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地图
王国的兴衰变迁
两河流域指幼发拉底河（Euphrate）和底格里斯河(Tigris)冲击而形成的肥沃地带，这里成为人类早期文明发生和发展的舞台。不同的种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混合性的文明和文化。细分起来，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其中北部主要是亚述(Assyria)人所建立的文明，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地区(Babylonia)，在这个地区的北部生活着阿卡德人(Akkadian)，南部则孕育了两河流域最早的苏美尔 (Sumer)文明。
最早登上两河流域文明舞台的是苏美尔人，正是它奠定了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此后在两河流域兴起的文明都不同程度地从苏美尔文明那里汲取了营养。从公元前4000年代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是苏美尔城邦发生、发展的时期。
第一编人类文明初登舞台第一讲纷乱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历史包括初史时期和古苏美尔时期。初史时期最早具有记载的是乌鲁克（Uruk）文化和捷姆迭特·那色(Jemdet。Nast)文化，反映该时期状况的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文物之一是著名的猎狮残碑。在这块残碑上描绘着穿着光面袍打猎的人，这些人是具有高等身份的人，因为在这些人的旁边都描绘有一束花瓣。他们被称为“恩”（EN）。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是乌鲁克石膏瓶，上面描绘了祭祀的场面。这一高1.05米左猎狮残碑右的石膏瓶共分四栏，第一栏中间是母神伊南娜，后面的两条芦苇旗杆和旗帜，是该神的标志。她的前面是一个奉献者，后者穿着网格状的袍子，这是祭司。在神的后面，是两只羊，羊的上面有两个脚蹬，一个上面站着有芦苇旗杆标志的举手祈祷的人，另一个上面站立着手捧八瓣花束的人像。第二栏是献神纳贡的队伍。这些人有的拿着瓶，大多数拿着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裸体，这些人显然是劳动者，正拿着收获物进行奉献。从这副浮雕可以看出，苏美尔初史时期已经有了阶级区分，已经形成了以城市为基础和单位的城市国家，或称为城邦，它们的王大概就是“恩”。
乌鲁克石膏瓶在乌鲁克文化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之后是苏美尔早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关于大洪水的泥版文书。该文书叙述西苏德拉一家与洪水斗争的故事：一个夜晚，神在西苏德拉的梦中显现，告诉他某月第十五日将发洪水毁灭人类，要他将文书埋在太阳城西帕拉，还要造一只船，并准备充分的食物。他醒来以后，令人造了一只船。如神所说，洪水果然来了。他带领妻子儿女，装上足够的粮食酒肉和飞禽走兽，航行在茫茫洪水之中。当洪水渐渐退去后，他放出几只鸽子，鸽子很快便返回船上，说明既没有找到食物，也没有歇息之处。第二天，鸽子又飞回来，但爪上带着泥土。他第三次这样做的时候，鸽子一去不复返。他知道洪水已经退去，就揭开篷盖，发现船停在一座山上。他欣喜若狂，下山筑坛向神献祭，然后便突然不见了。留下的人四处寻找，但听到的却是来自上天的声音：我已与众神同住，你们应返回巴比伦，并取出埋藏的文书，晓示众人。众人遵命而去。从这片泥版文书中，我们看到了《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原型。在大洪水之后，城邦基什(Kish)成为当时的一个霸国。基什作为首都，共经历了23个国王，统治了24510年3个月312天。
苏美尔早王朝后进入了古苏美尔时期。这时有几个城邦国家比较兴盛，也是列强争霸和相继称霸的时代。其中，基什和乌鲁克之间争霸，拉格什（Lagash）则和乌玛(Umma)之间争斗。乌玛最后一个王是卢伽尔萨加西（Lugalzaggisi，约公元前2375—前2350年在位），他吞并了乌鲁克，灭亡了拉格什，并初步建立了奴隶制帝国。但是正在这时，北方的阿卡德人兴起。阿卡德的国王萨尔贡（Sargon）击败了卢伽尔萨加西，后者被俘虏，并被系上颈圈。至此苏美尔城邦的历史结束。
萨尔贡苏美尔文明虽然是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但是苏美尔人已经有了多神崇拜，也有了罪恶感和向神赎罪的意识。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cuneiform）。正是用这种以木棒在未干的泥版上压出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记录了《基尔伽美什史诗》等优美的诗篇。此后两河流域兴起的诸文明，要么直接继承要么经过改造后使用了苏美尔人的文字。
苏美尔文明之后到来的是阿卡德文明。阿卡德人是近东的半游牧民族，是苏美尔城邦的近邻，深受苏美尔文化的影响。事实上，阿卡德的开国国王萨尔贡正是从苏美尔城邦中获得权力而开始起步的。萨尔贡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帝国的缔造者之一，并被认为是两河流域军事传统的缔造者，他统治的时期大致在公元前2334—前2279年。关于萨尔贡和阿卡德王国并没有留下什么直接的资料，其主要原因是阿卡德王国的首都阿伽德（Agade）一直没有被考古学家探定位置和发掘出来。
按照传说，萨尔贡出身卑微，长大后，以一个园丁的身份服务于基什王国的宫廷，后来获得了国王侍酒者的职位。萨尔贡的发达是因为他打败了乌玛的国王卢伽尔萨加西，并成为整个南部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但是，萨尔贡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对幼发拉底河中部的城市进行征服，并继而征服了北部的叙利亚和南部安纳托利亚富产银的山区。他还统治了苏萨（Susa），埃兰人（Elamites）的首都，与印度、阿曼、波斯湾的岛屿和海岸、黎巴嫩、克里特，甚至希腊地区都有广泛的贸易联系。在他统治的晚年王国受到起义的困扰，开始衰落。公元前2191年，阿卡德被来自东北山区的库提人所灭亡。萨尔贡是苏美尔文化的崇拜者，在他的统治之下，阿卡德人已经适应了苏美尔人的文字系统，并以阿卡德文字命名。通过阿卡德人在苏萨的军营，阿卡德文字传播到两河流域以外的地区。埃兰人在阿卡德统治时期接纳了两河流域的文字，到巴比伦时期，阿卡德文字成为纪念碑碑铭的样本。
阿卡德灭亡后，两河流域陷入混乱状态，苏美尔城邦借机开始复兴。但后者很快便被来自西北部的阿摩利人所灭亡。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894年在苏美尔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发展到第六代王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时期，开始逐渐兼并各邦，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在汉谟拉比时期，巴比伦王国编撰了一部法典，即历史上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但是汉谟拉比的统治并不巩固，他死之后，即位者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时期，南部两河流域发生了大暴动。此后，古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公元前1600年左右，被赫梯人所灭亡。
在两河流域南部文明频繁更替的同时，北部的亚述人也在同时发展自己的文明，并最终建立了两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帝国。亚述的全部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新亚述三个时期。其中古亚述是奴隶制城邦时期，而后面两个阶段则是帝国阶段。
古亚述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其发展的舞台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从公元前19世纪起，古亚述开始发动对外扩张，势力曾经达到地中海沿岸。但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胡里特人的国家米丹尼兴起，古亚述的历史结束。公元前1360年起，米丹尼受到赫梯的攻击而衰落，亚述又重新兴起，进入中亚述阶段。公元前1350年，阿夙路巴里特一世（Ashurublallit，公元前1363—前1328年在位）与赫梯联合，开始攻击米丹尼，自称“大王”，成为亚述帝国的创始人。这时期亚述的政体成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亚述时期最重要的文献是一部亚述法典，达到了同古巴比伦同样发达的水平。从公元前12世纪起，中亚述开始衰落。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阿拉美亚人开始入侵。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亚述在与阿拉美亚人的斗争中衰落了。阿拉美亚人入侵之后，亚述帝国又重新复兴，开始了新亚述时期。这个新帝国仍然以对外扩张为主。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4—前722年在位）向北攻击阿拉美亚，向西攻击叙利亚、并毁灭了以色列。后来的继位者如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等继续对外扩张的政策。到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亚述已经扩张成为一个大帝国。
亚述帝国的建立完全依靠其强大的武力和残忍的虐杀。萨尔玛那萨塞尔一世（Shalmaneser Ⅰ，公元前1273—前1244年在位）宣称，他把14400名敌人都弄瞎了一只眼睛。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Ⅰ，公元前1114—前1076年在位）碑铭中描述：“他们的尸体漫山遍野，我斩去他们的首级，我掠夺了无数他们的动产、不动产。我把城市化为灰烬，我把敌人像谷糠一样散去”。那匹尔帕二世的铭文中记载：“我在城的大门前建筑了一座墙，包上一层由叛乱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某些人活活地砌在墙里，另一些人沿墙活活地捅进尖木桩并被斩首。”
通过征战，大量的战利品滚滚流入亚述帝国，然而，亚述帝国集聚财富的同时也集聚了仇恨。米底人和迦勒底人于公元前609年联合攻陷尼尼微，阿舒尔巴尼帕（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年—前627年在位）的儿子伊萨克（SinSharIshkun，公元前623—前612年在位）将王宫和自己付之一炬，亚述帝国在灰烬中成为历史。
灭亡亚述帝国的迦勒底人在南部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迦勒底人本来居住在近波斯湾的沿海地区。约公元前630年，他们的首领那波帕拉萨尔（Nabopolassar，公元前626—前605年在位）成为迦勒底之王。公元前626年，他把亚述人赶出乌鲁克，并宣称自己为巴比伦尼亚之王。到了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时期，新巴比伦王国达到了辉煌。
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来自犹太人的《圣经》。在当时，他是近东最伟大的统治者，不但是最成功的军事家、最英明的政治家，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他对巴比伦的贡献，除了汉谟拉比之外无人可比。公元前586年，他率兵攻占了投靠埃及的犹太，攻陷耶路撒冷，拆毁神庙，灭亡犹太国，把大部分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大兴土木，美化都城和神庙，重建巴比伦，建 “通天塔”，修建了尼布甲尼撒的宫殿以及赫赫有名的空中花园。空中花园是尼布甲尼撒为其宠妃米底亚公主所建，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新巴比伦王国的末代国王是那波尼德（Nabonidus， 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这时巴比伦马尔都克神庙的祭司同国王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Cyrus）来攻击时，僧侣们便背叛那波尼德，向波斯人投降，新巴比伦灭亡，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历史至此告一段落。从此以后，两河流域成为波斯人的天下。
《吉尔伽美什史诗》
《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是苏美尔人创作的英雄史诗，不但体现了苏美尔文明极高的文学成就，也反映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的人生态度和宗教信仰。《吉尔伽美什史诗》泥版现存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保存在用阿卡德语写成的12块不完整的泥版上，发现于尼尼微亚述国王阿舒尔巴尼帕的图书馆里。尽管亚述文明崇尚血腥的武力，但是它也将两河流域其他文明的文化汇集到自己的帝国，幸赖亚述帝国，我们今天才可以重新欣赏到这部优秀的作品。以在亚述发现的这12块泥版为基础，人们又相继利用在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发现的一些残片，对上述泥版的残缺部分进行了补足。另外，人们又发现了五首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代的短诗，用苏美尔文字写成。这些短诗都和吉尔伽美什有关，分别被标为《吉尔伽美什和胡瓦瓦》（Gilgamesh and Huwawa）、 《吉尔伽美什和天牛》（Gilgamesh and the Bull of Heaven）、《吉尔伽美什和基什的阿迦》（Gilgamesh and Agga of Kish）、《吉尔伽美什、安吉杜和冥界》（Gilgamesh， Enkidu and the Nether World）以及《吉尔伽美什之死》（ The Death of Gilgamesh）。这说明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曾经以各种版本广泛流传，在两河流域有很大的影响。
吉尔伽美什很可能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治两河流域南部乌鲁克的国王，与基什的国王阿伽是同时代的人。《吉尔伽美什史诗》开头是序言，主要是对吉尔伽美什进行赞美，称他是半神半人，伟大的建筑者和勇士，知晓土地和海洋里的任何事物。但是他却喜欢大兴土木。由于他广征民力修筑城墙和神庙，引起了人们的怨恨。他的臣民万般无奈，便向众神倾诉苦衷，众神为此赫然震怒。为了压制吉尔伽美什的残暴统治，阿努（Anu）神下令创造了安吉杜。后者最初是生活在动物中的野人，但是不久他被传授予城市的生活方式而进入了乌鲁克，吉尔伽美什在那里等着他。
第二块泥版讲述两个人比试力量，结果吉尔伽美什成为胜利者。随后两人互生敬意，安吉杜成为吉尔伽美什的朋友和随从。
泥版三、四、五、六描绘两个人共同除暴安良，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其中主要是他们共同抗击胡瓦瓦， 后者是神所任命的雪松森林的保护神。但是具体情况并没有在现存的泥版中记录，反而在另外一个泥版，即《吉尔伽美什和胡瓦瓦》中进行了记载。
泥版六描绘吉尔伽美什回到了乌鲁克。由于他解救了险遭厄运的女神伊什塔（Ishtar），女神对吉尔伽美什一见倾心。但是吉尔伽美什知道她水性杨花，拒绝了女神的求婚，女神恼羞成怒，祈求天神降天牛为他雪耻，杀死吉尔伽美什。但事实正好相反，在安吉杜的帮助下，吉尔伽美什杀死了女神派来的神牛。
泥版七记述安吉杜做梦梦到阿努（Anu）、伊阿（Ea）和沙马什(Shamash)神，众神决定他必须因杀死神牛而死。然后安吉杜开始生病，并梦见“灰尘之屋”（House of Dust）在等待他，最后安吉杜染病致死。
泥版八描述吉尔伽美什对自己朋友的死悲痛不已，并为安吉杜举行了国葬。
泥版九和十描绘吉尔伽美什为了了解如何摆脱死亡，进行了危险的旅程，去寻找乌特纳比西丁（Utanapishtim）这位巴比伦大洪水的幸存者。他长途跋涉，历经艰难和女巫的诱惑拦阻，最后找到了乌特纳比西丁。
第十一块泥版描述后者给他讲述了大洪水的故事，并指引他如何找到可以返老还童的仙草。吉尔伽美什喜极而归，但是事有不测，在他将仙草放在一条河边，下水洗澡时，仙草被蛇吞吃。吉尔伽美什悲哀失望，失魂落魄般地回到了乌鲁克。
第十二块泥版描述吉尔伽美什见庙就入，逢神便拜，求神让他的好友得以片刻生还，众神感于他的虔诚，让安吉杜重新复活。故友重逢，欣喜万分。长谈中，吉尔伽美什问安吉杜：“死是怎么回事？”安吉杜回答说，“那可不能说，如果我把所见所闻告诉你，你会立即吓昏的。”吉尔伽美什说，“有这么可怕吗，我倒要听听。”安吉杜无奈，只好历数地狱里的各种惨状。
一部史诗不只是一部虚构的神话传说或者文学作品，其中包含着许多有关该文明的信息。首先，《吉尔伽美什史诗》告诉我们，早期苏美尔人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上，大致时间是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有一位著名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他们实行多神崇拜，知道土地如何耕作，并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该部史诗中也反映了早期苏美尔人对待人生的态度。首先，这部史诗反映了人类的两面性，正是人的两面性的矛盾和相互制约形成了完美。通过前言我们了解到主人《吉尔伽美什史诗》插图公之一吉尔伽美什三分之二是神，而三分之一是人，是一位英雄。他漂亮而又勇敢，比其他人更令人惧怕。但是他的超强能力和自我欲望无法自行约束，结果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于是神又创造了另外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神安吉杜。安吉杜同吉尔伽美什一样半人半神，同样勇猛。正是这两个力量均衡的对手相互搏斗，最终达成了和谐。事实上安吉杜是作为吉尔伽美什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的存在，对吉尔伽美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安吉杜阻止吉尔伽美什进入一对新婚夫妇的房间，他们相互争斗而最后成为朋友。其二，安吉杜和吉尔伽美什一起前往森林去面对可怕的胡瓦瓦，相互鼓励，勇敢地面对死亡。其三，在安吉杜的影响下。吉尔伽美什把注意力从个人的私欲转到崇高的愿望上来，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做对乌鲁克有利而不是有害的事情。其四，安吉杜教会了吉尔伽美什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他告诉吉尔伽美什爱和情感的意义，失去和变老的含义以及死亡的意义。正是安吉杜的制约，吉尔伽美什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英雄。
其次，这部史诗反映了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困惑。这一困惑主要是通过安吉杜来体现的。安吉杜是用水和土做成的，被放到荒野之中。他是头脑简单的人，不知道如何耕作土地。他与野兽为伍，一直破坏猎人的陷阱，帮助野兽们逃跑。因此猎人们要驯服安吉杜，如同乌鲁克人要驯服吉尔伽美什一样。这其中表现了安吉杜从野蛮状态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这部史诗向我们说明，文明只是一个过程，是对原始的改造。没有原始，文明就不会存在。这个故事让我们明了在从一种存在状态发展到另一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什么，同时会失去什么。如果有可能的话，一个文明人是否愿意回到原始状态，或者说，在人类变得越来越文明的时候，原始的人们失去了什么？他又获得了什么？通过走出荒野，进入城市，与吉尔伽美什进行搏斗，安吉杜获得了智慧。但文明也同时腐蚀了原始的人，使他变得虚弱，并使他成为文明人的同类。讲述者告诉我们，安吉杜因为有了智慧，以及有了一个人的想法而变得虚弱。安吉杜走出了荒野，他与吉尔伽美什的共同冒险导致他的死亡。在病中他回顾过去，咒骂城墙：“如果我知道结局！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够得到的所有好处，我会举起斧子把它劈成碎片，然后在这里建造一个柴门。”他咒骂了猎人和妓女，是他们毁坏了他的无知。这里无知似乎就是对死亡的无知，没有意识、没有智慧、没有知识，那么就没有死亡。
最后，这部史诗表达了苏美尔人关于生和死的思考。吉尔伽美什对死亡的出现非常恐惧，甚至希望否定它，而走上了寻求永恒的道路。在海边，吉尔伽美什遇到了希杜里（Siduri），这位负责藤蔓植物的妇女，她向吉尔伽美什说出了人生的意义：你永远不会找到你正寻找的生命。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便指定了人的死亡，他们选择自己来支配生命。吉尔伽美什，你要用美食来果腹，日日夜夜跳舞、饮宴和狂欢，穿华美的衣服，洗浴自己，真爱你怀中的孩子，给妻子快乐，这才是人的本分。史诗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依赖于时间的不断流失和死亡的可能性。吉尔伽美什找到了唯一被神赐予永恒生命的人，但乌特纳比西丁同样对吉尔伽美什说：“世界上没有永恒”。吉尔伽美什找到了能使人返老还童的仙草，但还是被一条蛇叼走了。这个故事又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不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条蛇是伊甸园中那条更加邪恶的蛇的先驱，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到蛇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在苏美尔的世界中，蛇神是“生命之树的主人”，这里意味着吉尔加美什已经失去了生命永恒的可能性，乌鲁克的人们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吉尔伽美什史诗》所反映的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影响了整个两河流域。学者们都评价两河流域的人们忧心忡忡，不相信死亡会带来幸福，所以他们对来世的描绘是非常模糊和悲观的，这与古埃及形成强烈的反差。
《汉谟拉比法典》解读
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完备的法典，这部法典不但为两河流域提供了成文法律的样板，而且充分反映了当时两河流域的社会现实。
汉谟拉比法典的形成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闪族部落定居在巴比伦以前，并没有成文法典，约束人们的主要是部落习俗。在此地建国后，部落习俗就慢慢转变成了城市法律。他们早期的历史表现为各个城市相互争权夺利，慢慢地大都市要求小城市进贡并提供军事支持，并逐步削弱他们的地方信仰和习俗。
巴比伦的人口从早期开始便是由不同种族组成的，城市之间的交往从没有停止。这种自由的交往必然会形成趋向一致的习俗。汉谟拉比之前的国王就曾颁布法令，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这座城市，外国的妇女一旦进入该城便不能再成为奴隶，甚至一只狗进入该城市也不能未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天才人物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典，为把庞大的帝国融为一体奠定了基础。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律，过去所有的部落习俗差不多都消失了，法典成了国家的法律。尽管法典中的家族连带责任、地区责任、严酷考验和同态复仇（the lex talionis）继续保留着原始的痕迹，但是原来自行解决、血亲复仇、掠夺婚姻等等习俗都不存在了。通过这个法典，国王树立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的形象，臣民都很容易接近他；他能够而且愿意保护弱小免受强者的欺凌；法官受到严格的监督，人们的上诉得到认可；妇女的地位自由而且体面。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汉谟拉比法典是黑色玄武岩石柱，7.5英尺（1英尺=30.48厘米）高，周长6英尺，是J·摩尔根（J。de Morgan）等考古学家1901—1902年在发掘苏萨时发现的。其上共有51栏楔形文字，用阿卡德语写成。现藏在法国罗浮宫。该石柱的顶部雕刻着太阳神沙马什，正坐在王位上把权杖和戒指交给汉谟拉比，标志着汉谟拉比所接受法典的神圣起源。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有282条。
该部法典明确区分了社会等级。法典把人分成三个等级，即贵族（amelu）、穷人（muskinu）和奴隶（ardu）。贵族是指其出生、结婚和死亡都被登记在册的人。他们拥有祖先的地产和完全的公民权，拥有贵族的特权和责任，有权对自身遭受的身体伤害进行复仇，可以要求对犯罪者进行重罚和索取更高的罚金。该阶层包括国王、大臣、高级官员以及专业人员和工匠。对第二等级进行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词的本义是“乞讨者”。虽然法典并没有明确把他们看作穷人，但他们一定是没有土地的。他们是自由人，但是必须为他们所受到的身体伤害接受赔偿金，单独居住在城市的一个固定区域。第三等级是奴隶。他们是主人的动产，人数庞大。奴隶可以拥有财产甚至拥有其他奴隶，他的主人供他吃穿，但只能因自己受到的伤害接受赔偿金。他的主人通常为他找一个女奴隶为妻，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奴隶。如果他娶一个自由人女子为妻，那么后代就成了自由人。他可以用钱从主人那里购买自由，或者被解放而奉献给神庙。奴隶的获得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从国外购买，第二种是通过战争获得俘虏，第三种是自由人因犯罪和债务而降为奴隶。奴隶经常逃跑，但是一旦被抓住，抓捕者一定要将他送还给原来的主人，而且法典规定了主人必须付给抓捕者的赏金数额，大致是奴隶价格的10％。 奴隶都有身份标记，除了外科手术外这些标记无法轻易清除，后来在标志上还刺上主人的名字或标记。
法典从许多角度明确规定了社会的财产关系。法典承认土地完全私有，但所有的土地买卖都要付一定的费用。国王也可以通过许可证免除这些费用，用来奖励对国家有功的人。国家要求人们服军役，实施强迫劳役，并征收实物税。一个特定的地域必须为国家提供一名弓箭手和一名枪手，并负责为后者提供作战的装备，这个地域被称为“一弓”。法典规定一个人只能承担军役6次，但该地域必须每年提供一个人。服劳役的工作通常由奴隶和农奴负责，强迫劳役是不固定的，但宗教人士和牧羊人免于劳役。水边的居民则负责修船，修桥和清理运河等。国王的使者可以征募下属的财产，并开具收据。神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可以从地产，教区税和固定的租税中获得收入。但神庙也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一个市民被敌人俘获，而自己无力出钱赎取时，教会必须出资赎取；如果穷人到神庙借种子或要求提供收割者，在归还时神庙不能收取利息。
法典涉及了有关财产买卖，租赁，交换，礼物，奉献，存款，租金，抵押等诸多方面的事物。例如，如果一个佃农偷盗种子、粮食和饲料，法典规定，要割去他的手指；如果他挪用或卖掉农具，把牛累得筋疲力尽或者进行转租，他就要受到重罚；如果一个负责灌溉的人忽视了修整沟渠，他管理的沟渠决口而引起了洪水，他必须承担因此而对邻居的庄稼所造成的损失，把自己或把全家卖掉来赔偿损失；偷盗浇水工具、水桶或其他农具的人要被课以很重的罚金。房屋出租通常以一年为限，也可以租更长的时间，租金必须提前支付，一般是一次交纳半年的租金。契约规定房屋必须修补良好，承租人有义务保持房屋的完好。承租人可以把自己的木制品带来和带走，其中包括门和门框，都是可以搬走的。法典规定如果房主在期限结束之前毁约，必须免除承租人相当份额的租金。在商业方面，用实物偿还仍非常普遍。法典规定，必须允许借方按照法定的比例用产品来偿还，如果借方既没有现金也没有收获物，贷方不能拒绝商品。根据法典，不能随便占有借方的庄稼，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贷方要归还，而且还因为其违法行为而失去继续追索的权利，为了债务而随意占有别人的财产要被课以罚款。汉谟拉比时期商业非常广泛，当时商业的主要方式是一个人把资金委托给一个代理商人，代理商人通常要前往帝国之外去经营商业。法典规定，不管代理商是否赚到利润，都要归还双倍所取，但他不对遇到抢劫和勒索所造成的损失负责。
法典也对婚姻和家庭做出了详细规定。当时的婚姻表面上仍然是买卖的形式，但实质上形同男女共同订立的契约。年轻人的婚姻同样由亲属安排，新郎的父亲提供聘礼，连同其他礼物由求婚者赠送给新娘的父亲。而聘礼通常在女儿出嫁时由她的父亲递给新娘，这样聘礼又重新成为新郎的财产。此外，新郎的家庭还同时获得了嫁妆。聘礼的多少因当事双方的情况而不同，但是要超过买一个奴隶的价格。法典规定，如果一位父亲在接受了男子的礼物之后不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那么他就要归还双份的聘礼。同时法典规定如果一个求婚者改变主意，那么他就要丧失自己的礼物。嫁妆包括不动产，通常是个人私产和家具。结婚仪式包括握手以及新郎说一些仪式性的话，例如“我是贵族的儿子，拥有的金银没到膝盖，你将成为我的妻子，我将成为你的丈夫。像果园里长满果子，我将给你后代。”法典规定，妻子要当公婆的仆人，或当大老婆的仆人，夫妻双方作为一个单位要共同承担外部责任，尤其是债务。男人要负责妻子的债务，包括出嫁之前的，但男子可以把妻子作为抵债品。法典允许在婚姻契约中有限制性条款，如妻子不能被当作丈夫的抵债品等，但因此丈夫也不再负责妻子的债务。然而，无论如何双方须共同负责婚后所发生的债务。婚后女儿仍然是其父亲家庭的一员，很少被称为某某的丈夫，而是称为某某的女儿和某某的母亲。男子可以随意离婚，但他必须归还嫁妆，如果他的妻子有了孩子，妻子负责养育他们，丈夫必须分给妻子土地、果园和商品的收入供养她和孩子，直到孩子长大为止。她可以与孩子共同享有这些财产，并可以自由嫁人。如果妻子没有孩子，他须归还她的嫁妆并付给相当于聘礼的钱财，这通常都会写在婚姻契约上。如果她是个不好的妻子，法典允许丈夫把她送走，同时自己保留孩子和嫁妆，或可把妻子降级为家内奴隶，但必须供给她食物和衣服。她可以控告自己的丈夫残忍和对自己的忽视，如果能够证明这一切，她便可以合法离开，带走嫁妆，但对男子不实行惩罚。如果不能证明，反而证明自己是一个坏女人，那么她要被淹死。如果丈夫外出时没有给她留下生活费用，她可以与其他人同居，但丈夫归来后必须回到丈夫身边，同第二个男人生的孩子则留在亲生父亲身边。如果她获得了生活费用还破坏婚姻则属于通奸。从惯例上讲，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可以给她的丈夫找一个女仆生孩子，生的孩子算作妻子的，她则继续作为该女仆的主人，并可以因后者的傲慢把她贬为奴隶。但是如果女仆怀了丈夫的孩子则不能把她卖掉。如果妻子怀了孕，法律不允许丈夫纳妾，如果不能怀孕，则允许。妾也是妻子，但级别不一样，大老婆对妾并没有权利。妾是自由人，出嫁时同样有嫁妆，她的孩子也是合法的。她也可以同妻子一样离婚。不能阻止丈夫同奴隶生孩子，生出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且他的母亲不能被卖掉，后者在他主人死去后便获得自由。
在刑法方面，法典讲究同态复仇，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四肢还四肢。汉谟拉比法典最突出的方面便是同态复仇法。社会等级的区别决定着这一法律的执行方式。一个人如果偷了一条面包则要被砍去手，弄瞎别人眼睛的人自己的眼睛也要被弄瞎。对各种犯罪会由各种不同的惩罚方法，如绞刑、火烧、刺刑或者溺死。但是法典中没有提到谋杀及其惩罚。在苏美尔社会中没有监狱、没有劳动营，因为当时并没有监禁或者强迫劳动。相对来说，汉谟拉比法典的惩罚介乎亚述人的严酷和赫梯人的宽厚之间。
总体来说，汉谟拉比法典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非常复杂和先进的法典。
贝希斯敦铭文
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了两河流域最初的文字。这种文字最初是因记录的实际需要而采用的一些图形符号，即所谓的象形文字。书写的工具是用黏土做成的泥版，用芦苇削成锐锋，在泥版上刻画书写。最初是按照从上到下，再由右向左的顺序以竖行书写。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使书写更清晰和避免已写出的文字受损，书写的方式改为由左至右的横行。为避免笔尖在画过湿黏土时弄出一条条不整洁的隆起，便改用一种三角形的笔端，在泥版上压出竖的、横的和斜的各种符号。这样刻写出的图形就呈楔形，象形文字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发展成为楔形文字。最初的图形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表达某种具体事物，无法表达抽象的概念。出于实际需要，象形文字逐渐变成会意符号。如代表“口”的符号也用来表示动词“说”。但是，有了这样的改变之后，又发生了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代表“足”的符号，同时又可表示“立”或“行”。为了避免混淆，又出现了表音符号，在表音符号的前或后面加上一个限定性的符号，就可以明确而完整地表达含义了。最初的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物体的原形，所表示的是牛羊，谷物和财物一类的东西。待进一步发展，象形文字便不只是物状之图，同时也可以代表语言了。楔形文字创造后，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阿卡德时代，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不仅愈来愈多，而且应用的领域日渐拓宽。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兴起后，文字在两河流域文化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它不仅记录具体的事物，也广泛记录宗教、技术、历史、文学、法律等。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楔形文字成为国际外交上使用的文字体系。但是，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的衰亡，楔形文字也成为无人识读的文字，被历史长期埋没。
人们对西亚楔形文字的认识和整理是17世纪以来的事情。公元17世纪，意大利商人彼得罗· 德拉·维尔将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王宫废墟中的铭文拓印下来，带至欧洲，欧洲才首次见到楔形文字。1802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劳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花费若干年功夫，读懂了某波斯石刻上40个楔形文字中的八个字，并运用这八个字读出了石刻上三个国王的姓名。英国外交官罗林生（Henry Rawlinson， 1810—1895年）对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ion）的解读，才使西亚楔形文字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贝希斯敦铭文贝希斯敦铭文位于伊朗，是波斯著名国王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公元前522—前485年在位）的铭文。该铭文是大型浮雕作品，描绘大流士国王以及他的弓箭手和长矛手，俯视被征服民族的九个代表，后者脖子上都拴着绳子。浮雕中还有第十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现在已经严重受损，躺在国王的脚下。在这些人之上是最高神阿胡马兹达（Ahuramazda）的形象，下面则有三块嵌版。第一块嵌版用古波斯的楔形文字写成，讲述国王进行征服的故事。整个文献包括四栏和一个附录。共有515行的长度。另外一块嵌版用巴比伦的语言讲述大致同样的故事，但附录已经没有了。第三块嵌版是用埃兰语描述的同样的内容。在文献中，大流士描绘阿胡马兹达神如何选择他来推翻篡位者高墨塔（Gaumata）。在这一事件之后，大流士开始镇压其他叛乱。为了赞扬大流士的功绩开始制作该纪念碑，纪念碑上最初描绘着神、国王、被杀的篡位者以及七个代表叛乱的人。艺术家们正在制作这个纪念碑时，大流士又击败了外国的敌人，结果艺术家们修改了最初的设计来表示庆祝，在右边加了两个新的人物。在雕刻完成后，工匠们拆除了雕刻下面的脚手架，这保护了雕刻不被人为损坏，从而使该雕刻流传至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们用浮雕上的人物作为练习的靶子，致使该浮雕遭到破坏，阿胡马兹达神的形象已经被完全毁坏了。
这段铭文反映了古代波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其中在居鲁士国王死后，冈比西斯（Cambyses Ⅱ，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继承了王位。冈比西斯继承王位后不久，就开始出兵进攻埃及，并在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使波斯成为一个地跨亚洲和非洲的大帝国。但是，冈比西斯在埃及时，波斯和米底各地发生了叛乱。有一个叫高墨塔的祭司，冒充巴尔迪亚（巴尔迪亚是被冈比西斯秘密处死的皇弟，外人尚不知道）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冈比西斯闻讯后赶回波斯，但在途中猝然死去。高墨塔取得政权后，在半年内（公元前522年3月11日至9月29日）实施了一些改革：没收波斯氏族贵族的牧场、牲畜、土地和奴隶；豁免各省兵役、赋税三年。他企图通过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办法，取得平民大众和各被征服民族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高墨塔政变后，巴比伦、埃兰、亚述、埃及均脱离波斯，纷纷独立。中亚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也不断爆发反波斯起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前522年9月，阿黑门尼德的族人大流士（公元前522—前485年）杀死高墨塔，取得政权，并在两年内平定了全国各地不断起伏的大暴动。后来，大流士将平定这次大暴动的前后经过情况，用波斯、埃兰、巴比伦三种文字刻在爱克巴坦那（原米底首府，今哈马丹）以西的贝希斯敦大崖石上，这就是“贝希斯敦铭文”。这个铭文是现在所知道的阿黑门尼德王朝所有铭刻中最重要的一个。
贝希斯敦铭文一直存留在高高的悬崖上，而对它的发现和认识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阿黑门尼德王朝衰亡后，该纪念碑渐渐被人们忽视和忘记。但是后人对该浮雕还是有所添加，其中有安息人的浮雕，而且在萨珊时代（Sassanid）还有一块石头被清理出来准备雕刻浮雕，但最后并没有完成。由于人们不太在意这一悬崖上的石刻，所以后人对贝希斯敦铭文及其内容进行过非常有趣的描绘。在7世纪，人们流传着建筑家法海德（Farhad）的浪漫故事，故事中说是这位建筑家制作了该纪念碑。根据传说，上面描绘的是萨珊国王库萨赫二世（Khusrau Ⅱ）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接下来描绘该纪念碑的是阿拉伯的旅行家伊本·豪卡勒（Ibn Hauqal，977年去世），他认为大流士是一位教师，站在一群学生面前。他把大流士手里的弓当作鞭子，说他正在训斥学生。1598年一位驻奥地利的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舍利（Robert Sherley）旅行到东方，希望劝说伊朗王阿巴斯发动针对土耳其的战争。他的一位助手是法国人，描述过贝希斯敦的旅社位于一个很高的石崖下面，在石崖上面，他看到了基督升天图以及希腊文的雕刻。很显然他并没有看到倒下的高墨塔的形象，而认为阿胡马兹达和12个人代表着耶稣和他的门徒。他并不是最后一个犯这样错误的人。1808年，一位法国的旅行者嘎德纳（Ange Gardane）认为，这组浮雕代表着12个门徒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1818年，英国的学者泼特（Ker Porter）第一次画出该纪念碑，认为该浮雕描绘的是以色列犹太王国10部落和亚述国王。
亨利·罗林生成为第一个认真尝试考察该浮雕的人。他是一名外交官，在破译了该石刻的文字后成为著名的亚述学者。罗林生生于1810年11月，1827年随同东印度公司服军役。在1833—1839年之间他前往波斯，帮助波斯重新组织军队，正是在这期间他接触了贝希斯敦铭文并开始研究楔形文字。1840年他被任命为坎大哈的政治代表，而且在1843年成为巴格达的领事，1856年他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从1859—1860年之间，他成为英国在波斯的公使，同时在1858—1859年以及1868—1895年成为印度议会的成员。他最终死于1895年3月。
在波斯担任军事顾问期间，他开始接触贝希斯敦铭文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个了不起的攀登者，为了能够得到这些楔形文字的拓片，他曾经数次爬上山崖。尽管这一书写体系当时还没有被人解读，但是他已经在其他地方认识了其中大流士（Darayavaus）这个词，所以他很快就认识了这一纪念碑中的其他字母。当时德国学者格劳特芬德已经在解释波斯楔形字母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罗林生看到前者的注释后，便能够破译楔形文字的密码了。尤其巧合的是，碑刻的第一行恰巧介绍了大流士及其前代家族的名字，这些名字几乎和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记载的完全一致。所以在两周的短短时间里，他已经能够确定古波斯字母的42个标记的含义。
1837年他重新返回到贝希斯敦，在那里他和一个灵活的库尔德小男孩对该波斯文献的一半内容重新作了拓片。由于此时罗林生已经知道波斯的语言，并阅读了历史悠久的圣书《阿维斯陀》（Avesta），因而他很快便能够阅读整个文献了，并能够理解语法、句法和该纪念碑三篇文献中一篇的词汇。1838年，他把自己最初的研究成果交给英国的亚洲皇家学院和法国的巴黎古代亚洲学会。八年后，他开始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贝希斯敦波斯楔形雕刻：释读与翻译》的文章。
他的翻译引起了轰动，并验证了希罗多德历史中最不可信和荒诞的故事。该铭文中大流士还讲述他如何镇压了反对波斯霸权的几次叛乱，他打败了中亚高地的游牧部落，对此居鲁士国王曾经无功而返。1844年，罗林生和他的同伴再次爬上山崖，把所有的文字都拓写下来。利用这些拓本，一些学者们开始释读埃兰文的131个字母，并读通了这一古老的语言，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埃兰文还是死文字。此后，罗林生开始释读复杂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言。并在1852年获得成功。从此以后，学者们能够阅读从尼尼微发掘出来的大洪水泥版等，从而打开了一个新兴学科亚述学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