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知史而明智。我们有必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古今中外思想家对于人才问题的思想精髓，力求做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以资借鉴。
我国古代人才思想一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人才思想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度走向崩溃、封建制开始兴起的社会变革时期。战国是我国封建制开始确立的时期。面对当时社会矛盾的发展，诸子百家，学派林立，纷纷向统治者陈述自己的观点，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最解放，学术空气最自由，创见最多的时期，推动了人才问题的研究和人才思想的发展。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华民族文化博大底蕴的奠基者，在中外历史上极负盛名。因此，其人才思想特别值得挖掘研究。其主要思想：
（1）首先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才难”的思想，认为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然而，人才十分难得，但却对国家十分重要。因此，他感叹：“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胜。”（2）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必须“重才能，举贤人。”（3）在人才选拔和用人上，强调领导者的作用。他说，作为领导者—国君和执政者，首先要身正、贤明、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也就是说要以身作则，率先示范。其次，领导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知人善任，时刻警惕那些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的人，随时提拔那些学问道德很高并有治世才能的人。再次，选拔人才时，要注意听取和鉴别群众的意见。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固执己见。对于人才，也不能求全责备，应善于看到和发挥人才的特长。（4）重视人才的修养。他认为“仁”是人才所具有的高贵人格和理想境界，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口号，主张人才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大思想家墨子，同样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在其所著的《尚贤》一文中，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主张。他从春秋战国的长期战乱中，深刻认识到尚贤是为政之本，为政者尚贤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因而，提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一家之治薄。”
其次，他首次辩证地认识人才，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也就是说，做官的也可能因失去才能而成为一般人，而老百姓也会因有才而成为显贵。有才能就该得到选拔，没有才能就应该被免除职务。
人才的废举，要听取公众的意见，不能凭个人的恩怨行事。这就是“任人唯贤”的思想。
再次，重视人才的自身修养。他认为人才在遇到困难时，要有自信心，不能因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更改；要有宽广的心胸，经常与其他领域的人才进行交流，而不能有门户之见，固步自封。
第四，在成才方面，他认为人才的成功往往来自艰难困苦和屈辱，即所谓“国难多才，败促人成”的观点。环境仅是人才成长的一个方面，要想成才，必须经过自身的刻苦努力，毕竟“名不徒生而誉不自大。”另外，墨子还提出了“人才易毁”的观点，提醒执政者要及时发现人才，多培养人才，认真保护有效地利用人才。
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首先提出了尊重人才的新思想。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就是说，执政者，如果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使用，让有才能的人治理国家，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高兴地听从国家的召唤，愿意为国家服务。
令人欣喜的是，除了大思想家们的思想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系统研究人才问题的著作《吕氏春秋》，分别用“下贤”、“察贤”、“期贤”、“赞能”等篇章，论述了人才的重要性、人才的发现、选拔、使用等问题，实际上是对秦人才思想的总结，并有较大的突破。首先，它要执政者广揽人才、不辞辛苦。其次，要认真辨别人才。怎样辨别人才真伪呢？必须“人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进行调查研究。再次，要运用感官进行考察，观其行。书中总结了外用八观六验，内用六戚四隐的方法。“八观”主要是观察人在通达穷困、富贵贫贱时的不同表现，“六验”是观察人在喜、怒、哀、乐、惧、苦等情况下，能否保持操守。“六戚四隐”着重考察一个人如何处理与亲属、朋友、故旧、邻里的人际关系。还有，使用人才要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
可以看到，由于春秋战国长期战乱，人才对于国家盛衰兴亡的重要性突显，孔子、墨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们充分认识到人才兴国安邦的巨大作用，呼吁执政者要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但各有不同，出于“人才难得”的感叹，孔子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强调执政者在吸引、留住、选拔和辨别人才中的主导作用。墨子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呼吁统治者要任人唯贤，阐述了官民互生的辩证思想，认为在多灾多难的春秋战国出现了很多人才，但是人才易毁，而非难得。人才多出自社会的下层，而非达官豪门。看到了广大民众的巨大作用，以自身成长的经历和观察，他认为要想成才，必须自信、大度、刻苦努力。既看到环境对成才的影响，又强调自身的努力。孟子，也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提醒执政者，若尊重和重用人才，就会产生连锁效应，使臣民顺服，人才相佐。《吕氏春秋）在总结上述思想的同时，同样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对发现、辨别和使用人才进行了论述。但在成才问题上，只强调主观努力的因素，而忽视环境的作用。可见，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阶层，人才思想观是不同的，各为本阶级服务，在人才重要的共识前提下，注重人才的培养、识别、选拔、吸引，并重视有效利用。在人才问题上，都强调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有失偏颇。但远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阐述了如此丰富的人才思想，是对世界人才思想的巨大贡献。
汉唐时期
两汉时期，随着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统治者非常注意选拔、造就适应其需要的大批专门人才，因而，使人才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以王充刘邵等人对人才问题的研究最为突出，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明显超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
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人才问题。他继承并发扬了司马迁时势造英雄的思想，认为人才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经过实践的磨炼。他说：
“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也。”强调了积累知识，锻炼品性，磨炼成才的重要性。
其次，他看到人才是参差不齐的，不同层次的人才胜任不同的工作，要恰当使用人才。再次，重视人才实际作用的发挥。他认为，空读诗书而不能学以致用，就如同知草木而不能采伐，“以作房屋”或“以和方药”，这样的人才毫无用处，不能算作人才。并提出以人才发挥作用的大小评价人才，实际上是最早的“实用主义”。另外，他还认为人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用人者—即执政者，也就是重视环境对人才利用的影响，最早提出了人才有效利用的思想。
三国时期，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才学理论专著—《人物治》。在这部书中，刘邵总结了人才成长的历史经验，继承了以往的人才思想并有创新，系统阐述了人才本质、人才分类、鉴别人才与用人的标准、原则等问题。
（1）第一次从气质的角度对人才进行区分。
认为物质是由五种不同物质即“五行”构成的，所以“质有兼偏、性有高下”。
（2）选拔人才，坚持德才标准，德为先，反对曹操的“唯才是举”。他将人才分为“兼德、兼才、偏才”
三类，认为德才兼备者最佳。首次，从德才两方面审视人才。反对只唯德，只唯才。
（3）首创“八官”和“五视”的方法识别人才，并将观察过程中容易产生的偏颇谬误总结为“七缪”。
（4）在人才选拔上，强调君主和人才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君主要善于识别、任用人才；另一方面，人才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表现。
（5）第一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才的心理动态，建议采取不同的方法驾驭人才，量才而用。
唐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他从隋朝灭亡中认识到人才在治理国家、维护统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制定了压制士族，广揽人才，虚心纳谏的政策，还改革了科举制度，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
从这段时期来看，重视人才仍然是主要的话题。但由于社会地位、价值观和所处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们又各具有不同的人才思想。司马迁提出实践出人才，时势造英雄的思想，大胆驳斥人才天生论。王充针对当时无才之辈居官自傲的社会局面，提出了以实际效果来评价人才的思想，是实用主义的先驱。刘邵不仅揭示了人才的本质，而且，还最早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才进行区分和选拔使用，将人才选拔标准具体化为德才的双重标准。
可以看出，在具体内容上，思想家们的人才思想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是应时而生。与先秦相比，在人才培养上，从重视社会锻炼，养士，到开办官办学校，大规模培养人才。在人才选拔方面，从笼统的“贤”具体为“德”、“才”或“德才兼备”。在人才使用上，从重外在考察到关注人才的心理特征，对人才的了解更全面，使用更科学。从只顾选拔、任用，不重效果，转向注重业绩的考察。可见，对人才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宋元明清时期
宋朝时期，封建制度趋向保守，大批人才受到压抑，但其人才思想仍有许多闪光之处。
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在人才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才论》、《兴贤》、《知人》等文章中，对人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不仅深刻认识到人才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强调教育对成才的重要作用。他说：“夫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认为天资再好，若缺乏后天教育，也难以成才。在人才的选拔上，王安石主张用推荐和考察相结合的办法来选拔人才，取消官僚子弟的特权。在人才的使用上，他强调要唯才是宜，用人所长而避其短，不求全责备。更重要的是，使用人才，应让其做其所擅长的专门工作，而不能什么工作都做，甚至做其所不能。一旦做了某项工作，要长期进行考察和评价，不能随意更换工作，这样不利于人才发挥作用。这是王安石人才思想的一个独到之处，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另外，对于人才管理，他提出“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通过物质、精神、法律等方面的措施来约束和激励人才。
北宋宰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人才思想。其中，最有创见的部分是他对德才关系的论述。他反对“唯才是宜”的观点，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品德是选拔人才的首要依据，用无德有才的人还不如用德才全无的愚人。
清朝康熙皇帝提出了“人才至上，德才兼备，纳谏招贤，宽以待人，从实考核”
的用人原则，大量地选拔不同民族的人才。作为皇帝，他没有用“天才论”来愚弄人民，否定“天才论”
，认为人类知识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此外，他还注意选拔有培养前途的人，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体现出尊重人才的思想。
可见，这段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同样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又有所创新，但突破比较少。如王安石的人才使用和管理思想、司马光的德才关系论等。与前两段时期相比，在成才问题上，更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人才选拔问题上同样存在“德”与“才”的争论。
人才思想评析
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涉及了人才的本质、人才资源开发、分类、识别、原则、吸引、留住、管理和利用等。总的趋势是人才思想的探讨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单一到全面，由重外在因素到重心理特征，由任人唯亲到任人唯贤，由一般使用到重有效利用，由重社会锻炼到重大规模正规教育，由不够尊重人才到尊重人才。在个人作用的发挥上，充分注意到环境的因素，特别是政府职能的发挥和个人的主观奋斗。虽然各朝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但不同阶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人才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思想内容受到时代的制约，服务于本阶级的需要。人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两条线索：
l.在人才的选拔标准上，“德”与“才”的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德才兼备，德为先者占绝大多数，但也存在“唯才是举”的不同意见。如三国时期魏国丞相曹操。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这种思想有时甚至走向“无才便是德”的极端，使不少庸才之辈当道。
2.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路线的斗争。虽然大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重视人才的重要性，主张选拔有才能的人。但是由于士族制度、世袭制度和宗族制度等的存在，导致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的进行。
一方面，执政者特别是皇亲国戚等主要掌权者，为维护其家族的统治，毫不犹豫地安排其宗室位居高官，执掌大权。只有当宗室们不能胜任或迫于外力压迫时，才肯任用非宗室之人。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部门，则让非宗族之士进人，以缓解下层有才之士的不满情绪，稳定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一些高官或一般官僚在选拔人才时，也往往让自己的亲朋密友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有一些清正廉洁的官吏真正用人唯贤。这就使得许多政治家，特别是皇帝们一方面主张任用贤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宗室制度，成为两面派。归根到底，由于封建制度的限制，只能使封建政府的某些部门，向天下贤士敞开大门，不可能使天下贤士尽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