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从牌桌上捡到了一条哲学原理，那就是“四人麻将中有鬼”。他所讲的“鬼”可不是迷信中那类阴惨悚人的恶物，而是指捉摸不定的“手气”。在牌桌上，有人嘟嘟哝哝，骂骂咧咧，通常就是无形无迹的“手气”正牵着这位仁兄的驴鼻子拉磨，半点也由不得他来为自己作主。
打麻将常被人美其名为“智力体操”。究其实，方城之戏跟赌博渊源甚深，往往一家人开牌局也要“意思意思”，更通俗的说法是“出一点血”。
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征调百万奴隶赴塞北修筑长城，以防匈奴南下，严刑峻法无所不用其极，直弄得民怨沸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羽、刘邦竟相逐鹿，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很快就如同煤山化灰冰山化水了。今天在牌桌上自愿修“长城”的又何止千万人？他们个个意兴盎然，其乐陶陶，也不见有孟姜女那样的烈妇来大哭大闹。真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按理说，人生百岁犹如白驹过隙，何来多余的光阴可供虚掷？“如果你肯每天拿出一小时攻读某门学科，十年、二十年后，你就必定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这等夫子之言比起那一百三十六张牌的诱惑来，只能算是隔靴搔痒。麻将的魔力可谓大矣，有人口口声声宣称，他是如何如何理智，对各种各样的“低级趣味”具有非凡的免疫力，瞧那神气，哪怕吸食海洛英，他也能够自动戒绝毒瘾。可是他一碰麻将就望风而降，日日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钉子户”。牌瘾发作时，他会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中那些吃了“丸”的江湖好汉，非要及时求得对症的解药才行。牌瘾的“解药”是什么？这还用我说？那就是四人上桌，美美地搓它个八圈十圈。
麻将桌上确实有英雄好汉，梁启超先生纵然不算超人，也可排入高人之列。他不少妙笔生花的文章竟是在麻将桌上起就腹稿。有时，报馆派人来取文章，他却还在手不停挥地拍出东风、白板、红中、发财，牌友都为他着急，他却半点不误事。灵思泉涌了，一篇千字文，真不是他吹牛，确实倚马可待。任公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这样做的好处他顺嘴就说了，坏处他却没讲，那就是一心二用，逢赌必输。
二、三十年代的文人个个有绝活，能把打麻将这样的俗事也打扮得十分雅气。任公从牌桌上捞灵感就不讲了。梁实秋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做定了清醒过人的看客，居然也从牌桌边“捡”到好文章，他一个人做评委，谁也不得罪，给新月社诸好友的牌德亮了个集体高分，他可真是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还有更绝的，胡适先生从牌桌上捡到了一条哲学原理，那就是“四人麻将中有鬼”。他所讲的“鬼”可不是迷信中那类阴惨悚人的恶物，而是指捉摸不定的“手气”。在牌桌上，有人嘟嘟哝哝，骂骂咧咧，通常就是无形无迹的“手气”正牵着这位仁兄的驴鼻子拉磨，半点也由不得他来为自己作主。倘若你走霉运，就会臭张不断，炮张不断，不管你按不按牌理出牌，都是如此；若是你手风顺畅，香张、想张就纷纷前来投怀送抱，真是狐媚得令你应接不暇，甚至错出还能错进，很容易吃到爽口的回头草。可惜胡博士只提出了疑问，却并未像他平日治学那样一路深究下去。这事后来还落得他的关门弟子唐德刚先生（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埋怨：“您都已经发现四人麻将中有鬼了，奋力穷追啊，您就会发现，其实四万万人搓着一大桌麻将，这其中就不仅有鬼，而且有魔了。您是大师，要去捉鬼擒魔才对，何苦花大量心血去钻研那部劳什子的《水经注》？”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胡适先生惯能拿问题为难人，这回却被弟子点了哑穴。不过，唐德刚先生的话既风趣又合理，我也为胡适先生感到几分可惜。
一位当代作家曾对我说：“几次挑灯夜战，我的脑子就像一盒被洗得干干净净的磁带，全是空白，昏昏然寝食尽废，小说产量自然锐减了，连婚姻也开始出现危机。有时反省一下吧，不由得顿生悔意。都说，人打麻将，其实是麻将打人，它可以打得你前程暗淡，打得你感情荒凉。说得更悚人一点，每张牌，都如同一块墓砖！”他这就太缺乏雅人深致了，把牌戏的后果弄得如此严重，我怀疑他是输了钱，才这样沮丧的。倘若换一个日子，他时来运转了，保准会眉飞色舞地讲出另一番话。很显然，他已被胡适先生所说的四人麻将中的“鬼”玩弄于股掌之间。
“中国人毁于麻将的比毁于战争与饥荒的还要多！”
这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我所说的“毁”除了追魂夺命，还有第二义，那就是对人的精神日销月蚀的那一类，战争与饥荒使人的物质生命受到莫大的威胁，而麻将之灾则直冲人的精神而去，一旦变成行尸走肉，生命的价值也就大幅跳水了。一国之民耽于牌战，一国之民的人格即日渐堕落。然而，偏偏还有人大唱赞歌：
“麻将完全应该被列为中华第五大国粹！”
这纯属一家之言，恐怕很少会有人附和吧。再说，在一片“吃”、“碰”、“和”的喧叫声中，麻将正是最有效的精神麻醉品，应称之为“麻药”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