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族的世界
公元前1世纪，在欧洲中部日耳曼尼亚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语言、文化类似的部落，希腊罗马称之为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主要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法兰克人（Franks）、哥特人（Goths）、汪达尔人(Vandals)、伦巴底人（Lombards）等。这些人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南部和日德兰半岛，从北海和波罗的海南岸逐渐扩展到威悉河和奥德河流域，南达多瑙河，西至莱茵河。
现在留存的关于日耳曼人的材料不多，最早提到日耳曼人的是希腊旅行家皮提亚斯，他约在公元前325年由海路到达欧洲北部海岸，说在波罗的海沿岸聚居着条顿人，条顿人即日耳曼人的一支。但比较详细记载日耳曼人的书籍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恺撒的《高卢战记》，一本是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20年）的《日耳曼尼亚志》。从他们的记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日耳曼人的社会和生活状况。
恺撒在远征高卢时，曾与日耳曼人有过接触，因而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了当时日耳曼人的情况。根据恺撒的记载，当时日耳曼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阶段，对农业“并不特别热心”，食物也并非农产品，而是狩猎和畜牧产品。他们实行公社土地所有制，占有的土地一般维持一年，其后便转到新的地段。当时，日耳曼人还未完全定居，经常到处迁徙，农业还不是主要生产部门。日耳曼人当时主张财产平等，没有奴隶，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换，军事领袖只有在战时才选出来，但也已经有了某些原始公社解体的征兆。
继恺撒之后约一个世纪，塔西佗在公元98年写下了《日耳曼尼亚志》，详细记载了日耳曼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已经不再流动，开始了定居生活，农业开始逐步发展，但畜牧业仍然是主要生产部门。当时，日耳曼人仍然非常尚武和善于掠夺。他描绘说，日耳曼人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用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就当时的耕作方法而言，起初似乎经常使用一块地作为牧场，另一块地作为耕地。然而，他们渐渐发现了下列现象，把同样一块土地继续耕种，会引起地力枯竭。因此，经过很多年的经验积累，他们采取了每年让一半耕地休耕以及每季轮换耕地和休耕地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田—草制度，即交换的耕作制度。
在日耳曼人的社会，没有一个村落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就是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许彼此毗连，而是零星散落地逐水草、草地或树林而居。后来，在原始的日耳曼人中间创立了居住在村庄的制度。村庄相互接近，一般位于同一块土地上。从村庄向外，形成星形的道路系统，从作为中心的村庄放射到周围田地中去，再从干路分出小路到各块条地去。这种式样到中世纪庄园时代一直保留着。
日耳曼人的土地仍然是共有的。公社土地的多少，以耕者的口数为准，公社之内，再按贵贱分给个人。每个日耳曼的村庄，包括三类土地，分别是耕种的田地、草地、森林和荒地。荒地也就是所谓的公地，即开放给大家而没有开垦的土地。但是，社会也出现了分化，富人们往往占有较多的土地，而且是好地；普通人和一般战士，则占地较少，而且多是贫瘠的土地。日耳曼人内部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
日耳曼社会已经开始有奴隶，但一般的奴隶并不像罗马的奴隶那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家务，他们每人都有家庭和一所自己的房屋。如同罗马人对待佃农一样，主人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鞭笞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做苦工的事情是很少遇到的。他们也会杀死奴隶，但并不是为了整肃纪律，而只是由于一时的暴怒，就犹如杀死一个仇人似的。不过，杀死奴隶并不受到处罚。免奴的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在家庭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在政治方面更毫无权利。因此，日耳曼人已经开始从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但是它的奴隶制度还比较原始。鉴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奴隶制作为主体已经处于衰亡阶段，因此它萌芽的奴隶制并不典型，也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史学家一般把日耳曼人看作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民族。
日耳曼人同罗马帝国最初的接触是通过贸易进行的。从远古以来，日耳曼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民以及地中海各国人民之间已经存在着贸易关系。地中海地区的人主要从北部获得在当时认为非常珍贵的琥珀和毛皮。其中，日耳曼人很早就同高卢的凯尔特人之间从事贸易，主要以琥珀、毛皮、奴隶以及战俘来交换马匹。当恺撒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以后，罗马的商人们便进入了日耳曼人的地区。日耳曼人的毛皮制成的衣服一度成为罗马人的时髦物品，成为纨绔子弟的标志。罗马的文化和罗马的行政制度已经同日耳曼的社会发生了碰撞和融合。
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并不是在蛮族大规模入侵时期开始的，他们很早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和平进入罗马。当时，和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主要通过几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参加军队而进入罗马帝国境内。日耳曼人是非常优良的士兵，罗马帝国时期经常招募日耳曼人加入军队，驻守在边境地区，也有人驻扎在罗马帝国内部。许多皇帝都非常喜欢日耳曼士兵，甚至皇帝的卫队也是日耳曼人组成的。到了4世纪，罗马帝国军队中很多统帅都是日耳曼人。第二是以“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罗马帝国的边境省份内。他们在战争时以服军役为条件，领取所赠与的土地来耕种。在这些地区，他们虽然深受罗马生活方式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耕作方法。另一种和平进入罗马的日耳曼移民是“隶农”。他们迁移到罗马帝国内无法定主人的荒地上，由罗马人给予田地、甚至谷物种子和牲畜进行耕种。这些移民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通过这种和平的渗透，日耳曼和罗马人之间形成了既不是仇敌也不是陌生人的关系。几百年的相互混杂，使罗马人更加蛮族化了，而蛮族更加文明化了。
这种零零星星的渗透，最终变成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漫游，其行进的方向便是罗马帝国。蛮族的这种社会大游动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日耳曼人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人口增长迅速。他们简陋的农业制度以及粮食生产水平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加上他们爱好掠夺的品性，因此常常会把自己的地方抛弃而向外扩展。其二，此时亚洲的游牧民族匈奴大规模西侵。这些人是比日耳曼人还要落后的民族，人们这样来描述他们：该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日日夜夜生活在马背上，其中没有一个人耕种过田地，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他们的大部分生活费用是靠从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人那里勒索得来的。4世纪以后，凶悍的匈奴人进入欧洲，连续征服日耳曼部落，迫使日耳曼部落为了生存或避难而向罗马帝国境内移动。其三，移民运动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继续着，只不过他们的移动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强大的罗马帝国阻挡在边境之外，因为当时边境上的罗马军队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边境地区，但是到了5世纪，罗马政府已经没有力量来对付日耳曼人的移民。其四，日耳曼人并不是以恐怖的武力手段突然进入的，而是作为殖民者和移民进来的，他们只是在入境被阻拦的时候才使用武力。
公元372年，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开始攻击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东哥特人被打败，匈奴人接着开始攻击位于黑海北岸的西哥特人（Visigoths），西哥特人同样不敌。西哥特人的残余部分请求在多瑙河地区的罗马当局，准许他们渡河，在色雷斯一带定居。当时的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 364—378年在位）以他们放下武器和以年轻人做人质为条件，准许他们进入。但罗马人并没有善待西哥特人，不但抢劫他们，把他们变为奴隶，且以高价卖给他们食物。在西哥特人有叛乱迹象时，他们又企图诱杀西哥特人的头领。378年，西哥特人发动暴动，杀人放火，把色雷斯变为废墟。瓦伦斯皇帝率军镇压。378年，双方进行了阿德里亚堡战役，罗马军队大败，三分之二的人被杀，瓦伦斯皇帝负重伤藏在茅草屋中，被西哥特人放火烧死。该缺口被打开后，东哥特人也趁机进入了巴尔干半岛。由此开始日耳曼人各民族武力涌入的狂潮。
401年，西哥特人在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率领下侵入意大利，408年直抵罗马城门，并围困罗马城。罗马人派代表团会见阿拉里克，称罗马城中100万人准备抵抗到底，阿拉里克说：“草越浓密，越容易铲除。”无奈，罗马付出高昂的代价让阿拉里克暂时放弃对罗马的进攻，献出黄金5000磅、白银30000磅、丝袍4000件、皮衣3000件、辣椒3000磅。但很快西哥特人以罗马人背信弃义为名进攻罗马城，410年攻占罗马，大肆抢劫三日离去，继续向西部进发，419年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地区，以土鲁斯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蛮族王国。该王国在714年为阿拉伯人所灭亡。汪达尔人（Vandals）经由高卢进入西班牙，在西哥特人的逼迫下，在首领该萨里克(Gaiseric)的率领下，渡海于439年占领北非迦太基城，建立了汪达尔王国。
勃艮第人(Burgundian)向南进攻，457年建立勃艮第王国，定居里昂，522年为法兰克人（Franks）征服，613年并入法兰克王国。451年匈奴人进攻高卢，遭罗马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联合抵抗，战败后进入意大利，因军中发生瘟疫而撤军。453年，首领阿提拉（Attila）病死，匈奴联盟瓦解。455年，汪达尔人从北非入侵罗马，大肆抢劫，使罗马帝国更加虚弱。476年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奥多亚克废黜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洛，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东罗马帝国为此感到震惊，唆使东哥特人进攻意大利。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454—526年)493年以谈判为名，诱杀奥多亚克，统治了意大利，555年为拜占庭所灭。486年，法兰克王国建立，克洛维以苏瓦松为首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侵入不列颠，建立一系列小国，9世纪上半叶形成统一国家。586年，伦巴底人（Lombards）在国王阿尔波因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建立伦巴底王国，但很快分裂，774年为法兰克王国灭亡。西哥特人攻占罗马图蛮族入侵的结果是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兴起了一系列蛮族国家，蛮族国家和罗马残留的文化以及存留下来的基督教会，共同构筑了一个中世纪社会。
东罗马的幸存
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是在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的。公元前8世纪由于希腊人口过多，一些城邦开始在地中海盆地开辟殖民地。因此在公元前667年，传说中来自迈加拉（Megara）的拜萨斯（Byzas）在德尔斐询问了阿波罗的神谕后，在黑海的入口建造了拜占庭港口。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统治了拜占庭。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的将军们瓜分了他征服的帝国。到公元前1世纪，这些国家都被纳入了古代罗马帝国版图。
拜占庭在罗马历史上开始辉煌，源于第一个基督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正是他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希腊的城市拜占庭，并以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因此这里实行的是罗马法律和罗马的政治体制，上层官方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而一般的老百姓则讲希腊语。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希腊古典文学、哲学、科学、医学和修辞学。教会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和哲学，但也非常尊重古典知识传统。君士坦丁新首都的优势在于它处于一个特别容易防卫的半岛，尽管比罗马更接近危险的边境，但是帝国的军队能够更加快速地应对危机。这个城市的战略地位，使帝国商人通过控制东西方商路和连接黑海、地中海的通道而变得非常富裕。君士坦丁时代，这里集中出现了学校、剧场、浴室、法庭、教会和宫殿。
东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躲过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拜占庭的城市文化发展得比较好。在整个5世纪，蛮族各个部落的入侵征服了罗马帝国的西部，而东部只是向蛮族入侵者交纳贡金。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 408—450年在位）时期加固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使城市固若金汤。为了避免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的攻击，狄奥多西送给他们大量黄金，并且优待君士坦丁堡城中与蛮族人做生意的商人们。随着阿提拉的死亡，拜占庭摆脱了匈奴人的威胁，残存的匈奴人反而在后面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充当拜占庭的雇佣军。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幸存下来，成为与中世纪并行发展的文明。
公元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继位后，东罗马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为了实现重建地中海世界罗马帝国统治的理想，他改革了行政和法律，并在内政外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公元532年，为保证东罗马帝国在东部边境的和平，通过每年缴纳大量黄金贡品的方式，查士丁尼与萨珊波斯签署了“永久的和平”。同年国内爆发了“尼卡暴动”（Nika Riots），暴动在君士坦丁堡持续了一周，使整个城市一半被烧毁或被破坏，但最后查士丁尼成功度过了国内的危机。接着，在著名将领贝利撒留（Belisarius，约505—565年）等的帮助下，开始对昔日罗马帝国失去的西部省份进行大规模征服。
查士丁尼的征服开始于533年，首先派贝利撒留带领一支主要由雇佣军组成的1.5万人的小股部分，进攻北非。这次进攻大获全胜，仅经过几场战斗，北非的汪达尔军队就向贝利撒留投降。贝利撒留胜利凯旋，汪达尔最后的国王盖里默（Gelimer）成为他的囚徒。但是，接下来对北非的征服就不是那么顺利，征服活动持续到548年，才使当地主要的独立部落完全屈服。在535年，查士丁尼发动了更雄心勃勃的战役，即重新征服意大利。当时，意大利仍然为东哥特人统治。他派遣了一支部队从陆路向意大利进发，同时主力部队乘船前往，这次战役的指挥者仍然是贝利撒留。主力部队在西西里登陆后，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该岛。在意大利本土的进展最初也非常顺利，包括那不勒斯、罗马和拉文那在内的主要城市都相继陷落。哥特人看起来不堪一击，于是541年查士丁尼将贝利撒留召回君士坦丁堡，贝利撒留将东哥特国王维蒂吉斯（Vitiges）用铁链拴着带回君士坦丁堡。然而，东哥特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很快在著名统帅托提拉（Totila）领导下重新结合起来。接下来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拉锯战，几乎耗尽了双方的所有财政资源，乡村也变得贫瘠了。查士丁尼又召回了贝利撒留，但由于嫉妒贝利撒留的名声，并没有给他多少部队。尽管贝利撒留依靠自己的智谋和顽强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也疲于奔命。自知不能得到查士丁尼信任的贝利撒留在548年选择了辞职，获准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552年夏天，查士丁尼集中了3.5万人的部队，在纳尔塞斯（Narses， 478—573年）的率领下攻击意大利。这一次托提拉被打败并死于战场。托提拉的后继者同样也被打败。尽管有些零星的军营仍然坚持抵抗，但随着法兰克人和阿拉曼尼人的入侵，意大利征服战争宣告结束。554年，查士丁尼又派出军队前往西班牙，从西哥特人手里夺取地盘。并占领了地中海的所有重要岛屿。
查士丁尼时代的辉煌不仅在于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几乎实现了恢复昔日罗马的梦想，还在于他在位时期文化的繁荣。查士丁尼汇编了罗马的法典，形成了《民法大全》，这一点我们在第五讲罗马法一节中已经详细叙述，在此不再赘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另一项文化贡献，就是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教堂所在的地方最初是由君士坦提努斯二世（Constantius Ⅱ， 337—340年在位）于360年建造的长方形廊柱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但是这座教堂在404年被烧毁了。415年狄奥多西在此重新建造，但是在532年又一次被大火烧毁。查士丁尼时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这个新教堂在563年建造完成，成为拜占庭最伟大的建筑，其内部的镶嵌画、大理石柱等等，都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艺术成就。教堂的富丽堂皇令查士丁尼非常高兴，他曾经宣称：“所罗门，我超过你了。”这座教堂成为拜占庭宗教和东正教的中心。
6世纪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尽管查士丁尼下令关闭了雅典的学院，古典学问的研究被基督教所取代，但是在查士丁尼时期还是产生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如诗人诺努斯（Nonnus）和历史学家普罗可比（Procopius， 500—565年）等。后者曾经跟随贝利撒留一起出征，担任他的幕僚，后来成为帝国海军的统领并在562年担任了君士坦丁堡的行政长官。良好的教育、广泛的交往和担任行政官员的经历，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写过《战争史》，描绘查士丁尼时代对汪达尔、哥特人和波斯人的征伐；写过《秘史》，对宫廷丑闻和倾轧进行了描绘，还写过《论建筑》，主要描绘查士丁尼时代在帝国各地的建筑。他优美的写作风格颇具古典希腊时期的遗风，他对蛮族宗教和社会习俗的描绘也非常具有价值。
查士丁尼把军事力量主要集中于对西部的征服，自然使帝国其他地方防卫吃紧。波斯人早在540年便撕毁了和查士丁尼订立的条约而劫掠了安条克。查士丁尼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年增加纳贡金银的数量。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相继进攻巴尔干，并屡次威胁到君士坦丁堡。565年，在查士丁尼死后，伦巴第人入侵了意大利，占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西哥特人征服了拜占庭在西班牙的主要城市科尔多瓦。20年后拜占庭失去了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这时，土耳其人也出现在克里米亚，东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最重要的城市舍米安（Sirmium）也在582年失去了。皇后狄奥多拉和她的扈从以及查士丁尼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二世开始拒绝向萨珊波斯纳贡。结果双方又进行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战争。
查士丁尼死后，他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帝国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东罗马帝国随着西方进入了中世纪。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动荡和不安。7世纪初的希拉克略王朝是在镇压了福卡斯的叛乱后由非洲总督所建立的。为了应付内忧外患，新的王朝把军事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用军区制取代了过去的行省制度。8世纪初，小亚细亚军区长官利奥，凭借自己抵抗阿拉伯人的战功，逼迫皇帝退位，自己担任皇帝，称利奥三世，建立了伊苏里亚王朝。在这个王朝时期，发生了一件非常主要的事件，即“圣像破坏运动”。利奥三世上台后，便发布了废除圣像崇拜的命令，继后的君士坦丁五世继续颁布同样的命令。于是，在君士坦丁堡爆发了大规模的圣像破坏运动。大量的圣像被毁坏，大批的修道院被强夺，教会的大量土地和财富落入军事贵族手中，甚至许多西方教会的土地也被牵涉其中。这场运动几经反复，一直到843年才宣告结束。867年建立的马其顿王朝相对稳定和平，被称为拜占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081年，大军事贵族科穆宁通过政变建立了科穆宁王朝，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该王朝很快就陷入分裂，加上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该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尽管1261年建立的巴列奥略王朝重新恢复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但国家已经非常虚弱。与此同时，外部奥斯曼土耳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不断对拜占庭施加压力。1453年，奄奄一息的拜占庭遭到了土耳其人的最后一击，君士坦丁堡失手，拜占庭的皇帝战死。这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将近1000年后，东罗马的历史也走到了尽头。
基督教融入蛮族王国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蜜月并没有维持多久，公元4世纪罗马就陷入了危机。随着4世纪罗马帝国的岌岌可危，基督教会也对自身的未来产生了忧虑。在从乐观转向悲观的同时，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独立意识，对自身的性质和使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
这种思考主要反映在奥古斯丁（AugustinusAuelius， 354—430年）的一系列理论中。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是罗马帝国陷入混乱和危险的时期，也是基督教经常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时人经常把罗马帝国的危机归罪于基督教的流行。因此，奥古斯丁开始思考基督教会如何超越罗马，适应变动的社会局势发挥关键的作用。他认为，人类追求的最终理想是“上帝之城”，而不是地上王国。在上帝之城面前，地上的任何王国和政府形态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基督教会并不会因为罗马的衰亡和日耳曼人的到来而削弱，它会比任何地上的王国都更长久和永恒。最后，奥古斯丁抛弃了古典时期的历史循环论，发展了直线发展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上帝之城”作为最终的理想，一切的活动都会以此为目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督教负有重要的使命；基督教会不是“上帝之城”，而是通路上的一个驿站，它的任务是教化和引导世俗向预定的方向发展。基督教会必须积极涉足世俗社会，必须适应社会变动的现实。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基督教没有随罗马的灭亡而失去活力，而是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社会形势，承担起教化蛮族和推广基督教的职责。
蛮族闯入罗马帝国的地盘后，建立了许多蛮族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大都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对中世纪文明的形成造成多大的影响。倒是一个起初默默无闻的部族法兰克人，最终建立了最为持久的国家，真正与天主教达成了一致，成为中世纪文明形成的基地，并确立了以后中世纪文明最初的要素。
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缔造者是克洛维（Clovis， 481—511年在位），正是以他为开端，开启了基督教会与蛮族结合的序幕。克洛维生性残暴，善于耍阴谋诡计，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又善于利用种种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开创了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基业。他不断成功地征服其他蛮邦，拓展法兰克的领土；同时顺应时势，率领部族皈依了基督教，开启了蛮族国王与基督教会结合的先河。496年，他带领自己的亲兵在兰斯大教堂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当克洛维召集部下进攻高卢地区其他部落时，往往把消灭其他教派尤其是阿里乌斯教派作为进攻的理由。507年，克洛维在伏伊耶原野打败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以后，更是接到了东罗马皇帝的任命书，任命他担任执政官。接到任命书后，克洛维在圣马丁教堂里穿起紫色袍服，披上披肩，戴起王冠，把他的政府设在巴黎。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克洛维奠定了一个统一的法兰克王国的格局。511年，克洛维在巴黎去世，在位30年，终年45岁。克洛维去世后，随着王国不断被分割，没有一个国王能够真正统治整个国家，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矛盾不断，墨洛温王朝逐渐陷入分裂和虚弱之中。
墨洛温王朝到洛塔尔二世和他的儿子达戈伯特（Dagobert Ⅰ， 629—634年在位）时期，维持了对王国的控制。但是达戈伯特的后继者们大都有名无实。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出身的法兰克官员“宫相”（Mayors of the Palace）手里。687年以后，帝国为来自加洛林家族的宫相所操纵。这一年，该家族的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宫相赫斯塔尔·丕平战胜了纽斯特里亚（Neustria）宫相，独揽了全法兰克的大权，并于714年去世时把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688—741年）。这时教会与拜占庭隔阂日深，在意大利又不断受到伦巴第人的侵袭，因此教皇希望势力日盛的加洛林家族成为自己的盟友。739年，教皇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Ⅲ， 731—741年在位）曾致信查理·马特，希望他能够出兵帮助自己抵御伦巴第人的侵袭。在信中，格里高利三世称查理·马特为“圣彼得的亲爱的儿子”，但查理·马特并没有接受教皇抛来的橄榄枝，和教皇结盟的任务是由他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 714—768年在位）完成的。
丕平接受王冠图
查理·马特死于741年，同样把法兰克的统治权在两个儿子之间平分：长子卡罗曼（Carloman）统治奥斯特拉西亚，次子丕平则统治纽斯特里亚。747年卡罗曼削发为僧，主动退出权力中心，使统治整个法兰克的大权落到丕平一人手里。丕平大权在握，便开始主动和教皇接近，指望教皇承认他为国王。在教皇的支持下，丕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王，并建立了新的加洛林王朝，开创了教皇任命国王的先例。同样，在丕平的帮助下，教会拥有了拉文那总督区和罗马诸城的大片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教会所拥有的国家。由此，“教皇国”在意大利中部建立起来，教会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统治中心。丕平成为合法的国王以及教会建立“教皇国”，标志着法兰克和教会紧密联盟的形成。
矮子丕平即位之后统治了17年，因水肿病死在巴黎，留下两个儿子查理（即查理曼，Charlemagne， 768—814年在位）和卡洛曼。两人平分了国土，查理主要继承丕平所掌握的地方，卡洛曼则接受了他的叔父曾经统治的地方。但3年之后，卡洛曼病死，查理因此而成为全法兰克唯一的国王，也为他实现霸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查理独掌政权后，便开始了大规模拓展疆界的战争。他首先进攻阿奎丹，把阿奎丹和加斯贡尼纳入法兰克版图。接着，接受罗马城主教哈德良的恳求，进攻并彻底击败了伦巴第人，把他们赶出了意大利。此后查理曼与北部的萨克森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30年，其间萨克森人屡次降服，又屡次叛乱。但查理最后还是制服了萨克森人，迫使他们接受基督教，并同法兰克人融为一族。
为了保证征战，查理曼专门颁布了《萨克森法令》（Capitulary for Saxony）。这部法令宣布要在萨克森地区建立许多“辉煌的教会”，对那些施暴、偷盗或焚毁教堂者，对蔑视基督教、不遵循斋戒规定者，对杀害教士或执事者，对拒不接受洗礼者，对阴谋反对基督徒者都判处死刑；当地人都有义务向教会提供房屋、土地和仆人，并缴纳相应的十一税；同时还规定当地人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对贵族的尊重，否则也要被判处死刑。
在对萨克森人作战的间隙，778年查理召集庞大的远征军去进攻西班牙，占领了不少城镇和要塞，但在班师回朝时，巴斯克人伏击了他的后卫部队和辎重部队，导致后者全军覆没，不列颠边区的长官罗兰也死于这场伏击，著名的史诗《罗兰之歌》就是以这段史实为背景。他还率领远征军进攻不列颠人，迫使他们臣服。787年，查理带兵进入意大利，迫使意大利半岛南部的本内文图姆公国降服。此后爆发了巴伐利亚战争，巴伐利亚公爵联合匈奴人对抗查理国王。查理亲率军队讨伐，慑于国王的威力，洛西塔公爵很快就宣誓效忠。接着查理与斯拉夫人作战。很快征服了他们。随后查理发动了对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战争持续了8年，异常残酷。查理所进行的最后战争是对北欧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因为丹麦国王戈多夫里德的猝死而结束。经过这些战争，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大大拓展。征战的成功为查理赢得了威望，所占领的地方对他俯首称臣，东方的阿拉伯人也对他表示友好，就连对他猜疑甚重的拜占庭也提议与他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查理在对外征战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内的统治。他把全国划分为98个州郡，委任伯爵进行统治，并在边区设立马克，任命边侯进行治理。他还着手修改法律，将其编纂成文。原来法兰克人有两套法律体系，差别甚多。查理发布命令，凡属他领域之内一切部族的法律和规章之尚未成文者，应当收集起来，并且写成文字。在委任伯爵、边侯分别治理一方之同时，他非常警惕这些地方官因位高权重而出现离心倾向。为了显示中央的权威，查理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巡按使制度，巡按使代表皇帝巡游各地，监督法律和寻求公正。为此，查理专门颁布了关于巡按使的法令（General Capitulary of the Missi），对巡按使团的构成、职责、权力等做出了规定。该法令还详细规定，所有12岁以上的人都应当公开宣誓效忠皇帝，任何人不得袭击或伤害教会、寡妇、孤儿和朝圣者，不得毁坏皇帝的采邑，不得忽视服兵役的义务，任何人不得逃避缴纳捐税。通过巡按史制度，来自国王的政令可以得到有效执行，也对地方官员进行了有效管理和监督。
在与教会建立密切关系方面，查理遵循了丕平以来的方针。查理与教皇关系密切的最重要标志是他出兵援救教皇并因此被授予皇帝称号。799年，罗马人残酷地迫害利奥教皇，把他的眼睛挖出，舌头割掉，逼得他向国王寻求保护。查理亲自前往罗马，使惨遭破坏的教会秩序得到恢复，并整个冬天都住在那里。为了报答查理，当时的教皇利奥三世在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国王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一称号的授予使法兰克王国成为帝国，也标志着西方基督教开始摆脱拜占庭的影响，而把西欧的国王确定为自己的保护人。尽管查理对基督教非常虔诚和慷慨，但是，他还是力求树立起皇帝对教会的权威。他在世期间，大量的宗教会议都由他亲自主持，法兰克的主教都是他来指定的。而且他注意圣曲的演唱规则，对于那些不安分守己和野心勃勃的主教则毫不留情地予以训斥。这说明在查理大帝时期，国王作为教会的保护者有很高的地位，教会还没有强大到凌驾于国王之上的地步。
查理曼帝国的建立把蛮族入侵以来的日耳曼王国和自克洛维皈依以来的政教联盟推向一个新的顶点，同时把纷杂无序和不断冲突的各种文化因素调整为一种新的文化。查理的辉煌也预示着中古文明的结束和新的中世纪文明的开始，从此，欧洲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基督教会一统欧洲、王权虚弱和地方割据为特征的时期。
伊斯兰的崛起
伊斯兰教创立之前，阿拉伯半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仍然是以氏族和部落为主体的组织模式，大多数人以游牧为生，但也有一些人开始了定居生活。当时的生活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各个部落所崇拜的神基本上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自然现象。但这时阿拉伯人也已经受到外来宗教，主要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外来宗教的宣传对阿拉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后来伊斯兰教的创立提供了许多启示。
6世纪对阿拉伯半岛来说是一个变动的时期，阿拉伯的商业以及因商业而兴起的城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阿拉伯的商业主要是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事转运贸易，培育了不少富裕贵族。同时，转运贸易的发达也为沿途商业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麦加城。麦加位于从巴勒斯坦到也门的南北通道，以及连接红海和埃塞俄比亚与波斯湾的东西通道的交汇处。而且这里有著名的渗渗泉（Zamzam）和历史悠久的克尔伯（Kaba）神庙。该神庙类似一座小房子，呈正方箱体形，所崇拜的物体是一块黑色陨石。到6世纪末左右，麦加在商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不同商人队伍在同一地点的聚居，对原始的部落结构形成了冲击，而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得社会矛盾逐渐复杂化。同时，在6—7世纪之间，阿拉伯，尤其是麦加，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方面是波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入侵阿拉伯，一方面是波斯和拜占庭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同时麦加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外族入侵和战争对阿拉伯的商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得社会动荡不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打破部落藩篱、建立统一国家和社会改革的思想开始萌生，伊斯兰教应运而生。克尔伯神庙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为穆罕默德（Muhammadan， 570—632年 ），生于麦加，属于强大的古莱氏部落的哈西姆族，但是他的家庭贫困，童年也是非常不幸的。少年时曾经替人放牧，稍长则跟着骆驼队去经商，没有时间学习阅读和书写。由于家境贫寒，穆罕默德独身一人的时间比普通人长。但是生活的磨炼使他具备了强壮的体格和聪明、安静、自信、沉稳的性格以及善于思考的习惯，正是他的这些特点赢得了一位富有的寡妇海蒂彻（Khadija）的信任，穆罕默德同她缔结了姻缘。这次婚姻是穆罕默德一生的转折点，也为他的光明前途开启了门扉。由于婚后衣食无忧，生活安定，因而有了闲暇和精力去思考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他经常前往麦加郊区的一个希拉山洞里独自进行思考，在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神秘的体验之后，成为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穆罕默德最初的传教活动比较顺利。一方面因为他是秘密传教，主要的传教对象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因而传播的范围比较小；另一方面他传播的教义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要求人们抛弃偶像崇拜、信仰唯一的安拉以及承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上，并没有触及社会问题。但是当穆罕默德公开传教，提出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并公开与自己的部落神决裂，指出上帝和分立的部落是不相容的观点时，遭到了麦加贵族的反对。穆罕默德在城内呆不下去，便带领部分信徒到了麦加郊区阿格白地方继续传教。正是在这里，另一个城市叶斯里卡的部族前来与穆罕默德联系，表示愿意接受伊斯兰教，并分别于621年和622年与穆罕默德订立了“第一次阿格白盟约”和“第二次阿格白盟约”，表示正式承认伊斯兰教，确认穆罕默德的领导地位。于是，622年7月16日，穆罕默德离开麦加向叶斯里卡转移，并于9月20日到达。在伊斯兰历史上，穆罕默德出走叶斯里卡被称为希吉来（Hegira），这一年后来也被定为伊斯兰历纪元年。穆罕默德在叶斯里卡受到欢迎，成为该地各分散或对立部族都承认的首领。他把叶斯里卡改名为“麦地那”，意即“先知之城”，并开始着手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这里，穆罕默德规定了清真寺的基本格局，并确定以耶路撒冷作为信徒朝拜的方向，规定了宣礼制。这样清真寺成为宗教中心和政治、军事以及公共聚会的场所。穆罕默德提出了“一切穆斯林都是兄弟”的号召，呼吁所有人打破过去部落、氏族的界限，放弃仇视，在宗教的前提下团结为一个整体。他颁布麦地那宪章，用法律形式确立一个打破部落、地域甚至种族的公社，所有公社的成员都按照法律规定行事，禁止血亲复仇，并一致对外，保卫家园。同时他还确立了圣战的原则，当时主要是要发动对麦加的圣战，消灭麦加的拜物教，使之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随着在麦地那建立了伊斯兰政权，穆罕默德厉兵秣马，组织军队，精心准备对麦加的圣战。双方经过数次较量，麦地那取得了对麦加的胜利。630年，穆罕默德亲自率领1万大军进入麦加，双方达成妥协：麦加承认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也承认克尔伯神庙为伊斯兰教的圣地，并把克尔伯神庙规定为穆斯林朝拜的方向。穆罕默德占领麦加之后，许多其他部落纷纷皈依伊斯兰教，阿拉伯半岛走向统一。632年3月，穆罕默德亲自领导众信徒在麦加进行了一次正式朝圣活动，为以后穆斯林的朝圣设定了一套基本程序。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行这样的朝圣活动，为此他在阿拉法特山下进行了“辞朝演说”。同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
穆罕默德所确立的伊斯兰教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古兰经》之中，概括起来是“五信与五功”。五信分别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前定和末日。五信是要求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徒，必须有坚定的信仰，同时为了体现这种信仰，必须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即五项“天命”，或称“五功”。分别是念证言、礼拜、斋戒、天课和朝觐。
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开始了哈里发统治时期。历任哈里发在圣战的旗帜下不断对外扩张，使阿拉伯成为一个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大帝国，也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阿拉伯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大哈里发”时期。由于穆罕默德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也没有确定继承人的原则，因而谁应当成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经过了一番争论，最后沿袭部落社会大众推举的习惯做法，艾布·伯克尔（Abu BakralSiddiq， 632—634年在位）成为第一任“哈里发”，即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艾布·伯克尔是穆罕默德在麦加时的早期追随者，属古莱氏部落，是穆罕默德的密友，也是他的岳父，德高望重，受人爱戴。但是伯克尔只在位两年便去世了，其间他镇压了拒绝缴纳天课的叛乱部落，保持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并已经开始派兵进攻伊拉克和叙利亚。第二任哈里发为欧麦尔（Umar ibn alKhattab， 634—644年在位）。欧麦尔同样属古莱氏部落，也是穆罕默德的早期追随者。从欧麦尔开始，阿拉伯大规模对外扩张，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打败拜占庭军队，占领了大马士革。637年又迅速向另一个大国波斯进攻，并占领了它的首都。第二年，巴勒斯坦也为穆斯林所占有。在北线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伊斯兰军队向埃及进军，并于642年攻占了亚历山大里亚。就这样，在欧麦尔时期，阿拉伯已经初步具备了大帝国的雏形。欧麦尔死后，奥斯曼（Osman， 644—656年在位）成为第三任哈里发。自此，阿拉伯对外进攻的势头锐减，内部的分裂和争斗日趋激烈。奥斯曼最终被刺身亡，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Mohammad Ali， 656—661年在位）继任第四任哈里发。但阿里的上台遭到奥斯曼的堂兄弟叙利亚总督摩阿维亚（Muawiyah， 661—680年在位）的反对，双方兵戎相见。支持阿里的信徒内部又因为主战和主和发生分裂，分化成支持阿里的什叶派和离开阿里的哈瓦立及派，最终661年阿里为哈瓦立及派刺死，摩阿维亚成为哈里发，建立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倭马亚王朝，结束了四大哈里发时期。
阿拉伯帝国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是倭马亚王朝时期。由于摩阿维亚属于倭马亚族，且他把哈里发改成世袭制，所以该王朝以倭马亚家族来命名。由于倭马亚人崇尚白色，又被称为“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在平定了国内叛乱、稳定了国内局势之后，开始新一轮的对外征服。进攻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进攻北非，并伺机突入欧洲。沿着这一方向，阿拉伯人先后攻占了迦太基和马格里布，并在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班牙。713年，阿拉伯人基本上占领了西班牙，并在733年到达了法国的普瓦提埃（Poitier），与法兰克人正面相对。普瓦提埃一役，穆斯林的进攻势头被遏制，但西班牙成为穆斯林文明的一个中心。另外一支阿拉伯军队则向中亚进军，先后占领了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甚至同中国发生了一定的冲突。通过这些征服活动，8世纪中叶最终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洲的阿拉伯帝国。
但是倭马亚所建立的帝国，并没有消弭国内的矛盾和不同政治派别的兴起。8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Abu el Abbas， 750—754年在位）组成阿拔斯派，与倭马亚人对抗，并利用伊朗阿布·穆苏里姆人呼罗珊起义推翻倭马亚王朝之机，夺取政权，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由此开始了阿拉伯帝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阿拔斯王朝崇尚黑色，故被称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前后历经500多年的时间，先后有37代哈里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任到第九任哈里发时期，这一阶段是阿拉伯帝国的最盛期。第二个阶段是从第十任哈里发到三十七任哈里发时期，是阿拉伯帝国逐步走向衰落和分裂的时期。在第一阶段，阿拉伯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许多精明干练的哈里发，其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哈里发有曼苏尔（AlMansur， 754—776年在位）、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hid）(786—809年在位)和麦蒙（AlMamun， 813—833年在位）。曼苏尔的最大功绩是亲自主持兴建了巴格达新都城。哈伦·拉希德时代则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时在外交上与周围国家交好，善于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麦蒙于813年成为哈里发，积极资助希腊、梵文和阿拉伯学问的研究，并因此改变伊斯兰文化和思想的形象。麦蒙建立了一所大学，即“智慧宫”。在这里，通过一系列的翻译工作，希腊和印度的著作进入到伊斯兰文化中。伊斯兰把希腊世界的哲学调查方法融合进自己的文化和信仰中，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阿拉伯流传了数代。这种结合也导致了基于理性调查甚至怀疑主义原则的新伊斯兰思想活动。
阿拔斯王朝在经历了早期的辉煌以后，大约在9世纪中叶开始走向分裂。哈里发的中央权力开始分崩离析，在保持了两百年左右的强势后，伊斯兰政治和文化统一的世界分化成无数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位，北非、西班牙、叙利亚、伊朗等都有了自己的王朝，由此进入了伊斯兰的中世纪时期。中世纪时期是政治和文化分裂的时期，伊斯兰文化通常因不同的民族而形成不同的团体，在中世纪后期，甚至文化和政治统一的幻象也不复存在。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名存实亡。1258年，蒙古人攻陷了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灭亡。
加洛林文艺复兴
中世纪西欧文化是以基督教为核心，融入古典的、日耳曼的文化因素之后形成的。公元9世纪左右出现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使这三种因素的融合达到了高潮，结合而成新的基督教文化，从而奠定了西欧中世纪文化的基础。
这场文艺复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运动，同查理大帝和他的宫廷密不可分。查理大帝担任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之后，通过南征北战，确立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格局，通过整肃政治稳定了国内的统治，通过征讨异教徒及广泛建立教堂和修道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教国王和基督教会的保护者。但是，作为一个从蛮邦逐步发展起来的强大帝国，始终缺乏文化根基。在以开拓疆土为主的时期，文化缺乏尚未构成多大的障碍，但是在帝国形成需要治理时，就会带来诸多的麻烦。
查理大帝本人充分认识到法兰克的文化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同时他深深感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当时，不仅许多老百姓是文盲，就连唯一的知识分子阶层僧侣和教士们也面临着文化衰落。在《致富尔达修道院长鲍高尔夫的信》（Letter to Baugulf of Fulda）中，查理说，他曾经接到许多来自修道院僧侣的信件，这些人具有很好的思想但表达极为笨拙。他指出：“我们开始担心由于写作技巧欠缺，也会出现理解《圣经》所应用的智慧的欠缺。我们深知，虽然言语的错误是危险的，理解的错误则更加危险。因此，任何渴望通过正当生活而取悦上帝的人，也不应当忽视通过正确的语言来取悦他。虽然正确的行为比知识要好，但是知识先于行为。”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在宫廷中缺乏能够担任宫廷书记员的人员，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的正常进行；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教区教士都能够阅读拉丁文《圣经》的状况，也造成了信仰的危机。另外的问题是：西罗马帝国后期的俗拉丁语开始分化为地方性的方言，各地相互之间越来越无法了解，一个地区的学者无法和另一个地区的学者沟通。
鉴于此，查理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整个王国的文化水平。首先，他要求国内的天主教堂及修道院开办学校，进行基础的文科教育，保存和传播古典和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知识。早在782年，他便提出了全体臣民修习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他说：“尽管我们有改进教会状况的愿望，但我们仍怀着极大的热情，不得不承担恢复因先辈的忽视而几乎熄灭的任务，我则令所有的臣民尽可能修习人文学科，我们并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在787年和789年，查理大帝连续颁布通令，要求国内的天主教堂和修道院开办学校，保存并传播古典—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知识，让儿童学习识字和阅读。据艾因哈德（Einhard， 770—840年）记载，在学习方面，他首先以身作则，决定让自己的儿女们全都学习他本人非常重视的文艺诸科，自己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修辞学、辩论术和天文学等。同时，他还努力学习书写，为此，他经常把用来写字的薄板和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头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候使自己习惯于写字。但是艾因哈德也承认，他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开始得太晚了，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查理在国内营造了一种重视知识的氛围，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是学有所成，都会得到查理的重视。他曾经告诫那些出身富贵却耽于玩乐的学生：除非你们发愤读书，否则你们永远不会得到真理的任何恩惠。对那些出身贫困但认真读书的孩子他大为赞赏，对他们说：我将赐给你们主教管区和华丽的修道院，你们在我的眼里是永远光荣的。
查理曼所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广纳海内外贤才，到法兰克王国境内开办学校，创造有利于教育发展的环境。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前来，投奔查理。其中有后来为查理大帝作传的来自东法兰克的艾因哈德，比萨的副主祭彼得，意大利利蒙特卡西诺本笃会修道院的副主祭保罗，西班牙的迪奥多夫，著名英国学者阿尔昆（Alcuin， 735—804年）。他给予这些学者优厚的待遇，并让他们创办宫廷学校，或者主持某一修道院的学校，培养各种出身的男孩子们。同时他们还主持寺院生活改革，并抄录和保存了《圣经》以及许多古典文本。
在查理曼所吸引的诸多著名学者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阿尔昆（Alcuin， 735—804年）。阿尔昆是来自英格兰约克城的学者和教师，出身贵族，父亲是圣安德鲁修道院的创建者，阿尔昆后来成为这座修道院的继承者。阿尔昆一生中长期担任教师和学者，最初在约克学校任职，后来成为查理曼的主要顾问，负责教会和教育事务。从796年一直到去世，他都是都尔圣马丁大修道院的院长。
阿尔昆
约克学校不但在宗教学问方面很著名，而且也是人文学、科学等方面的中心。在约克期间，尽管有时异教徒写的诗歌也曾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他对古典诗歌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在约克他奠定了以后领导法兰克宫廷学校的基础。781年，阿尔昆受国王的派遣从英格兰前往罗马，请求教皇正式承认约克的大主教区地位，并认可他们新选出的大主教。正是这次前往罗马返回的路上，阿尔昆遇到法兰克的国王查理曼。查理曼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宫廷，出于对教会的热爱和对学问的热情，阿尔昆答应了查理曼的邀请。此时在查理曼的宫廷里已经汇集了不少著名学者，形成了一个著名学者团体。查理曼不是以一个国王的身份来对待这些学者，而是与这些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把他们视为自己最好的顾问。阿尔昆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也很快就与国王和宫廷的其他人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阿尔昆的友谊也扩大到宫廷中的女士，尤其是国王的母后和国王的女儿们。
阿尔昆成为查理曼宫廷学校的主持人。宫廷学校在查理曼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目的是教育皇家子弟，按照宫廷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教学。然而，查理曼的理想是在宫廷学校中导入人文学科，并导入对宗教的研究，阿尔昆则成为他这一理想的实践者。
从782年到790年，法兰克的国王，国王的亲属，被送到宫廷学习的年轻人，以及附属于宫廷教堂的年轻教士，都成为阿尔昆的学生，阿尔昆成为宫廷学校的灵魂和生命。他开创的对话式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独树一帜。从《丕平与阿尔昆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热衷的知识训练的方式：
丕平：什么是作品？
阿尔昆：历史的守护者
丕平：什么是演讲？
阿尔昆：精神的启示者
丕平：演讲出自哪里？
阿尔昆：出自语言
丕平：什么是语言？
阿尔昆：是空气的拍动
丕平：什么是空气？
阿尔昆：生命的守护神
丕平：什么是生命？
阿尔昆：受祝福者的欢乐，忧伤者的痛苦，是对死亡的期待。
在承担了8年的宫廷学校教师以后，他于790年回到英格兰，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查理曼很快便邀请他回来，请求阿尔昆帮助他与那些持养子论（Adoptionsit）的异教徒进行论战。这一异教倾向在西班牙的托莱多以及伊斯兰控制下的基督徒城市非常流行。在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阿尔昆支持了正统的教义。之后他又一次回到英格兰，但是当地发生了骚乱，国王也在骚乱中丧生，这促使他彻底离开了英格兰。796年他60岁时，提出希望不再承担宫廷学校的职责，查理曼答应了他，并把都尔的圣马丁修道院赐给他。
阿尔昆将该所修道院的学校建成了最优秀的样板，大量的学生涌到这所修道院。在这里他抄写了许多手稿，给他在英格兰的朋友写了很多信件，同时也给查理曼写了很多书信。这些信件现存311封，其中大部分是他自己虔心默想的内容，但里面也包含了当时文化和思想状况的信息，成为了解加洛林时代人文学历史的权威资料。在教学工作中他留下了许多手稿，其中一本语法书以及其他关于修辞和逻辑的著作，都是用对话的方式写成的。他也写过神学论文，如《〈圣经〉评注》等等。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阿尔昆向法兰克传输了许多在英格兰保存的拉丁文化知识，也培训了大量的修道院僧侣。
以“复活”古典文化为特征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其创造力和影响力自然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方面，“加洛林文艺复兴”做出了许多难以估量的贡献。像维吉尔这样的罗马作者已经为加洛林时代的学者所熟知。这一时期，书籍的价值重新得以体现。查理曼不仅从全国各地搜集图书资料，建立自己的图书馆，而且命令手下从罗马和不列颠带回书籍以供研究。各个修道院里都设立了抄写室，抄录各种图书，并在编定好的图书封面上用金银珠宝镶饰。例如：两本最老的恺撒《高卢战记》的手稿抄本成书于9世纪；卢克莱修《物性论》的两部最好的手稿均成书于9世纪，现在收藏在莱顿大学的图书馆内。如果没有9世纪抄写者们的辛劳，我们将对塔西佗的情况一无所知，其中《关于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尼亚志》和《阿古利可拉传》等，都是以9或10世纪的一个文本（现在已散失了）为基准而抄录下来的。
“加洛林文艺复兴”中，创建了一批对中世纪影响深远的图书馆。在查理曼的提倡和教会自身的努力下，公元9世纪前后，主教堂和修道院里大都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富尔达在这些图书馆中收藏最丰富，大约有1000多卷书；阿尔萨斯的默巴赫修道院在870年左右有400册书；意大利的博比奥在10世纪藏书超过了600册，一些比较重要的教堂一般拥有200到300册书。
尽管在学者们看来，用“文艺复兴”这一词汇来描绘这一时期似有不妥，因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变化基本上都与教士和教会有关，而且这一时期缺乏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广泛的社会运动，同时，这一时期并不是重新开创新文化的运动，更多的是试图再现以前的罗马帝国文化。但是这场文艺复兴确实产生了非常实在的后果，不但在文学、艺术、建筑、法学、礼拜和《圣经》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中世纪拉丁语和加洛林字体，为欧洲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书写风格，使欧洲的许多地区都能够交流。它对学校教育体系的恢复以及对古典知识的搜集和整理，更是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庄园经济模式
9世纪期间，随着查理曼帝国的瓦解和相对一统的中央集权丧失，地方势力真正掌握了权力。在这种混乱和无序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即西欧的封建制度。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西欧的封建制度，其主要特征便是封君封臣制和封土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封建制度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经济上臣服和在军事上效忠，封臣因为这种制度而获得了经济上的资助，而封君也因此获得了军事上的保证。这种关系的达成并不是以封臣失去人身自由为代价的，而是双方平等地达成了以权利和义务为中心的契约。这种制度最根本的基础是土地，土地的经营模式主要是以庄园的形态为特征。
从起源上讲，庄园形态的形成同罗马帝国有联系。罗马帝国时期上层贵族就占有大地产，他们在生产中既使用真正的奴隶，也使用介于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人，后一种人非常类似中世纪庄园的农奴，他们自由离开的权利被部分或完全剥夺，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也没有支配权。同时，在罗马，大地产主并不居住在自己的地产中，而是居住在罗马或者行省的首都，委派小贵族或者自己的管理人来管理地产。这样，罗马的大地产中就出现了一个主人下面有诸多依附者的形态。正是这种形态经过多多少少的修正而转变成中世纪的庄园体制。庄园制度的起源也同日耳曼人有关系。日耳曼人当中也存在明显的依附关系，一方面是军事首领和武士之间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日耳曼人中间也有依附的奴隶，这些奴隶比罗马的奴隶地位要高，非常类似于后来的农奴的地位，因而他们几乎不需要多大的改变就可以变成村落的农奴。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他们的军事首领取代罗马贵族而成为土地贵族，那些被蛮族所占领的罗马贵族田庄上的农奴和奴隶很容易就成为蛮族人的农奴和奴隶。墨洛温和哥特国王没有正规的税收收入，并没有其他办法报答为他服务的人，因而，国王经常把土地，甚至把一群农奴授予他的追随者，这使大地产因下层农民的委托和上层国王的转授而获得了发展。大多数的乡村地产都划分为私有领地和独立耕作者的土地，即佃户的土地。私有领地是为主人耕种的，主人从这些生产中获得产品，归入自己的农庄。租佃的土地是农民为自己耕种的土地。这种两重的大地产就是中世纪庄园的基本形态，它大致在9世纪早期已经形成。
在一个典型的庄园里，中世纪庄园由拥挤在一起的茅草屋组成村落，在村落之外是草地和土地，再外面则是森林和荒地。最好的耕地一般都离村庄比较近，属于庄园中的封建领主，同时他的土地也同村民的土地交错在一起。村民的条形田或土地一般都距离村落半英里远。农民所领有的土地都是分散在各个不同地方的土地上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证每个农民平等和平均领有贫瘠的和肥沃的土地。村民们相互协作劳动，在同一时间，有人犁地，有人播种，有人除草，尤其是在耕地方面，这种协作更为重要。由于当时耕犁短缺，必须共同使用，而且没有一个农民拥有足够的耕牛，因此集体耕作非常必要。
围绕每一个乡村的田地里，大都是种植谷类和制造面包的作物。农民一年中的生活便是围绕着春种和秋种以及收割这些作物展开的。最主要的谷物是小麦和裸麦（rye）。小麦和裸麦剥去壳，很容易磨成面粉，烘烤成面包，必须在秋天播种，在来年6—8月成熟，在贫瘠和酸性的土地上无法生长，而且很容易死于严寒。最主要的春季作物是燕麦和大麦，通常是在3月播种，是3个月成熟的作物。同小麦和裸麦相比，它们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但难于去壳，难于磨成面粉，而且在烘烤成面包时根本无法发酵。燕麦用来喂马，而且在大麦缺乏的时候用来发酵酿酒，在人们困顿时也可以成为食物。在中世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葡萄。中世纪的大多数葡萄园，都直接由他们的主人管理，同时雇用劳动者。橄榄在中世纪仍然在南欧种植，但并没有罗马时期种植得那样普遍。尽管也有橄榄油出口，但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商业项目，原因是橄榄树最容易受到战争攻击的破坏。橄榄树的成熟一般都不会低于20年，一旦遭到破坏，那么在动荡的年代不可能再重新种植。乡村中除了农业之外，还有部分畜牧业，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饲养牲畜只是一项副业。牲畜养殖最大的障碍是冬季饲料的缺乏。通常，冬季的饲料只有干草。耕牛的饲料是优先供应的，燕麦通常用来喂马，因此一些牲畜便被任意放养到林地里。牲畜的数量很少，造成庄园中肥料缺乏。中世纪的人很晚才懂得牲畜的增多会带来作物产量的增加。如果说农民牲畜很少，那么领主通常有不少数量的牲畜。在每一个有点规模的庄园，一般都要拥有两组耕牛，以及主要用于繁殖的一定数量的母牛，同时还要保持数量稳定的马匹来装备骑士。但是，乡村社会并不是完全依赖土地而活，林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树木，就无法建造遮风避雨的房屋，如果没有树枝，他们就无法在冬天生火取暖，也无法烤熟面包。林地提供猪的大部分饲料，而猪反过来为人们提供一些动物蛋白质。草地也是必要的，因为草地能够提供干草。如果没有干草，耕牛和马就不可能活过冬天，草地通常是面积最小而价值最大的土地。
每一个庄园实际上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大部分自己需要的物品。庄园中有自己的铁匠、磨坊主、制革工人以及织布匠。除了铁匠和磨坊主等要求有特殊技艺男人来从事以外，大部分手艺活都是由女人来从事。几乎每一个村落里都有磨，因为制造面包的粮食必须要磨了才能做。人们穿的衣服来自羊身上的羊毛以及大麻和亚麻。庄园里通常设有酒房，农民们到酒房去造酒，就像到磨坊里去磨谷物一样。
为了维持庄园的正常运行，一定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庄园主当然是庄园里的最高长官，但是他往往并不亲自参与具体管理，而是委派人员进行管理，并形成了一系列从上到下的官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范围，共同维持庄园的平稳运行。
大致出现于13世纪晚期的一则文献《管家之书》（The Book of the Office of Seneschal），对庄园中各种人物的职责进行了描述，从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庄园的主要官员以及各自的职责范围。在该文献中，提到了庄园主、管家、采邑官、监守官以及犁倌、马车倌、羊倌、猪倌等。作为一个庄园主，首先要具备虔诚和公正的品德，并要善于同老成持重、阅历丰富的人进行商谈。庄园主必须委派自己的人经常进行调查，调查管家的工作以及上任以来是否有所贡献，要从采邑官和监守官那里了解损益情况，要查账看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并倾听庄园中任何人对管家、采邑官等的抱怨，并因此进行奖惩。管家(seneschal)作为庄园主的全权代表，必须忠诚、谨慎和善于经营，必须了解王国的法律，保护其主人的事业，并在采邑官和监守官遇到困难时给予指导和担保。采邑官(bailiff)要忠诚、谨慎和善于经营，还要是个好农夫。他每天早晨起来必须考察林地、谷物、草地等，看看会有什么损失，必须检查犁是否套好，从而保证每天顺利耕作。监守官(provost)是基于居民普遍同意而选举出来的最好的农夫和最受认可的人。他必须每天早晨监督所有人都起床各司其职。如果说上述人员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阶层，那么庄园中还有一些具体事物的责任人，他们也都有着明确的职责。其中，家畜围篱管理员（hayward）类似看守人，他必须主动而机警，从早到晚四处转悠，看护林地、谷物、草地和其他东西，还要负责播种土地，监督犁耕的人、耙地的人以及有义务前来的佃农作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负责犁耕的人必须聪明，懂得如何播种、如何修理坏掉的犁耙、如何驾驭和饲养牛，而且要好好照看饲料不要被偷或被人带走。马车倌的职责是他必须了解自己的行当，知道如何控制马，使马的荷重不能对马造成伤害；而且他必须知道如何修理挽具和马车。同样，庄园里的猪倌、羊倌等均有其相应的职责和要求。
除了上述这些具体管理人员维持庄园的正常运转之外，真正能够反映庄园主权威的是庄园法庭的召开。尽管庄园主一般不住在庄园里，但是庄园主会定期不定期地到自己的领地上去，他每次到来的时候，往往就是庄园法庭召开的时候。在必要的时候，即使他不能到场也会召开，尽管主持人不是庄园主，但是法庭也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庄园法庭并不是以武断和独裁的方式进行的，届时往往有礼仪官、治安官等维持秩序，在法庭进行中确保照顾到庄园主的收入。参加法庭的人还包括一些村民，其中有自由人，有农奴，他们充当类似起诉人的角色。在法庭上要处理一些犯错误或者犯罪的人，犯罪较重的人也许会失去自己的财产，或者被赶出村庄，或者受到体罚，但无论如何处置都要缴纳罚金，所缴纳的罚金足以使其沦为乞丐；犯罪较轻的人则只被处以罚金。除了处理犯罪者外，对那些玩忽职守、怠慢义务以及侵占邻居所得的人，法庭也要进行处置，一般是进行罚款，这些罚款最终落到庄园主手中。另外，法庭要处理诸如结婚、遗产继承等多种事务。庄园规定庄园中的男子不能娶庄园外的女子，同样庄园中的女子不能嫁到庄园之外，除非得到庄园主的特别恩准。在举行法庭的日子，就是向庄园主提出请求的时候。遇到这种请求，庄园主一般都会同意，条件是当事人必须缴纳一笔款项。如果有人去世了，后代要继承前辈的财产，也要在这样的场合进行申请，同样要向庄园主缴纳一笔钱。除了这些事务之外，法庭还要就庄园本身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规划，如是否清理新的土地，是否建立新的设施，如新的磨坊、桥梁、大坝等等，并就是否改变农作物以及轮作方式进行讨论。对这些庄园规划和发展计划，在早期的法庭中是很少讨论的，但到后期，随着庄园发生变化，法庭涉及这方面的议题越来越多。
庄园里各种官员各司其职，保证了庄园的正常运行。庄园法庭则体现了行政权、司法权和管理权的合一：以庄园主的利益为宗旨，体现庄园主的权利并保证每个人在庄园中的位置和义务。以庄园为主的经济形态，构成了以封君封臣为特征的封建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