受不了。
问：你怎么报告法？
答：你们人太多我就少报一些，人太少我就多报一些。
问：你这样做的意思是什么？
答：你们人多我报少了，万一他们追上了你们就把他消灭了，我们可受不了。报少了如果你们吃亏，我们也过意不去，总之不让自己人吃亏。
问：什么时候报告？
答：估计你们走远了，鬼子追不上你们的时候去报告。
问：你报告晚了鬼子不怪你吗？
答：我有办法应付，就说你们把村子封锁了，我被你们监视着出不去。我现在就待在你们这里不出去了，如果有人告我就好说了，说你们把我扣押起来了……
看来这两面村长也不好当。那个村长还感慨一番：“让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干，还不如我们这号人干，反正抗日工作都要有人做。说实在的我也是不得已，不了解内情的人都骂我是汉奸走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受委屈吧！凭良心我是干的白皮红心的事，有那么一天打败了日本鬼子，只要你们给我说句公道话就行了。”
诚然，在平山，在晋察冀的广大敌占区，像栗华妮村这样的两面村长，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家属，配合部队，为抗战也做出了一些贡献……
在平山团的家属带动下，平山的妇女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我曾读到1939年《抗敌报》的一则通讯，描述了平山妇女进行“三八大检阅”的壮观场面：
全县各区的妇女自卫队大概有两千人，陆续从各村来到李家沟口村后山谷里的一个打麦场上。她们大多是走了几十里山路赶来的，而在平时她们是很少出门的，现在不用跟男人打招呼就来了……会场响着“送——郎送——到大门——外——”，这样的曲子被她们用“微颤而酸楚的秧歌调子”唱得很认真，身子也随着歌声而抖颤。她们是发自内心的，许多妇女的眼里都浮现着那个远在战场的身影。有一两个男自卫队员也来到会场。会场上“拉歌”开始了，抗战的新歌此起彼伏，“欢迎女训练班唱歌！欢迎妇救干部唱歌！”大家不知疲倦地要求着，最后在“晋察冀进行曲”的尾声中开始了大会。
临时搭起的土台上有人喊：“为什么要组织妇女自卫队？”台下斩钉截铁地齐呼：“打日本！要求妇女解放！”台下的妇女从小脚老太太到青年妇女，都忘记了羞怯，高举着拳头呼喊着。春天的骄阳照射在密集的白头巾上，如同一片白色的花苞。
四分区的袁心纯主任上台，他通俗有力的讲话掀动了会场的情绪：“咱们娘儿们也和男人一样，能做大事，蒋委员长的太太宋美龄，还有何香凝，她们都是领导着全国妇女抗日，都是中央政府委员……娘儿们要出来，参加选举，选村长，选区长，选县长。”
“娘儿们能做大事！”“娘儿们要出来参加选举！”台下的呼声响彻云霄。一个老太太兴奋地让拳头久久举着，忘记放下来。当自由发言开始的时候，妇女们似乎还不习惯站到台上呢，台下一片期待的宁静。忽然，一个老太太爬上土崖，踮着小脚走到台中，郑重地向台下深鞠一躬，人们屏住呼吸准备听她讲话。“今天是三八节，妇女要多做军鞋慰劳军队打走日本鬼子。”连近处的都没有听清楚，她就走下来。毕竟有了带头的，接着好几个妇女都上台讲了几句心里话。又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上台了，她向拜佛一样向大家拜了拜，台下有些笑了。“看，现在我们妇女有力量了……我们要抗日，为国家出力！”她干瘪的嘴里发出的声音却并不小。台下一片掌声。男自卫队里有人称赞说：“越老越沾，别看，人老心不老！”
接下来的游行更是振奋。最后，散会了，一个青年妇女独自走在山脚的小路上，“妇女解放万岁！”她实在太兴奋了，把喊声送上高高山峰，回荡在太行山上……
正是这无数妇女力量的崛起，这些妻子和母亲们的支持，平山团才能不断地补充着兵员，坚韧地战斗在抗日第一线。在我采访中，有一个老党员讲到，他们村里一个小子参加5团，因为脑子有点问题，老百姓俗称“魂儿不全”，经常从部队跑回来，先后有8次之多。但是都被他的父母和村干部送回部队，每一个家庭都被发动起来，每位母亲每位妻子都不愿意容留逃兵，让他们给全家抹黑。
一首《动员归队歌》唱得好：
“原来就是你呀，为什么开小差呀？贪生怕死，你回家享安然呀？”“并不是享安然呀，想起了家中事，实在不放心呀！”“有什么不放心呀？田地有人耕呀，挑水打柴有我们来承担呀！抗日最光荣呀，逃跑最可耻呀！人家的男儿上前线已动身呀！”“诸位同志的话呀，句句都是真呀，我已经觉悟了，明天就动身呀！”
因为平山县群众的广泛教育和发动，汉奸很少，锄奸、保密等工作样样都做得彻底。聂荣臻长期驻扎的寨北村，东南一望就是王母观山、黄巾寨山的日军碉堡，直线距离不过十里地。而5团驻地阎庄，则在黄巾寨东侧的山脚下，就能望见西面山上一拉溜四五个炮楼。在方圆不过百里的山峦沟壑中，环布着敌人大小59座碉堡。在这样犬牙交错的地方，我们的晋察冀最重要的首长、机关、几千人的5团，都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在敌人没有大“扫荡”的日子，聂司令甚至只带一个警卫就纵马出出进进。这铜墙铁壁的形成，和最底层妇女群众的发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英 雄 妻 子
五月里麦梢黄，我送郎君上战场。
家里的事我担当，望君一心一意打东洋
——平山民歌
一
在抗战烽火中，每一个平山团子弟兵的家，都是所有子弟兵的家。
乱泉村的王永堂，他早年参加栗再温领导的红军108游击队，1937年直接参加平山团，奔赴抗日前线。他的妻子吴凤婷背着两岁的儿子、抱着两个月的女儿，送他一程又一程，直到看不到队伍的踪影。吴凤婷出生在寨北村贫苦农家，送走丈夫，本打算和家里人勤勤恳恳过日子，不想没多久，家里的两个嫂子，见她拉扯两个孩子，没有主要劳力，便提出分家。虽然婆婆不同意，但性格刚强的吴凤婷，还是同意了她们的要求。她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不拖累你们，分就分吧！
1938年春节过后，吴凤婷带着两个孩子，分到二十多斤带皮的杂粮，开始度春荒。吃的不够了，就到处挖野菜、摘树叶。一次吃槐豆，没有处理好，全身中毒，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手脚肿得像发面馒头，几次青黄不接时差点被饿死。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在县抗日大队的弟弟吴振良来看她们，他掀开锅盖，见锅里全是用树叶和野菜熬的粥，一粒粮食也没有。他尝了一口，难以下咽，难过得想掉泪。后来，他给姐姐送来一小口袋粮食，母子仨总算活到了麦收。
岁月异常艰难，吴凤婷信念无比坚定。她当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积极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寨北一带是聂司令驻地，必然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频繁的战斗，常常有伤员被转运到老百姓家中。
在海文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里，我读到他母亲吴凤婷照顾伤员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