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谈鲁迅难免提及周作人，谈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鲁迅作为比较。文坛上也习惯以周氏兄弟相称。用他们的三弟周建人的话：“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竟这样不同？……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两人命运的轨迹还曾经有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绍兴老家北上，将北京作为第二故乡谋生并发展事业，都在北京大学教书。“知堂老人和他的长兄鲁迅，都是《新青年》五四运动中推进新文学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们后来都是语丝社的领导人。老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曹聚仁语）不过鲁迅在北京只住了14年，1926年转去厦门。而周作人则在北京城里生老病死。从这个道理上讲，就个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尤为密切。
鲁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点，先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相当于外省市驻京办事处），直到1919年购买了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旧宅院，才把全家从绍兴搬迁到北京，兄弟儿女团圆。可见周作人可能是1919年携带家眷北上的，住进八道湾后至死都不愿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就去上海另谋生路了。鲁迅又比周建人多住了近两年，因和周作人发生矛盾（文坛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冲突），而搬到砖塔胡同及后来的西三胡同，“永远地离开了八道湾”（周建人语）。周氏兄弟从此不相与谋。周作人从此将八道湾作为自己隐逸的乐园，甚至“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众多文化名流以各种方式敦促其南迁，他也不愿离开八道湾一步。在八道湾遇刺，在八道湾就任伪职，直至在八道湾带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是非荣辱，于1967年5月6日凄凉地死在这座破败的院落，其时身边无一人。
八道湾11号院最初是鲁迅独自奔走购置并修缮，后来变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为其葬身之地。但历史会创造戏剧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在上海逗留了半年，于8月间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京，怕连累家属而不敢直回八道湾，暂时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托人打探消息。绍兴会馆正是鲁迅早年初进北京时长期的寓所。周作入住绍兴会馆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鲁迅？令他如坐针毡的更应该是他自身前途叵测的命运。周黎庵回忆：“上海刚一解放，津浦路已经通车，他急不可待地北归。据去送行的朋友告诉我，那时旅客拥挤，车行迟缓，情况狼狈得很，但毕竟又回到阔别四年的苦雨斋中。”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落魄者的归心似箭。周黎庵还描绘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于学生尤炳圻家中，尤宅是横浜桥一座极拥挤的旧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面临着呈暗绿色的混浊且狭窄的苏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么使人受得了，若与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幽静宁谧的环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但我想环境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八道湾在颠沛流离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灵企望的庇护所——他急需一方与世无争的净土，以舔拭伤口。这就是周作人对八道湾的感情。
当周作人多年前自绍兴投奔北京，怀着怎样的心情？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也许雄姿英发、胸怀壮志？抑或是其作文时一贯的闲适散淡？他在北上的路上，肯定想象不到，北京这座城市既将给他巨大的荣耀，也将给他终生的耻辱——他是在向二十余年后自己的滑铁卢靠近。对于北京而言，他还不能算作一般的失败者，历史是以“汉奸”的名称来裁判、评定这个人——他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叛徒，亦是民族的叛徒。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于80年代邀请专家开会重提周作人问题，与会者各抒已见，“但对周氏曾经背叛祖国沦为汉奸一事，则一致认为无法推翻。（据香港《文学报》报道）周作人曾自称他思想中有一个”叛徒“另外还有一个”隐士“但那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叛徒“的称谓甚至不无炫耀。”在‘五四’时代，他对中国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竭力加以排击的，同时对古文学也是反对的，那时他确实是以一个‘叛徒’而兼战士的姿态出现于文坛的。（任访秋语）至于他后期由传统文化的叛徒而蜕变为民族的叛徒，已是不可宽容的。两者荣辱不言自明。这不是白玉微瑕的问题了。
北平沦陷时周作人不愿随众多文人南迁，情愿留守八道湾——此为一例。又据说出狱后，胡适等人曾许以教授席邀其去台湾，他拒绝了，还是执意要回朝思暮念的八道湾。周作人对八道湾的感情究竟何在呢——他命运的转变似乎总是与八道湾有关？鲁迅曾在八道湾写了《阿Q正传》，而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等等也大多在八道湾写下的——他给八道湾的书房先后取过两个名字，苦雨斋与苦茶庵，并分别以斋主和庵主自命，别人曾以老僧来形容他，他临死前还风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转世的。”只可惜他在自己膜拜的这方世外桃源里也犯下过罪行——不知因为八道湾本非净土，还是主人玷污了它？“八道湾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潘际垌），它完全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关的是与非、荣与辱。任访秋感叹过八道湾的风景，我想那是因为主人名声的缘故——这样的街景在北京城里几乎随处可觅：“八道湾位于西直门内，街道比较偏僻，大门里一有棵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即哗哗作响。再进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斋’。后来又曾改名为”苦茶庵。这是他的书房兼会客室。“谢兴尧也颇欣赏八道湾：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在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离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据说当年每有客至，周作人总是彬彬有礼地递一柄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再糊以棉纸的轻巧的纸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确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俗扰攘之地。只是解放以后，八道湾一直门可罗雀——惟独在红卫兵运动做批斗现场时热闹过一阵子。八道湾啊，一言难言的八道湾。
不知为什么，我更愿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样更轻松一些？当然，是从1919年他自南方远道而来投奔北京开始。我一次次地猜测着他当时的心情。应该说，周作人也是通过北京获得辉煌的——他前半生的光荣曾令人炫目。众所周知，30年代最是他占尽风骚的灿烂时期，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后来再加上京派与海派划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谢兴尧语）。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有祝寿之势。鲁迅曾评价这一势面：“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亦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从那一年起，人们开始以知堂老人称之。当时的八道湾香车宝马、贵宾云集的场面亦可想而知。那时候周作人给众人的印象是一位新型的士大夫，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生活习惯除了东洋风之外，还明显地带有老北京味儿”（谢兴尧语）。估计那时候周作人已适应北京的生活，也不再挑剔北京的茶食之类了，和正宗的老北京惟一的区别恐怕只在于：拒绝看京剧。正如他在《清寒新咏》中提及：“我不喜看戏，却常收集些梨园史料，此殆如足迹不人狭邪者之读《板桥杂记》、《南浦秋波录》乎。”金性尧曾分析过周作人对京剧的抵触情绪：“他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对京剧没有多大兴趣。有一次和他谈起，他举了两个例，一是有的唱腔太长，只是一个字却要啊啊啊地唱了好久，二便是舞台上旦角的表情和动作，好像惟恐观众不知道她是个女人，其实全是男人画的葫芦，因而看了不舒服。”当然，他性格中一直未改变的还是乡愁：“对于故乡的‘人’或者有的因性急而不满意，但对于故乡的物大抵没有人不感到怀念……我们说到土产，觉得有兴趣，便因为是故乡的出品，如不是我的，也总是别个人的故乡所出产，我们吃到甚至只是说到的时候，回忆过去的情景，或是想象中的别处地方，虽是没有到过却也同样的有意思的背景与事情。以一个具体的实际故乡为基本，联系到别的各个故乡，即是整个中国的可爱，这种感情并不是抽象的可以制造出来。”这份情愫可以说贯彻了他的一生，他在晚年给乡亲写信也说：“阅报知浙江亦苦旱，鄙人虽去乡已有40余年，然颇为故乡担心……”乡愁是伪装不出来的。即使能伪装乡愁，恐怕也伪造不出《故乡的野菜》等一系列美丽绝伦的文字。所以我要说，周作人是本世纪北京城里最著名的一位怀乡症患者——以文字作为证明。游子的心情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1919年，湖南人毛泽东（那时还是无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期间，曾去走访过八道湾，与周作人有过一面之缘。解放以后，周作人就自己的问题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及“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据《关于周作人》一文所述：“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自然感激人民对他的宽大处理。他应中国文联安排去西安参观时，曾对陪同人员说：“我认识毛主席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引自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一文）
周作人在发表《五十自寿诗》时，曾以“京兆布衣”自命。只可惜，在北京城里，他一直不曾做成一个真正的布衣（前半生名声盖世，后半生又被取消了政治权利）。关于周作人与北京的关系，我还能再说点什么吗？我只能下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北京造就了他，可是他又毁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