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雅好古铜器
中国的青铜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堪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代表。在中国文人的诸多雅玩中，它的品位极高。郑逸梅先生在《古代彝器留影识语》中言：“三代之物，垂之今日，足资证考者，钟鼎敦卣而已。至于玉瓷书画，非不可珍也，然肇始远在铜器之后，且易于毁败，一经灾变，炱朽裂损，往往荡焉无存，其寿命之修短，固有不可同日语者。而我又谓玉瓷譬诸美人，书画譬诸雅士，美人之婢如可亲，雅士之渊如可接，然一失之狎亵，一失之旷散，终不若铜器之俨然似正人君子。其端肃清峻，匣足以涤我滓秽，澄我浮伪，检束于身心之为得也。”（《郑逸梅小品》）他把玉瓷比做美人，把书画比做雅士，说铜器像正人君子，可见先生对古铜器似有偏爱，但其所见也不无道理。若从收藏的意义来讲，青铜器肇始于瓷器书画之前，寿命又长，且端肃清峻而高雅，确有其他玩器不可比拟之处。
古铜器早已为人所爱，以至常有人以家藏中拥有一件青铜重器而自豪。据史料记载，清代就有阮元、张廷济、吴式芬、钱坫等一大批古铜器玩家和研究者。如著名学者、文学家、乾隆进士阮元毕生搜罗钟鼎彝器，旁及石刻，一一考订。家中藏器有周虢叔大棼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等。他不仅珍藏铜器，还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著录铜器自商至汉共551件，摹录文字，附有考释，论述铜器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有关记载与出土情形、对于订正文献的作用。张廷济是嘉庆举人，屡试礼部不等，便结庐隐居，以金石自娱。著有《桂馨堂乐》、《清仪阁题跋》。凡金石书画无不搜聚，尤倾心于铜器。字句兵和先后用重金购得周史颂盘、孔璋钟、商代戊觯、商雕汉宜子孙镫、黄山第三镫、馆陶公主家镫等。张廷济筑清仪阁将古物藏之于内。吴式芬亦酷好金石文字。其《攈古录·金文》著录商周青铜器1324件，收集丰富，摹刻也精善。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收录商周青铜器29器，秦汉16器，其他4器，共计49器，铭文均钩摹原文，有的还有精到的考证，如对汉代铜虎符，还考出了它的源流。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有研究专著的青铜器鉴赏家就有270多位，至于没有留下著录的玩家和收藏者就数不胜数了。
精美的古代青铜器物是极为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尤其是青铜礼器、乐器等器物，更要多加留心，认真保护。据报道，山东省有一位少年在村边的高地上发现一青铜盘的边缘。他爬上山坡，挖出了铜盘等器物。有人想用金钱将这些器物买走，他严辞拒绝。
当他知道这是商代文物时，便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国家，得到政府的表扬。
喜欢古铜器，收藏青铜器，本来是件好事，但要适度，要符合国家政策。如果违反国家规定，一味着眼于私利，为走私提供方便，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哪些青铜器适合民间收藏？哪些青铜器不宜乃至不可在民间收藏呢？我认为，凡属一些小型兵器、古钱、玺印、日常用具如青铜镜、小带钩等，是可以在民间收藏的。例如兵器的戈、戟、矛、钺、矢镞、弩机等，器件不大，便于收藏把玩，又能增长古代兵器知识，又如带钩这种束腰于皮带一端的挂钩，虽然并不很大，却形状各异，十分精美，有鸭形、棒形、竹节形、琴面形、兽形等，颇具欣赏价值。
玩家出于研究和观赏，留心收集和保存这类青铜器物，是无可非议的。而一些青铜重器，如鼎、盘、罍、卣、壶等，大都属于国家一、二级文物，有的尚属国宝。这样的物件就不宜在民间收藏。
二、青铜器作伪面面观
几年前，笔者到江苏镇江金山公园，见公园展室内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鼎，鼎腹内壁上有铭文12行共133字。此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于秦中，原先只有铭文2行9字。可是，作伪者又在原铭文上加刻124字，以提高原器的经济价值，当时竟蒙蔽了许多收藏者和金石家。一位叫叶志铣的收藏家以300元购得此器，但经与原拓本对照，才发现鼎上后加的铭文。叶志铣十分烦恼，将鼎送与金山寺。这件事说明青铜器的作伪决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粗俗不堪，有时伪品也是颇有魅力的，并且作伪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金山寺的铜鼎不过是作伪方式的一种——增刻伪铭法。
青铜器规模型、专业性的伪造和经营，是与清朝中叶以来青铜器的收藏热和研究者对古器物的潜心追求紧密相关的。乾隆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宫廷的倡导，一些身居高位的学者多方搜罗出土的青铜器，并开始步入系统化的研究。在这种风气的促发下，青铜器不仅作为历史实证和文化研究对象，而且被当作财富为人们所收藏，这样也就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古玩业。
于是，青铜器的作伪便成了一个专门的行道，并相继出现了几个作伪大本营。
山东潍县是伪造青铜
器的第一个大本营。潍县作伪的行当至少在清同治年间已初具规模。当时这里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陈介祺（1813—1884年）的家乡。
陈介祺酷爱青铜古器，且有高（高文翰）、赵（赵允中）、杜（杜锡九）、马（马庆灏）四人专门为其奔走搜罗金石器物，故平生藏品甚多。陈介祺还收养一批精于伪造者，如胥芰泉、田雨飘、王西泉、何昆玉、何瑷玉等。“其乡能手尤多，有范寿轩、屏书堂、赵允中、王荩臣、李玉彬、李玉堂、胡廷贞、潘承霖、王海、李懋修等”，“盖士大夫好尚所趋，一时风气使然”（朱剑心《金石学》第二编《说金》）。潍县作伪者大多仿造陈介祺的藏器以蜡胎为模，翻铸铜器，而后埋于地下，使铜器表面生成绿锈或红锈，然后上蜡，作成“熟坑”，以冒充流传有绪的真品。这个大本营以真器为范本，又具备较为全面的作伪技术，他们伪造的青铜器颇能欺骗那些对真器见得少的收藏者。如舀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重器，上有铭文380多字，原器早年已毁于兵火，仅有拓本存世，作伪者根据著录伪造一件，并铸上铭文。不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是很难揭露其伪装的。
陕西西安是青铜器作伪的又一个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以伪造秦诏版和秦量为“拿手戏”。秦诏版也叫秦量诏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诏书，或二世元年（前209年）诏书，版的四角有孔，用以钉在本制的量器上。秦量则是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秦诏版和秦量均为宝贵的历史文物，多为世人历重，作伪者投收藏者之所求所好，专事伪造诏版和秦量。但由于本身存在弱点，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这个大本营曾伪造始皇二十六年诏的铜方斗一器，整体焊接而成，文字软弱拙劣，方斗表层已形成铜的腐蚀层，这绝非在短期内用化学方法所能形成的，可见作伪已有相当年份。
河南洛阳也是青铜器作伪的大本营。众所周知，洛阳是青铜器等古物出土甚多的地区。1928—1930年，该地区古墓被盗掘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被加拿大人怀履光劫往国外，后又将这批文物编成（洛阳古城古墓考），收器达500余件。此后，洛阳的古物更为国内外收藏者所注目。尤其是欧美、日本的古玩商，竟公然提出要求，征购花纹考究的青铜器具。洛阳的作伪者为迎合西方古玩商和收藏者的兴趣，大量伪造名为“法国装”、“东洋装”一类的铜器。他们往往在铜器上复刻花纹，或堆漆仿色，以增强器物本身的“艺术性”。有的还仿造金银器及鎏金银器，亦称“洋装”。这样一来，欧美诸国在掠取很多青铜器真品的同时，也收罗了不少中国人亲手制造的赝品。这种鱼目混杂的现象，曾长期困扰着东西方收藏家对青铜器的鉴赏和研究，时至今日仍是文物市场的一大忧患。
除以上几个大本营之外，还有“小打小闹”，专开作伪作坊的。
作伪作坊的主家多为修补青铜器起家，其作伪本领均经过特别训练。由于他们在长期修补中对青铜器较为熟悉，又具备一套“土洋结合”的技法，其伪品颇能“鱼目混珠”。据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说，济南胡麻子胡世昌，陕西苏亿年、苏兆年、凤眼张，苏州顾湘舟等辈，皆为青铜器作伪的强手。清末间苏州有个周梅谷作坊，伪造青铜器采用失蜡法，技巧精湛，铸造的精细花纹近乎殷墟出土的器物风格，其手法之高超已超过了素以作伪大本营之称的潍县。
1956年，上海博物馆曾处理一批周梅谷作坊的伪器，其中有一件仿商代的虎食人卣，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当时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极其珍贵而重要的文物，后经反复鉴定，才证明它确是一件赝品。
北京的一些古玩铺也兼营青铜器作伪的买卖。他们伪造纹饰和铭文大多采用刻凿的手法。河北冀县人张济卿年轻时在北京东晓市万隆和修补黑铜器，后来学得一手修理青铜器的手艺。他能在青铜器上雕刻铭文，作伪锈，能将一堆破碎的古铜片恢复成原来青铜器的形状，外形看不出一点破绽。当初，天津有位古董商买了件缺腿的古铜鸭，经他整修后，完美无缺，卖给了北京古董商，用卖古铜鸭的钱，竟换回一家小古玩店的股金。
以上所言都是出于唯利是图而蓄意作伪，至于北宋以来对青铜器的复制和仿造则是铸造者出于对古器的喜爱，则应另当别论。
比如宋大晟编钟是依春秋晚期宋平公时代的宋公戊钟仿制的，传世的宋太和钟和蠕龙纹钟也是仿制的。元、明时代，也有铜仿制品，但铸作草率，更缺乏生气。这些器物虽不难识别，但与三代古器混在一起，对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同样是不利的。
当然，后世仿造的青铜器物也并非毫无收藏价值。笔者有位收藏界的朋友存有一套清代仿制的青铜器编钟，这套编钟大小不一，且有铭文，虽非商周所制，但制作亦堪精美，其经济价值也是十分可观的。
三、鉴别青铜器的“五辨法”
上文提到，青铜器早在宋代已有仿古之作，当时的仿制主要是迎合士大夫的崇古好古心理，并非有意识地骗取钱财。清乾隆以后至民国时期，古玩业兴起，外国人纷纷来华抢购古物，青铜器价格日益昂贵，一部分古玩商争相仿古作伪以牟取暴利，作伪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伪器作得相当精巧、华美、逼真，往往能以假乱真。而古玩商和收藏家因辨不出真伪，受骗上当者大有人在。
民国时期，琉璃厂式古斋古玩铺曾花1万元买进一件提梁卣，是赝品，窝在手里卖不出去，由此导致店铺倒闭。有的人作了一辈子古铜生意也会走眼受骗。如上海人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了一家美国最大的古玩铺，字号为“吴卢公司”，因吴本人年事已高，便由其外甥叶叔重做掌柜。叶经常从美国回到上海，又来北京购买古玩，同时在苏州与古铜匠刘俊卿开办了一家古铜作坊，曾伪造三四件殷墟铜器，其中有觥、卣等。1937年前后吴回国时，在上海以5万美元（当时合银元12万）从古董商洪玉琳手中将这几件铜器错当真器买下。后来叶叔重从美国回来，发现吴买的这几件铜器就是自己作坊造的伪器。吴自觉脸上无光，从此发誓不买古铜，并嘱托他故去后将这几件东西一起入葬。
行家认为，近现代青铜器的伪制大体有五种手段，一是新造伪器以充旧器法。近百年来，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等地都有用此法伪制青铜礼器和其他铜器的。二是冷冲法。遇有三代秦汉之器，或落一足，或坠一耳，出土时误为刃器所伤，则以铅补、冷焊、填饰，再点缀颜色，用黄泥调抹，使之成为新出土之状，是为此法。三是屑凑法。即有古器不完整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或取其凿，或取其腹，将各种古器的各部分利用其相似之处而和凑为一器。四是添镌款识。多按照古器合适之文字仿制，再磨熟刀痕，加以药饰，然后再作伪锈。五是补添镶嵌。秦汉以上的镶嵌祭器今日完整无缺者极少，作伪者多搜索古冢遗弃的环珮、珥瑱、珈璋、珌等物或其他出土珠宝玉器酌量补为镶嵌，或无镶嵌而照古器添加。当然，作伪的方法还有很多。这些只是提供收藏者作为识别各种青铜器物的参考。
如何鉴别青铜器的真伪？旧时古玩商和一些收藏者是在没有科学仪器的情况下，通过眼看、手摸、耳闻、鼻嗅、舌舐加以判断，来辨别青铜器的真伪的。他们总结出的“秘诀”概括起来主要是看锈色、辨手头和声响、观花纹与款识、察铜质与器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锈蚀辨伪、纹饰辨伪、铭文辨伪、铸造辨伪和器型辨伪，即所谓“五辨”。
首先是看锈色。凡锈色与器体合一，深浅一致合度，坚实匀净、莹润自然、美妙诱人，乃自然而生之锈，是为真锈。凡锈色浮于器物之上，绿而不莹者，称表皮锈。无论何种锈色，均不润而发出刺眼之色的，行话称“发贼”之物，均为伪制之锈。其次是辨手头和声响。用手掂量，是否过轻和过重：用手鼓击实物，声音清脆微细者，多为真品；铜声混浊者，就值得怀疑。至于花纹与款识，真品与伪作是截然有别的。且不说各代铜器纹饰的时代特征，就从铸作来看，伪品一般都有明显的破绽。因作假的花纹与款识大多是刻的，真器的花纹与款识是铸的，刻的再好，也不像铸的。察铜质与器式也是重要一环。凡在器物的某些部位露出黄铜的质地，都是近世伪造的。铜器的器式，各代不尽相同，同时，各代铜器器式形状虽然很多，但作工极为规律而匀整。而伪造之器，有的则不伦不类，有的则不合尺度，有的则模糊粗糙，其式样与作工是不能与真器相比的。
以上只是鉴别青铜器真伪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对青铜器的鉴赏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作为收藏者不仅要见得多，还要扎扎实实学习历史、文学和考古知识，掌握现代科学鉴定手法。不过，吸取前人的实践经验，既快而又明确地对实物的真伪作出初步的断定，对收藏者还是必要的。只要深入钻研青铜器的理论知识，广泛接触，长期积累，不管是大本营或小作坊的伪作，还是后世的仿造，大体都能看出个分晓。
四、千姿百态铜带钩
铜带钩是古人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属于生活用品。它始于春秋，盛于战国至汉，南北朝以后喜用带扣，宋以后改用玉带钩。
带钩的基本形制是下端有钉柱钉于皮带的一头，上端曲首作钩，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有钩体。其形状有棒形、鸭形、琴面形、竹节形、兽形。不管何种形状，钩首多作鸟、兽头形，钩首饰以华美精湛的花纹，有的还嵌有绿松石或错金银花纹。
铜带钩的工艺和造型，既有时代区别，也有地区差异。战国与汉代的带钩相比较，战国带钩背面的钮于后，且钮平呈钉状，汉代带钩之钮居中，钮呈菌状，时代越晚越靠前：带钩正面嵌松石者多为战国，嵌金银者多为汉代：战国带钩钩首的角度大，汉代带钩钩首的角度小，与钩近于平行。从地区特点来看，中原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江南楚地的带钩，形态也不尽相同。如楚地带钩大多错金错银，或镶绿松石，工艺水平较高，而北地一些带钩，其造型、纹饰有的则带有游牧民族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