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解读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10月8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后收入《而已集》。
北京大学教授徐祖正在《语丝》上发表《教育漫谈》一文，表示对北洋政府教育当局的不满。鲁迅看了发表感想，文为《反“漫谈”》，主要是揭露和批评北洋政府的腐败，教育当局不是办教育，只为做官。他认为徐祖正《教育漫谈》中，“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他还以会计员、内务总长、司法海军总长都能当教育总长为例，说明他们只是当官，不是为办教育。鲁迅在教育部工作14年，遇到过十几位教育总长。他举例说，遇到的某教育总长喜欢下级写条陈，但他只看条陈，并不作为，把看条陈作为他“做官”的一部分。鲁迅的批评真是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