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公元前3世纪—公元6世纪）
发掘出来的土著文明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那些高鼻梁、大眼睛的雅利安人创造了印度最原始的文化。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大量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城市遗址，人们才认识到印度曾经存在过一个发达的土著文明。
该文明属于青铜时代，是典型的城市文明。这些城市沿着印度河延伸，东西广约1600公里，南北长约1400公里，有共约300个以上的大小遗址，其中多数是村落。由于哈拉巴（Harappa）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两大城市遗址各位于印度河上游及下游，且是该文明的中心，因而成为印度河文明的主要代表。同时，也因该文明最早发现于哈拉巴，因此，学者们将这些城市所代表的文化统称为“哈拉巴文化”。
第一编人类文明初登舞台第三讲印度：佛教的故乡还在18世纪，人们已经对哈拉巴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都市的残留遗迹。到了19世纪中叶，印度考古局长康宁翰第二次到哈拉巴发掘，发掘出了一个奇特的印章，但他认为这不过是个外来物品，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此后50年，几乎没有人再注意这个遗址。一直到192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位于哈拉巴以南600公里处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了与哈拉巴遗址相似的物品，才重新重视50年前哈拉巴出土的印章。通过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广泛发掘，终于使印度河流域早期文明大白天下。
印度河早期文明已经是具有规划性的城市文明。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是两个中心城市，周长都在3英里（1英里＝1.609344公里）以上，都由卫城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卫城面积大致相同。摩亨佐·达罗的卫城四周均有塔楼，卫城中心是一个长方形大浴池，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用的。在浴池东北方有一组建筑群，其中有一座很长的大厅，可能是这个地区最高统治者的住所。卫城大概是城市的行政、宗教中心和防御据点。下城区是居民区，市区的布局规整，街道基本上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有宽达10米的大街，也有比较狭窄的小巷。最令考古学家惊异的，是其街道的下面有砖砌的下水道，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其完善程度令人很难想象这是几千年古人的作品。二楼冲洗式厕所的水可经由墙壁中的土管排至下水道，有的人家还有经高楼倾倒垃圾的垃圾管道。从各家流出的污水在屋外蓄水槽内沉淀后再流入犹如暗渠的地下水道。地下水道纵横交错，遍布整个城市。街道两边房屋大都用烧砖砌成的，大小、高低和设备也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有包括很多房间的二三层楼房，也有十分简陋的房屋或茅舍，表明当时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已经十分明显。这两座城市，一个在印度河上游，一个在印度河下游，显然是两个互不相属的国家的都城。稍稍令人不解的是，像摩亨佐·达罗这样发达的城市文明，没有任何的防御系统和攻击武器，也没有精美夺目的艺术作品，这在已知古代文明中是非常少见的。摩亨佐·达罗大浴池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哈拉巴文化时期的生产力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已经有了大量用铜和青铜制造的工具和武器，如青铜的鹤嘴锄与镰刀等，居民的重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制陶和纺织技术也达到较高的水平。普遍栽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胡麻、豆类以及棉花等，水牛等牲畜已经普遍运用于农业生产中。他们还备有引水道、水库等灌溉或供水设施，金属冶炼、锻造和焊接都已有较高的技术水平。除了农耕经济之外，印度河早期文明还与美索不达米亚进行海上贸易。印度河文明因较晚于美索不达米亚，且人种、信仰、印章、器物都发现于双方，说明双方已有密切的海上贸易活动及交流。因此，有人认为印度河文明由美索不达米亚所开创，也有认为该文明起源于俾路支斯坦，但似乎学者较倾向由达罗毗荼人（Dravida）所开创。由于仰赖印度河的泛滥农耕经济不足以维系广大的印度河文明，因而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沿海商业贸易正好满足印度河文明发展所需。
关于该文明的政权形式，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结论，但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是祭司神权与商人政权并行。由于在该文明的遗址中并未发现宫殿或神殿等政权或神权象征，因此无法直接得知是否存在着类似国家的制度、国王的政权或神权政治。但由大浴池、大祭司雕像及宗教信仰推知，该文明可能是由一群祭司所主宰，而大浴池可能是该神权的象征。大浴池的结构类似现今南印度印度教寺庙中的浴池设施，似乎具有斋戒沐浴的神圣功能。当时此地可能是一种宗教社会，这除了可由祭司雕像推知之外，由出土的陶板与上面所刻山羊及牛的图案经常呈现于火祭遗迹中，也可看出当时普遍盛行火祭。此外，二次葬法、疑似具有灵魂不灭信仰的骨瓮上的图案及小孔设计、疑似万物有灵主义或图腾信仰的印章上的动植物图案、重视孕育及生殖能力的地母神信仰，也都和宗教有关。此外，由于该文明大量使用疑似用于商业活动的印章，以及存在代表农业贸易活动的大谷仓，可以推测可能有一群商人领袖与这群祭司共治印度河文明。换言之，它可能是政教合一、祭司与商人共治的城市文明。
在遗址上除发现了许多人工制品，包括陶器、金属制品和珠宝饰品外，还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印章。在这些印章上刻着大象、牛等动物，同时在每一枚印章上都刻有文字。在古代印度河流域，人们使用这样的印章到底做什么？学术界至今还是莫衷一是。因为有一小部分印章上刻有神像，于是有人推测可能是宗教遗物。但也有人反驳说，这完全是家族或个人的保存品，不能说明整个国家具有宗教性质，况且出土的近3万枚印章有神像的只是很小部分。也有人认为这些印章是进行贸易时签署文件或契约时所用的。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占据优势。但是在这些印章上保留有印度和早期文明的文字，却是大家认同的。印章是文字和雕刻图案结合的形式，由右而左，每枚印章上的符号最多不超过20个。至今所搜集的印章文字符号大致有400多个。只要能够释读印章上的文字，也许就可以解释这个文明的来龙去脉。但遗憾的是，学者们经过多方解读，至今仍然没有能够释读成功。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文字本身没有参照物，释读起来相当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文字除了保留在印章上之外，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而印章上的文字数量非常有限，这更为解读增加了难度。印度河文明印章印度河文明发展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突然衰落了。如同该文明的许多内容仍然是谜一样，它的衰落原因也引起人们无尽的争论。有人认为可能是由于洪水泛滥、河道改变造成干涸，与美索不达米亚商业贸易中断导致经济力量衰落，最终造成文明衰亡。也有人认为是地震、火灾等引起的。这里出土的人骨，都是在十分奇异的状态下死亡的，换言之，死亡的人并非埋葬在墓中，发掘出的人骨大都是在居室内被发现的，有不少居室遗体成堆地倒着，令人惨不忍睹。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的遗体用双手盖住脸呈现出保护自己的样子。如果不是火山爆发和地震，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瞬间死亡。至于是后来的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毁印度河文明的说法则引起质疑，一般认为雅利安人在印度河文明衰亡几个世纪后才进入印度的，他们进入印度之前，印度河城市文明已经衰亡而仅余下零落的部分村落遗址。
印度河文明尽管存在着许多待解之谜，但是它的发现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少，它的发现将印度文明向前推进了几千年，印度文明成为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期的文明，彼此有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这为确立印度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它的发现有助于破除雅利安文化为印度代表性文化的成见，非雅利安人创造的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同样发达，并深深影响了后来印度文明。另外，后来印度宗教中的许多标志，如火祭、菩提树、净水、母神等等都可以在印度河文明中找到其踪迹。
《吠陀经》反映的雅利安文明
印度河流域早期文明衰亡之后，来自外部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建立了雅利安文明。从此以后，雅利安文明一统印度天下，印度土著文明反而被埋没得无影无踪。
雅利安人是半游牧的北欧白人，最初也许居住在南俄罗斯和中亚的高地，讲目前各种印欧语言最原初的语言。印欧语言，或者说原始的印欧语言是一种已经消失的古代语言，一直使用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印欧的语言学中，往往把“雅利安”（Aryan）一词用来指称民族，同时也指称语言群，后来“印欧”主要用来指称语言群。这些原来生活在自己家乡的印欧人和他们的后代，逐渐向外迁徙，一部分到了欧洲，一些人到了印度次大陆，一些人到了近东。雅利安人在从他们的家乡迁出之前，已经有了国王，他们崇拜天空之神，根据父系来确定血缘。他们养牛，使用马拉战车作为进攻武器。很可能他们已经有了三重的等级划分，其中分别为祭司、战士以及牧羊人和耕田者，分别表示为白色、红色以及蓝色和绿色。雅利安人的入侵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便已经席卷了欧洲，随着时间流逝，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形成为拥有特殊语言的特殊民族。当代大多数的欧洲居民以及他们的文化，都是不断渗透的雅利安入侵者和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通婚的结果。根据现在遗传学的研究，阿奎丹的巴斯克人和比利牛斯山民是古老欧洲最纯洁的人，他们存在于印欧入侵者到来之前，仍然保持着非印欧的语言。
就印度而言，据说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进入了印度。他们与当地居民混合，并将后者融合进自己的社会结构之中。他们接受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并在旁遮普地域建立了小的农业团体。雅利安人带来了马，发展了梵语。在塑造印度文化方面有三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骑兵作战加速了雅利安文化在北部印度的传播，导致出现了大帝国；其二，梵语成为把印度各种主要语言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第三个因素是宗教，宗教源于吠陀时代，拥有众多神祇，其丰富的神话和传说成为后来印度教的基础。雅利安人分成不同的部落，定居在西北印度的不同地区，部落首领逐渐变成世袭的君王，随着分工的专业化，雅利安社会内部分化成不同的等级。
反映雅利安社会生活的主要原始资料是《吠陀经》（Veda）。“吠陀”是“知识”、“学问”的意思。根据传说，吠陀知识先是由至尊主传授给负责创造的神明梵天，再由梵天传给他一个叫纳茹阿达的儿子。纳茹阿达把它传给圣哲维亚萨，而维亚萨在大约5000年前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最初，《吠陀经》是一部极长的著作。为了使该知识更容易被接受，维亚萨把《吠陀经》分成四部。事实上，《吠陀经》是印度最古老的文学作品，收集了反映宗教和哲学的诗歌和赞美诗，经历数代人编辑而成。吠陀用梵文写成，被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奉为经典。吠陀赞美诗反映了主神信仰，也就是说，虽然人们可以崇拜不同的神，但是他们只能敬畏一个主神。
《吠陀经》共有四部组成，包括《梨俱吠陀》（Rigveda）、《沙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阿闼婆吠陀》片断。《梨俱吠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包括1028首赞美诗，分别献给３３个不同的神，其中最经常出现的神是自然神，如：因陀罗（Indra），即雷神和天空之神；阿格尼（Agni），即印度神话中的火神；鲁达拉（Rudra），即暴风雨神等。《沙摩吠陀》是圣歌集，源自《梨俱吠陀》的第八和第九书，主要为主持仪式的祭司们所用，明确在仪式中要唱哪些赞美诗。《耶柔吠陀》主要是适用于献祭时候的赞美诗。《阿闼婆吠陀》主要讲咒语和巫术。除了这四部吠陀经典之外，还有一些解释经典的著作，如《森林书》、《奥义书》、《梵书》等等。
四部吠陀经也反映了雅利安人早期的历史。雅利安人侵入印度的早期，处于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阶段，这个时期的情况反映在最早的《梨俱吠陀》中，所以这一段时期在历史上称为“早期吠陀时代”或“梨俱吠陀时代”。根据《吠陀经》的记载，这一时期每一个部落由一个酋长来领导，酋长的权力由一个部落议会来限制；每一个部落由一些独立的村落组织结合而成，村落组织由一些族长组成的会议来管制。侵入印度的人们，自称“雅利安人”，意思是“出身高贵的人”，把当地土著居民称为“达萨”，意思是敌人。雅利安人说土著人没有鼻子，皮肤黑色，语言不清，不祭神灵。由此而出现了“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之分，瓦尔那的意思是“颜色”。雅利安人为保持自己的纯洁性，禁止与其他种族通婚。 在本民族中，除了最近的血统不能通婚之外，其余的都不受限制。这一时期，雅利安人仍然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战争频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公元前1000年代初，印度开始了国家产生的进程。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要反映在后期的三部吠陀中，在历史上被称为“后期吠陀时期”。此时是雅利安人由部落发展到国家的时期，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产生了瓦尔那制，即森严的等级制度。并把这种制度编入法典之中，同时也产生了成熟的宗教婆罗门教。
种姓制度（Caste System）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创立的。“种姓”这个词是从梵语“Varn”翻译过来的，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照他们的说法，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族，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和其他土著民族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后来随着工作和职业的分化和发展，也开始应用于雅利安人自己中间，于是有了四个种姓的划分。其中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Brhmana），是掌握祭祀的僧侣阶级，到后来婆罗门也可以当国王；其次是刹帝利（Ksatriya），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Vaisya），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最下面的种姓是首陀罗（Sūdra），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因为雅利安人身材高大，皮肤是白的，达罗毗荼人则个子矮小，肤色偏黑，所以，“白色”代表地位最高的“婆罗门”，接下来是“红色”的“刹帝利”，第三位“吠舍”是“黄色”，最下层的“首陀罗”为“黑色”。在这四个种姓中，前三者是雅利安人，第四个等级是非雅利安人。各个种姓都有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通婚。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订有特别的法律，给予一种贱名。如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名为旃陀罗（Candla），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接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着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种姓制度不仅明确写入法律中，而且规定在宗教教义和教条中。1950年的印度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种姓制度的阴影仍然笼罩印度。
在雅利安人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婆罗门教也随之形成了。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盛行自然崇拜，如天空、太阳、大地、火、光、风、水等。有一段时期，在吠陀的诸神里，火神最重要，他神圣的火焰将牺牲直接送到天堂，他的光亮腾越天空，他是宇宙炽烈的生命与精神。但在诸神中最普遍的神是暴风雨神鲁达拉，他掌握着雷电与暴风雨，带给印度雅利安族珍贵的雨水，所以被认为是家神中最伟大的神，是能够一顿吃一百头牛，一口喝完一池酒的大英雄。此外还有雷神因陀罗等。到后期吠陀时代，创造了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虽然保留了原始宗教的自然神，但给每个神都赋予了世俗社会的属性，使其同世俗社会的各个方面联系了起来。
婆罗门教的主要教义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梵天（宇宙灵魂）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永恒、唯一真实的存在，世界万物只不过是他的影像，都是虚幻无常的。每个人真实的自我—灵魂也来自梵天，人们要信仰梵天，以便超脱虚幻的现世，最后达到“梵我一致”，即重新与梵天合为一体。第二，婆罗门教主张“业力轮回”学说。按照这种说法，人在现世生活中必造业，一造业便有果报，有果报就要轮回转世，而轮回转世的好坏取决于前世的善行或恶行。生在高等瓦尔那的人是前世行善的，生在低等瓦尔那的人是前生作恶的；要想来世不再受苦，以至最后超脱轮回，首先要严格遵守瓦尔那制度的法规，如不遵守，甚至来世会变成牲畜等。第三，婆罗门僧侣还制定了各等级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法，作为区分善行与恶行的标准。各个等级只有按照法行动才能有好报，才能超脱轮回转世之苦，最终达到“梵我一致”。第四，婆罗门教还将瓦尔那制度本身神圣化。它创造了一个神话，说最初有一个充塞于宇宙的“原人”，后来他的身体分割而成世界万物，婆罗门是从“原人”的口产生的，刹帝利是从手产生的，吠舍是从腿产生的，首陀罗是从脚产生的。通过这个神话，婆罗门教说明四个瓦尔那的区分是神圣的、永远不变的。
雅利安人婆罗门教崇拜的主神为创造神婆罗摩（Brahma，梵天神），正是他创造了万物；守护神毗湿奴(Vishnu)，负责保护宇宙，是善与慈的化身；破坏神湿婆(Shiva)则代表破坏的力量，亦为重生、丰饶、舞蹈、艺术之神，这三神又有时俱为一体，为至尊至上之神。婆罗摩在三个形体中代表平衡的力量，另外二者则为相反的力量，此三神象征宇宙间各种事物生、住、灭三阶段。
通过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雅利安人为最初的国家确立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也梵天神同时确立了雅利安文化在印度的主导地位。
列国纷争与佛教创立
印度历史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进入了列国时代。在印度北部出现了16个“大国”，这些国家多数建立在恒河流域，少数建立在印度河流域。其中包括迦尸、拘萨罗、安伽、摩揭陀、瓦吉联盟、末罗、车底、跋沙、俱卢、般阇罗、末地耶、戍罗西那、阿设迦、阿般提、健陀罗和甘谟惹等。除了这些大国之外，还有一些小的部落和城邦。群雄逐鹿的结果，是摩揭陀国最终成为北印度的霸主。摩揭陀早期比较著名的国王是哈尔杨卡王朝的频毗娑罗，他不断进行扩张，使一个原本弱小国家的领土不断扩张，但晚年其急于想做国王的儿子阿阇世向父亲发难，频毗娑罗为他的儿子所囚禁，死于囚禁之中。阿阇世的行为虽然令人恐惧，但是他继续进行扩张和兼并，将摩揭陀发展成为东印度的唯一强国。至国王迦腊索迦时期，摩揭陀国的首都迁往华氏城。但是在公元前364年，迦腊索迦被下层出身的摩诃帕德摩·难陀所杀，开始了难陀王朝时期。正是在难陀王朝统治的公元前364—前324年间，摩揭陀国逐步统一了恒河流域。
列国争霸的时代，也是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首先，四个瓦尔那的情况都有所变化，尤其是刹帝利阶层，频繁的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发展舞台，不但从战争中获得了大量钱财，而且其政治地位也随王权的加强而加强，他们不愿再屈居于婆罗门之下。通过经营商业和参与市场经济，吠舍和首陀罗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改变，有些人更加贫困，但也有不少人地位上升，成为富有的奴隶主等，他们对自己的等级地位也非常不满，提出了改变森严等级制度的要求。
社会动荡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各种新思想特别活跃。这时候出现了“六大师”、“六十二见”或者九十六种外道，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哲学领域，最著名的便是“顺世论”。顺世论派为六师外道之一，被认为是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古印度哲学派别。该流派的代表人物是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或称阿末多。顺世论派反对婆罗门教《吠陀经》的神圣权威，咒骂吠陀是妖魔所作，反对繁琐的祭祀活动，认为这只是婆罗门祭司们赚钱的手段而已。他们也反对婆罗门至上，主张种姓平等。顺世论派主张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人死后四大物质分散，人的意识消亡，没有所谓的轮回转世。同时，顺世论派认为世界万物都是自然产生，自然消亡，否认因果学说。顺世论派也认为，唯一可依赖的是自己的感觉经验，只有在现实世界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顺世论的哲学直接针对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和轮回转世说，体现了社会对平等的要求和渴望，当然也遭到婆罗门教的迫害。除了顺世论之外，尚有怀疑论派、自然论派、感觉论派、无道德论派等许多派别。
这种思想争鸣同样影响到宗教领域，耆那教、佛教的兴起就是这种思潮的体现之一。耆那教(Jainism)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传说是由24位圣者创始了该宗教，最后一位圣者名叫筏驮摩那（Vardhamana），也被称作“大雄”，或者耆那（即胜利者），可能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据说，大雄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刹帝利家族，出家之前生活富裕，曾经结婚生子，但在30岁父亲死后便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不幸之道。他按照当时流行的修行方法，到处游历，裸体行乞，苦行修炼。经过12年的修行，第13年在一棵沙罗树下觉悟成道，时年42岁，此后便组织教团宣传教义。耆那教提出《吠陀经》并非真知，祭祀杀生只会带来罪恶，反对种姓制度，主张平等。他教导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和热爱所有的生灵，依此作为解脱轮回的手段，摆脱因果报应，使灵魂最终进入极乐世界。为了能够摆脱人们为业所束缚的无限轮回，教徒必须进行修炼。教徒要发誓独身、裸体、禁欲和斋戒。耆那教提出了五戒的主张，即不杀生、不妄言、不偷盗、不奸淫、戒贪财。只有这样才能灭情欲，获得解脱。从1世纪开始，耆那教开始分化，出现了白衣派和天衣派。前者主张男女平等，反对裸体，主张僧侣穿白袍，并允许男女结婚生育。后者则坚持苦行，歧视妇女，主张裸体。耆那教虽然没有摆脱轮回转世的学说，但是他主张众生平等和自我解脱，符合时代的要求，因而获得了不少信徒。
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生于释迦部落，相传，他是迦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属于刹帝利瓦尔那。据说，他的母亲托梦而孕。生他的时候，母亲正在回娘家的路上，她看到一棵婆罗双树，便伸手去抓，就在此时，他从母亲的腋下降生了，一尘不染地降临凡世。他像神仙一样快乐地居住在三个宫殿里，四万宫女用舞蹈来取悦他。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过着世俗生活。作为一个刹帝利阶层的人，他接受了各种军事技艺的训练，也师从一些贤哲们学习诗书。宫廷里优裕的生活使他与苦难的世界隔绝。
但是当亲眼看到人们的悲惨生活状况后，他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毅然抛弃尘世，入道而成为一代佛祖。据传说，一天，他离开王宫出游，首遇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顿生烦恼；再遇一位病入膏肓的患者，悉达多相当恐怖，忧愁不安；第三次，悉达多遇到全家为一位死者送葬，心里感到非常不安。从此，他了解人生必须经历生老病死，这是谁也不能幸免的。后来，他又遇到一个贫苦的比丘，后者向他密授修行解脱之道，于是他断然决定出家。一天夜里，他偷偷进入妻子的房间，并最后看了自己的孩子，一大早天还未亮的时候，便骑马出了城。就这样，他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丢下妻子和儿女，出家修行。在一个有树林和溪水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开始献身于极为严厉的苦行生活。他练瑜伽术达六年；为寻求人生真谛，他同婆罗门苦行僧进行过多次交谈；依照苦行僧的生活方式，静坐修行，百般折磨自己。但所有这些方法均未能使他获道，他明白了苦行并非解脱之道，于是放弃了苦行，开始苦思冥想造成痛苦的原因和解脱痛苦的方法。他走到一棵菩提树的阴凉处去静坐，平心静气，从不动弹一下，也决不离开座位。他自问：鹿野苑人们忧愁的本原是什么，受苦难为的是什么，疾病、衰老与死亡，又是为的什么？忽然间一个生与死无限延续的幻想出现在他的眼前，终于在一个时刻，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他领悟到，苦行和贪于享乐皆非正途，正道应为不苦不乐的中道。生育是一切邪恶的来源，无止境的生育，将使人间的忧伤永远无宁日。为什么生育不能停止呢？因为因果报应要求在转世之后将前世所行的善恶一一清偿完。如果一个人能生活得十全十美，毫无恶行，对所有的一切都忍耐、和气，对生存与死亡无心无牵挂，他就可以不必转世再生，邪恶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了。如果内心没有得到净化，则不可能求得内心平静。经过7年的酝酿，这位先知者在了解了人类苦难的原因之后，开始传授自己的学说。
开始时他无意传道，后来才到鹿野苑及摩揭陀国的京城去传道，吸引了众多僧众。佛陀传道不借用书本，主要用会话、讲课以及格言来施教。他从没有说过自己曾经受了神灵的托付，喜欢用浅显的事例说明大道理，而不是用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说教。最后，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圣者。他前后共传道40年，于公元前483年左右圆寂，享年80岁，他最后的遗言是：“啊！众徒们，我告诉你们，顺服于死亡就是众生，当为真实而奋斗。”悉达多死后，他的弟子们积极传教，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
佛教并没有严格的教义体系，但其主要教义还是比较确定的，主要集中于“四谛说”。四谛即四种真理，分别称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说人生在世，有生老病死等八种痛苦。集谛解释苦的根源在于有欲望，想长生达不到，想不死总要死，这就产生苦。而且，有欲望就会有言行，结果便造了业（指活动的结果），只能不断轮回转世，不断经受生老病死等一切苦。灭谛是说要消灭苦，就要消灭造成苦的欲望，消灭欲望就能达到“不生不死”的最高境界，佛教称这种境界为涅槃。道谛是指要达到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就要修道，包括学习教义，遵守戒律，打坐静修等。佛教修道讲究“八正道”，分别是正见（正确的信仰）、正思（正确的思考）、正语（正确的言论）、正精（正确的努力）、正业（正确的行动）、正命（正确的生活）、正念（正确的思想）、正定（正确的自我专心）。此外修行以“五戒”为主，包括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另外，佛教不承认婆罗门教的经典和宗教特权。佛教认为，不论人出生于哪一个瓦尔那，只要自己按照佛的教训修行，就能达到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佛教这种不承认瓦尔那区别的态度，吸引了很多下层群众。
佛教于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分化，分成大乘教和小乘教。小乘教主要在南印度与锡兰一带，该派尊崇佛陀为伟大的教师，而非神明，其经典为比较古老的巴利文经典。小乘教主张恪守戒律，严守原始佛教的教义。大乘教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按照原始教义，只有少数人才能修道成佛，所以应该拓宽渠道，主张不但僧众可以涅槃，一般俗家子弟也可以达到，主要盛行于北部印度、西藏、蒙古、中国和日本等。该派宣扬佛陀的神性，给他身边围绕了天使和圣者，采用了瑜伽的苦行主义，并且用梵文颁布了一套新的经典。公元6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衰落，印度教兴起，但佛教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它在国外扎下了根，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孔雀王朝与佛教传播
从公元前６世纪开始，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渐渐失去主导地位，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恒河流域。这时也是印度遭到外族入侵的时期。先是在公元前518年，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侵入印度，占领印度河流域，把这一地方纳入波斯的版图。此后，在恒河流域诸国中摩揭陀国强盛起来，到了难陀王朝时期统一了恒河流域和恒河以南次大陆中部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帝国以后侵入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由于这里小国林立，强大的马其顿军队很快就征服了印度河上游地区，并试图渡河进攻恒河流域。由于士兵厌战和恒河流域难陀王朝的强大，亚历山大不得不于公元前325年顺印度河而下返回到巴比伦，而印度西北部则交由傀儡政权管理。马其顿人撤离以后，印度西北部马上发生混乱，起义不断。这时候出身低微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约公元前324—前300年在位）乘机崛起，成为这场驱逐马其顿入侵者和推翻难陀王朝的人民大起义的首领。驱逐马其顿侵略者的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大约在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在西北自立为王，而后又推翻了难陀王朝的统治，攻下了摩揭陀国的首都华氏城，杀害了难陀王朝最后的国王。到公元前317年马其顿人全部撤离，这样整个次大陆北部就在旃陀罗笈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由于他出身于孔雀家族，因此该王朝便被称为孔雀王朝，定都于华氏城。到了公元前305年，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侵入印度，但显然没有成功，双方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塞琉古王国把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土地割让给孔雀帝国，而孔雀帝国则给塞琉古王国500头战象。这样，孔雀帝国的版图又扩大了很多。
到第三代国王阿育王（Asoka，公元前268—前232年在位）时期，孔雀王朝达到鼎盛。阿育王是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的意思是无忧王，大约在公元前270年左右继承了王位。关于他的身世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凶猛残暴，非常富于进攻性。在成为国王之前，他作为王子被任命为比尔沙的总督，在那里与一个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在听到父亲奄奄一息的消息后，他匆匆赶往首都华氏城，占领了首都，将所有的敌对王子都一一杀死，只留下了自己的亲生弟弟，通过这种血腥的手段夺得了王位。但是他的这种残暴行为也遭到人们的反对，因此他花了4年时间肃清反对的势力后，才于公元前270年正式登上王位。他至少在位36年，其中头8年统治非常残暴。传说阿育王专门命人建立“地狱”对犯人施刑，除了强迫那些拒不认罪、态度恶劣的犯人进行重体力劳动外，还进行严刑拷打。登基后的第八年，他大举进犯印度南部，在进攻羯陵伽时，屠杀了10万人，俘虏15万人。这一地区被征服后，除了南部迈索尔地区外，整个次大陆和今天阿富汗的主要部分都归入了孔雀帝国的版图。至此，孔雀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
在孔雀帝国时代，南亚次大陆真正开始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君主专制制度，国王是国家的最高行政代表，也是最高的军事统帅，同时还亲自处理一些重大的司法案件。国王也开始被神化，被称为“诸神的宠爱者”，神圣不可侵犯，说他是带有人之外形的伟大的神，像太阳一样。国王之下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央有名目繁多的掌管各个部门的大臣和长官，还有供咨询的大臣会议。地方划分为许多省，设总督统治，阿育王时期至少有五个省。地方的基层组织是村社。军队是国家的支柱，通常分为象兵、战车兵、骑兵和步兵四个兵种，此外还有海军，数量非常庞大。阿育王统治时期是孔雀王朝的极盛时代，但是这个庞大的帝国的各个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还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阿育王死后，帝国即宣告分裂，持续到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告终。
阿育王的一生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使用武力获得政权并用武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血腥的屠杀伴随着他的前半生。但在历经数次残酷的战争，杀人无数后，阿育王开始改变过去的统治方式和残暴形象。尤其是公元前261年进攻羯陵伽，血流成河之后，他深感痛悔，开始倾听摩揭陀国的高僧们宣讲佛法并皈依佛门，开始大力宣扬达摩教义和佛法。
到阿育王时，佛教已经在印度大地上流传了将近300年，并进行过两次佛教僧侣的大集结，就一些佛教的教义初步达成了一致。但是，佛教从来也没有在印度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其中耆那教、婆罗门教仍然有广大的信徒，而且佛教也并没有传播到印度之外的地区。但是自阿育王之后，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阿育王皈依佛门后，宣布此后不再发动战争，即使不得已进行战争也要减少伤亡，同时宣布佛教为国教，并颁布了许多鼓励佛教思想传播和佛教发展的政策。他派出官员周游全国推行佛教，颁布了许多关于宗教的敕令，并将这些敕令全部刻写在石头和石柱上。石刻的敕令分布于全国各地，而石柱则沿着朝圣者容易聚集的大路两旁竖立。在这些敕令中，阿育王主张所有人都要按照佛教的法则和道德行事，任何分裂佛教的僧侣都将被逐出庙堂。他宣传对人仁爱慈悲、孝敬父母、善待朋友和他人、尊重动物、多做善事等佛教主张。同时他还敦促要对所有的宗教实行宽容，并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主张所有的宗教都应该停止自我夸耀和谴责他人。统计起来，阿育王时代总共在印度各地树立了30余根纪念碑式的圆柱。这些石柱一般都高达十几米，重约50吨，不仅其刻写的内容见证了阿育王对佛教的倡导，而且其本身又是著名的佛教艺术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贝拿勒斯城外鹿野苑的石柱。阿育王石柱柱头在其柱头上刻有四只背对背蹲踞的雄师，咆哮的巨口和露出的牙齿刻画得非常逼真，腿部绷紧的肌肉和遒劲的足掌钩爪塑造得雄浑有力，充溢着印度雕刻特有的生命感。中间层是饰带，刻有一只大象、一匹奔马、一头牛和一只老虎，这四种动物间都用象征佛法的宝轮隔开，下一层是钟形倒垂的莲花。整个柱头华丽而完整，并且打磨得如玉一般的光润。在传播佛教方面，阿育王还以身作则，在他统治20年后，拜访了佛陀的诞生地蓝毗尼，也参观了佛陀悟道之处菩提伽耶，以及佛陀首次传教的地方鹿野苑。
阿育王除广泛宣传佛教的教义之外，还在物质上给予佛教僧团大量支持。他向佛教僧团捐赠了大量财产和土地，为人民甚至动物建造了许多医院，送给佛教僧团大量礼物。阿育王的慷慨甚至吸引了许多非佛教徒的食客和某些声名狼藉的人加入进来。他还在全国各地大量兴建佛教建筑，据说他总共兴建了84000座供奉佛骨的舍利塔。由于该时代是印度文化与波斯、希腊文化交流的时代，因而其建筑引进了波斯和希腊的技术，具有融合的风格。为了消弭佛教不同派别的争论和矛盾，他邀请了著名的高僧和1000名比丘，在华氏城进行了第三次大集结，讨论和整理了经典，编撰了《论事》，确立了真正的佛教教规，驱除了外道和那些不遵从教规的人。
在进行了佛教大集结之后，阿育王着手向印度之外的其他国家传播佛教。他决定派使团出使其他国家，其中包括希腊、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地区、印度南部的迈索尔、锡兰、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等。他派遣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前往锡兰，直到今天斯里兰卡还在公共节日里庆祝他们的来访。他的13块石碑敕令记录了他努力将佛教传播到安条克、叙利亚、埃及、马其顿、伊庇鲁斯等地。在阿育王的统治下，几乎整个印度大陆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起来。在阿育王看来，佛教律法意味着道德、积极的社会关怀、宗教宽容、生态意识、遵守道德戒律和放弃战争，所有这些都非常有利于他对庞大帝国的统治。
公元前236年，阿育王死去。他的帝国在他死后只延续了半个世纪便告终了，印度又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但是在印度历史上阿育王作为帝国的创造者和佛教的倡导者一直名垂史册。
绝无仅有的长诗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印度最著名的史诗，是文学殿堂中的瑰宝，也是宗教和哲学作品，后人在其中汲取了无尽的营养。由于这两部史诗篇幅很长，内容很多，所以也被称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长诗”。
据现代学者考证，《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４世纪至公元４世纪之间。在这漫长的800年的成书过程中，《摩诃婆罗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8800颂的《胜利之歌》（Victory），后来演变成2.4万颂的《婆罗多》，最后扩充为10万颂的《摩诃婆罗多》（即《大婆罗多》），成为古代文明世界中最长的史诗之一。它是《圣经》长度的四倍，是《荷马史诗》长度的八倍。
《摩诃婆罗多》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１８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婆罗多族的国王有两个儿子花钏和奇武。花钏很早就死去了。奇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持国，一个叫般度。持国是个瞎子，但他有以难敌为首的１００个儿子。般度虽然只有以坚战为首的５个儿子，但个个武功出众。持国百子（Kauravas俱卢族）和般度五子（Pandavas般度族）从小就产生了竞争和矛盾，长大后又开始争夺王位，最终双方爆发了战争。难敌和坚战都联络了许多国家做他们的支持者，当时印度半岛上的国家几乎都参加了这场大战——俱卢大战。大战进行了１８天，死伤无数人，难敌的９９个兄弟都被杀死了，只有难敌一人逃跑了。他躲进一个湖里，用一根芦管呼吸，但被坚战五兄弟发现了。他们用语言羞辱他，逼得难敌从湖里冒出来和他们决斗。难敌寡不敌众，也被杀死了。难敌的战士们决心为难敌报仇，他们夜袭坚战五兄弟的军营，把酣睡的战士都杀死了，幸好五兄弟当时不在，得以逃生。坚战回国做了国王，想到兄弟家族间的残杀给人民带来了那么严重的灾难，心里感到很愧疚。不久，他把王位交给了孙子，带着妻子黑公主到喜马拉雅山去修道，最后升入天堂。 俱卢大战这部史诗的基调是颂扬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在史诗中，坚战公正、谦恭、仁慈。而难敌则相反，贪婪、傲慢、残忍。后者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连俱卢族内的一些长辈也同情和袒护般度族。在列国纷争时代，广大臣民如果对交战双方有所选择的话，自然希望由比较贤明的君主而不希望由暴虐的君主统一天下。《摩诃婆罗多》正是这种希望的形象化表达。
毗耶娑（Vyasa）既是这部史诗的作者，又是这部史诗中的人物。按照史诗本身提供的故事，毗耶娑是渔家女贞信在嫁给象城福身王之前的私生子。贞信和福身王生下的两个儿子花钏和奇武先后继承王位，都没有留下子嗣就死去。于是，贞信找来在森林中修炼苦行的毗耶娑，让他与奇武的两位遗孀行房，生下两个儿子持国和般度。此后，毗耶娑仍然隐居森林，但他目睹和参与了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两族斗争的全过程。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他用3年时间创作了这部史诗。关于这部史诗的创作有这样的传说：象神（Ganesh）在毗耶娑的要求下抄写这部史诗的手稿，当时象神提出的条件是毗耶娑要一刻不停地讲述，而毗耶娑也提出象神必须始终明白自己所讲述的内容。于是毗耶娑有时会使用一些特别难以理解的词汇，好利用这样的间隙喘口气。而象神不停地抄录，使用的笔坏了的时候都没有时间调换，便折断自己的左牙来代替笔，因而它的形象是缺失左牙的。
《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至多只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围绕这个中心故事，穿插进大量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除了这类文学性插话外，还有大量有关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等的理论性插话。史诗本身采用的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也为这些插话的出现提供了方便。因此，对于《摩诃婆罗多》的内容，我们必须兼顾两个方面：它既是一部英雄史诗，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核心内容，即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同时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即如史诗结尾部分所宣称的那样，这部史诗囊括了人生“四大目的”，即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并说“这里有的，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这里没有的，其他地方也不会有”。里面充满了印度教因缘报应和解脱的内容。
这部史诗在印度古代享有宗教经典的崇高地位，是印度古代人完整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
《罗摩衍那》（Ramayana）意思是《罗摩传》，该诗篇比《摩诃婆罗多》要短，只有2.4万颂，共7篇。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在公元2世纪定型，用梵语写成，被称为“最初的诗”。传说该诗的作者是蚁蛭（Valmik）。据说，蚁蛭曾经是一名强盗，名字叫拉特纳卡拉（Ratnakara），是一名婆罗门。在他遇到印度哲人纳拉达（Narada）之后，便改过自新，诵读神圣箴言《罗摩》。历经数年，他坐在同一个地点，蚂蚁们在他的身上筑巢，由此他得到了蚁蛭这一名称，意思是“蚁山”。一天，他看到一个猎人杀死一只鸟，而鸟的配偶陷入痛苦之中，他感到非常难过，便诅咒猎人，咏诵出一行诗句。很快纳拉达出现了，对他说：“蚁蛭，你应该按照你诅咒猎人的诗句写一首诗歌。”蚁蛭同意了，便创作了罗摩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在作者之前便已经流行，当时的传唱人到处游走传唱，在宫廷里也非常流行。因此，在成书之前经过了人们的代代口传。《罗摩衍那》插图这部史诗的故事开始于外昆塔，那里神和哲人们聚会，祈祷毁灭愣伽的恶魔之王拉伐那，因为他压迫和折磨圣人和调戏妇女。毗湿努神答应对抗拉伐那并杀死他。所以他化身罗摩(Rama)，即阿瑜陀国的太阳王，他的妻子化身悉达（Sita），即罗摩的王后。接下来讲述阿瑜陀国（Ayodhya）的十车王（Dasaratha）统治贤明，人民富足，他的长子名叫罗摩。罗摩有狮子般的胸膛、硕大的臂膀，荷花般的眼睛。同时临近有一个国家，国王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悉达。 为了给女儿找一个好丈夫，国王决定比赛拉弓进行竞争，最后只有罗摩拉开了他的弓。罗摩和悉达成婚，悉达深受王国百姓的爱戴，但由于罗摩是王储，遭到十车王第二个妻子的嫉妒，她要求十车王把罗摩放逐14年。十车王曾经允诺答应她的任何要求，无奈把自己心爱的儿子放逐到森林中，悉达坚决要求同去，罗摩的弟弟也要求陪伴他。于是他们到了森林，以野果为食，以树叶为衣。这时楞伽城的公主在树林中闲逛时遇到罗摩，对其产生好感，在引诱没有结果时，便唆使他的哥哥罗刹王拉伐那劫走了悉达。罗摩借助神猴哈努曼的力量，攻打楞伽城，杀死罗刹王，救出悉达。然后罗摩回国当上了国王。
《罗摩衍那》不仅讲述了一个神话传说，也包含着关于古代印度社会的信息，涵盖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教育等诸多领域。《罗摩衍那》也是印度教的圣书。其中罗摩、悉达、罗什曼那和布哈拉特等所有主角都代表着一种理想，包括敬神、关心臣民、忠于丈夫、兄弟挚爱等。因此，《罗摩衍那》不仅是史诗和英雄传说，也为印度人的各种生活提供了指导。印度人相信，只要诵读史诗，就能获得文学的愉悦和道德的感召，并能得到宗教教益，只要诵读《罗摩衍那》便能够洗净一切罪恶。
《罗摩衍那》对印度文学和语言的影响甚大。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受到这部史诗的启发，创作了诗歌、戏剧、绘画和故事。这部史诗在印度之外也被人们广泛阅读，其中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非常流行，那里许多传统的舞蹈和绘画艺术都是基于这部史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