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还算不到“大侮蔑”——因为大侮蔑也须有胆力。
解读
本篇写于1919年，最初发表于《新青年》，后收入《热风》。
文章感叹中国没有改革，而且还有一种人，主张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鲁迅讽刺地说，从前古猴子，不努力变人，所以现在只能变把戏给人看。他希望青年，摆脱冷气，不要去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只是向上走，走自己的路；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必等待。
鲁迅希望青年走自己的路。他在《无声的中国》演讲中呼吁“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解读
本篇写于1925年2月10日，最初发表于同年2月21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1925年1月间《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请当时学术界名人开列书单。当时梁启超、胡适等一批学界名流开列了一批书单，无非是一些儒家典籍。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民主。所以，鲁迅反对青年读经，他认为儒家经典，与实人生脱离，叫人沉静。他用“少看中国书”来反对当时的读经复古派埋头于国故而不关心社会革新的现象。鲁迅曾经在《通讯》一文中给徐旭生的信中写道：“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
当然，我们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理解鲁迅“少看中国书”的主张。其实鲁迅自己读过很多古书，他曾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一文中曾说：“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们洞知弊端，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用历史的眼光，批判的思维，辩证地对待读古书。鲁迅曾经说过“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我们读鲁迅的文章，常常发现他用很激烈的语言来批判旧事物，有时甚至感到有点矫枉过正。鲁迅在香港青年会一次演讲《无声的中国》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鲁迅还反对青年导师的说法。有些自认为青年导师的人为青年开了一大堆必读书，未必对青年有用。所以他告诫青年：“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掏了，老态可掏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该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华盖集·导师》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鲁迅当时主张“少读中国书”主要是反对二种倾向：一是反对钻进古书堆里，不关心世事；二是反对一些所谓导师误导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