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寻找平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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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歌唱在太行山上(7)

在一个小院子里,逐渐昏暗的光线让人感到异常“安静”:一具裸体的妇女躺卧在门口,她是被鬼子乱刀刺死的,鲜血流在白皙的皮肤上,使人惨不忍睹。屋檐下的灶膛似乎还有点点火星,大铁锅的锅沿也在冒着丝丝热气。等把锅盖揭开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锅里煮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刚刚满月。军区锄奸部余光文部长哭着进来,妇女是他的妻子,孩子是他的骨肉。人们把孩子捞出来,放在母亲身边,又找来席子把他们盖住……天完全黑了,余部长带领大家转移。

美穗子姐妹的身影在沙飞脑海里不停地晃动,晃动……大锅里的被活活煮死的两个孩子也嵌入他的眼里,扎在他的心中,如此强烈的反差使沙飞精神突然失去控制。后来,报社的同志们看他走路不停地摆手,自言自语,有时候则哈哈大笑。沙飞在奔跑时丢了鞋,脚掌没皮,肉跑烂了,被严重冻伤,差一点丢掉双脚。在两个月的治疗过程中,他精神极度衰弱,天天哭泣。报社的同事回忆,沙飞在“柏崖惨案”后,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精神失常了。

后来的几年里,沙飞的病情时好时坏,虽然还在工作中,但显得疯疯癫癫。

1948年,沙飞肺结核复发,住到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的主治医生是日籍医生津泽胜。津泽胜诚恳负责,威信很高。

沙飞听说鲁迅的去世,是日本医生杀害的,这传言一直是存在心里的阴影。此时他精神更不正常,常常失眠,无常冷笑。他总怀疑津泽胜要杀害他,要用X光杀死他的细胞,用樟脑毒害他的胃肠,甚至认为夫人王辉也是津泽胜的同谋。沙飞的同事顾棣回忆,沙飞那些年精神已经很不正常。他“打算拿手枪逼着驾驶员到南京投弹炸死******”。当时沙飞这种“幻觉妄想型”精神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终于,悲剧发生——沙飞连开三枪打死了津泽胜。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门口,几十名日籍的反战人士长跪不起,请求处分沙飞。

聂荣臻在得知此事时,首先问:“沙飞精神是否正常?”有人回答:“正常。”将军落泪了,忍痛签署了处决沙飞的决定。他还特别嘱咐有关人员:“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法子给他搞点鱼吃。”

一个小兵王朝秀,亲见了这样的场面:“1950年3月4日的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野上。他身穿棉的、带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低着头,背着手,步履坚定,神态自若。一个持枪的军人对他立正,无限深情、无限惋惜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无奈地举起了枪……第二天,那里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木牌‘沙飞之墓’。”几十年后,那个小兵才明白,那个军礼是给这个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八路军第一个新闻摄影画报的创办者,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

之前,清理他的物品时,他拒绝交出从不离身的小铁盒,他说那是私人物品,其实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他的另一个精神导师白求恩赠送他的相机,则转交了家属,他的儿子又使用了10年。

从此,这一粒沙消失了。他的名字再没有写在他拍摄的照片下面。随着时光的流失,他的坟墓被平,尸骨至今不知去向。后来,他的夫人王辉和五个子女几经寻找,仍然没有找到沙飞尸骨下落。他的子女们经过数年艰难的申诉,终于在1986得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沙飞是在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因此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

沙飞的名字随着他的影展、影集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其实,那些照片早被一代代人记住,特别是鲁迅、白求恩、将军与孤女等形象,在中国人心里已经永不磨灭。

今天,在石家庄双凤山陵园,你可以看到沙飞塑像——沙飞依然手拿相机,像要飞起来一般。他的精神终于得到自由。

雷烨:寻找回来的英雄

1943年4月,春到山村,柳丝染绿,杏花含苞。平山县张家川村的儿童团长刘树梅和小锁子在村口站岗。他们两个凝望着烟雾迷蒙的群山,议论着自己心中的英雄。小锁子“吹嘘”地描述在5团当排长的大哥,拿手里的木头枪做机枪状,不断“扫射”鬼子。树梅说:“俺四叔的平山团更厉害,一次杀鬼子上千呢,聂司令员在报上嘉奖呢……”

的确,这一带村庄参加平山团的子弟很多,杀死八个鬼子的平山团英雄王家川,就是张家川人。人们把参加平山团打鬼子看做最大的光荣。

两个孩子争论着,忽然,看见一个人走来,高高的个子,方脸大眼,面带和蔼的微笑,背着手枪和军用挎包。

“小同志,我是边区画报社的,住在曹家庄,到元坊区公所办事,去时两人合开了一个路条,那个同志先回去了。我忘记在区公所再开个路条,结果受了一路的盘查……”树梅仔细听着,用心观察、思索。小锁子则起劲儿地喊:“不成,没有路条谁也甭想过!”

“老雷,怎么不家里去?”这时,树梅的爹过来了。“刘村长!”大个子见到树梅爹,笑着说:“你们的儿童团厉害哟!这不,把我俘虏了!走不脱啦!”

就这样,树梅认识了这个叫“雷科长”的叔叔。

很巧的是,儿童节那天(当时4月4日是儿童节),树梅正带着儿童团在河滩栽树,雷叔叔拿着相机给他们拍照。大家唱着:“小树叶儿哗啦啦,你我都是小娃娃。哥哥拿枪打东洋,我打柴火帮妈妈。支援前线打胜仗,唱歌跳舞笑哈哈。哗啦啦,哗啦啦……”雷叔叔又教了大家新歌,高兴极了……

过了一些天,雷叔叔拿着一卷东西来到他家,高兴地说:“树梅,快来看,我们栽树的照片发表啦!”树梅扔下柴火高兴地看画报,激动地说:“这下子,全边区的人都知道我们造儿童林的事了?”

“那当然喽!聂司令也会看到的!”

“太好了,可是雷叔叔!这报能不能送到延安呢?”树梅试探着问。

“哈哈!你想叫毛主席也看看,是不是?”

“是,还有……”

树梅娘接茬说:“雷同志,他是想他四叔也能看到呢!老四出去好几年了,听说平山团就在延安哩。连个信都不往家捎,你们里边有人去就给他捎个信,打听打听!”

“行啊,有人去,我一定要他捎个信!”雷叔叔认真地说……

树梅还缠着雷叔叔要学照相,两人谈得挺投机。下午跟着雷叔叔到邻村曹家庄参观了印刷厂,雷叔叔兴致勃勃地讲,抗战胜利了要把印刷搞成自动化的,“咔吧”一摁电门就开印。还说,等树梅长大了就像苏联一样,开着拖拉机耕地呢!这个光想当兵打仗的儿童团长懵懵懂懂,幸福地憧憬着……

沙飞也曾在阜平巧遇儿童团长顾棣。那是在这一年的夏日,沙飞到边区政府开会,路遇14岁的顾棣放学回家,两个人一路走一路攀谈起来。沙飞问老百姓生活苦不苦、怕不怕,对抗战有没有胜利信心。顾棣回答,抗日战争打的是持久战,目前正处在相持阶段……但困难是暂时的,军民团结努力奋斗就能克服。对国民党的抗日派、顽固派要区别对待,打击亲日派,要搞好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挽救民族危亡,正义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沙飞非常吃惊,一个农村小孩儿怎么懂这么多道理?原来顾棣当过儿童团长,在华北联大学习过半年,平常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

沙飞又问了他的志向,非常喜欢这样聪明有志气的孩子,说跟我学摄影吧。顾棣把摄影听成“社音”,以为是一种乐器呢,把黑匣子认为是“望远镜”。沙飞哈哈大笑地看着这个伶俐的“小土包子”。想不到第二天,沙飞真的跑到顾棣的家里,找他母亲说,明年要把他带出去当兵。最终,顾棣真的参加了画报社,成长为军旅新闻人……

这些都是后话。眼前树梅却没有学成摄影,而是迎来一场悲痛的变故。

4月20日下午,鬼子突然来“扫荡”。树梅接到东白面红村送来的沿途传递的鸡毛信,带领小锁子和保柱,把信送到曹家庄,然后到村后上山躲避,看到有两个人刚刚跑出村,远处影影绰绰一队鬼子就进村。树梅赶紧朝着两人大喊:“敌人来啦!快跑呀,哎……”跑近了一看,原来是雷叔叔,身后还跟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

他们翻过两座山梁,来到桃树沟,正巧遇到树梅爹来接应。雷叔叔高兴地说:“我正愁找不到你呢!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今晚咱们这一带驻下敌人。刚才他们不断向山上打炮,我估计明天很可能搜山,所以今晚必须把群众从附近这几个山沟里都转移出去!”雷叔叔看看周围环境,当机立断地让树梅爹带领乡亲们转移到更隐蔽的山沟。第二天,果然这个沟被炸,一片火海。人们祈祷着说,老雷比诸葛亮还会算计!不然我们一村人就完啦……

安顿好之后,雷叔叔就和警卫员向北追赶报社,并去通知大岭沟的乡亲们转移。树梅目送雷叔叔离去,竟成永别。

鬼子撤退后,刘树梅才知道,雷叔叔跑向大岭沟,一家家敲门,通知乡亲们转移后,已经是凌晨了。当时起了大雾,一丈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摸着翻过几道山梁后,便找不到正路了,他们走到南段峪村一个叫石堂的自然庄,遭遇了鬼子。他们和鬼子激战,不幸腿部中弹,他果断地掩护警卫员撤退,然后迅速地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一件件忍痛砸碎。当鬼子扑到了身边。他从容地举起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

刘树梅晚年回忆:“我听到这一消息,发疯似的跑到英雄献身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这儿挖,那儿扒,终于找到一个破碎的镜片和一个小铁环……我把镜片和铁环仔细地珍藏起来。第二年(1944年),我入了党,任小区执委。1946年正式脱产参加革命工作,离家时将烈士遗物带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新中国成立后,从平山调到峰峰矿务局,20世纪60年代后期又调到邯郸,一辈子永远珍藏!”

崇仰英雄的平山子弟,珍藏英雄遗物,寻找雷叔叔成了他一辈子的心事。1988年,病重的刘树梅嘱咐长子刘峰川,让他设法弄清“雷科长”的姓名、身世,找到他的家乡和亲人,让英魂魂归故里。次年刘树梅病危时刻,再次郑重地嘱托刘峰川,一定要帮他完成寻找英雄的夙愿。

然而,刘峰川手头只有父亲回忆“雷叔叔”的一篇文稿,名为《英雄山谷》,写于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除此之外,什么资料、线索也没有……

15年后,《平山党史资料》(第八卷)出版了。第138页载:

1943年4月20日,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兼《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冀东军区宣传科长雷烨在平山县曹家庄与敌遭遇,在只身与敌搏斗中,将自己携带的照相机、望远镜等全部砸毁,壮烈牺牲。

刘峰川读后,眼前一亮,这和父亲的“雷叔叔”如此相似!继而,他开始了更为详细的寻找……

平山无人知道,远在浙江金华,另外一个人正在苦苦寻找。

这个人是项秀文,曾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几十年来一直寻觅1938年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哥哥项俊文。家里自从收到哥哥1941年发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署名“雷雨”的信之后,音讯全无。

1986年,在一次会议上,项秀文遇到了时任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高永桢,请他从“河北行唐陈庄”方面帮忙查找。高永桢非常热心,回来后,大海捞针一般,从行唐开始,一查几年,费尽周折,却只查到这样一个结果:行唐无“陈庄”村名,而邻县灵寿的陈庄是重镇,晋察冀边区军政机关、抗大二分校等都在那里。继而深入灵寿调查,得知抗战时期,邮路中断,陈庄的地下通讯都使用行唐邮路。再经过大范围的寻找,曾在陈庄药店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隐约记得一个姓雷的南方人,从延安来的,但是后来不知去向。

线索再次中断。项秀文的三个姐姐相继离世。最后离去的二姐在弥留之际还嘱咐弟弟说:“我又梦到哥哥了,你一定要找到他呀……”

在香港回归之夜,项秀文含着眼泪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哥哥:

在这火树银花,喜庆香港回归、洗刷百年国耻之时,夜不成眠,我又找出这张发黄了的照片和信,我们又在一起了。除了这照片和信,你在世上没有留下别的东西,你是属于“最不著名的人”。可是,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唯我最知道你的身世、希望和痛苦。你也是最愿倾听我倾诉一切的人……

妈妈去世了,家中缺了顶梁柱,一家星散:大姐嫁到浦江山村西湖塘,不久死于西湖塘;二姐为了生活,未及婚龄就草草成婚;三姐才12岁,送给了别家作童养媳。你把我托付给在贫儿院任教的二姐夫,他便把我带到杭州进了贫儿院……

哥哥,你走了以后,我再一次回去看看“家”,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只有从小跟我长大的小狗“阿黄”扑上来欢迎我,摇着尾巴一 圈又一圈地围着我转,再也不肯离开我一步。它身上缺了一大块毛,一定是被谁家用滚水烫去的。邻居说,阿黄白天去觅食,晚上一定回来守家门。我紧紧地抱着它大哭一场。

哥哥,你1938年途经武汉和1939年抵达延安寄来的信,我们都收到的。1940年、1941年寄自河北行唐陈庄药店的信也收到了。你叫姐做布鞋,她也及时寄出了。你的信署名“雷雨”,隐去了“金土”、“俊文”的真名,大概是怕牵连我们吧!你信中希望我“多看课外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不要到这世界上来空跑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