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赞孔子的多是孔子门人或后人，或者年代久远失其真，或者另有目的借其名，或誉或毁，不足道也。现剪辑同时期或相距不远的历史人物之片言只语，供朋友们了解孔子及孔子之徒的真实一面。
老聃对孔子之“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批之为“乱人之性”！对儒家的礼义道德不屑一顾。他说：“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墨子不齿于孔子的“述而不作”和繁琐礼义，反对儒家的“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治则治，命乱则乱。”的“天命”说，强调“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治，不强必乱”的思想，在《公孟》篇中，墨子批评儒者先服后行，反对儒者必称古言、古服和丧服三年之礼仪。墨子认为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归根结底应看行为的效果，丧服时间太久会妨碍社会的生产，废弃了人们的各种工作，指责儒学之道足以危害社会，丧失天下。
商鞅认为儒家巧言虚道、劳民，使国必贫而削。在《农战篇》中说：“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晏子的批驳更为明了，在阻止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时，晏婴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韩非子对孔子鼓吹的“仁”，直接回击以“性恶论”，对儒家鼓吹的“法先王”，提出“因道全法”的法制治国思想，韩非说强权可以防止暴力、宽厚仁慈不能制止暴乱。韩非子用“守株待兔”的寓言讽刺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李斯与儒家的守旧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斗争，李斯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可以说是击中了儒生和私学的要害，以至于后来发生“焚书坑儒”事件。
刘邦与儒生郦食其谋桡（削弱）楚权，郦食其提出复立六国后世的分封策略，被张良阻止，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
元帝刘奭为宣帝之子，多才多艺，善史书，鼓琴吹箫，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建议“宣用儒生”。宣帝闻之遂斥之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结果是元帝没有继承中兴事业，乱由此生。
同时代或相距不远的人物评之、批之，更接近孔子之徒的原貌。从古至今，儒之学说，有作为之人防之、远之、抑之，孔子之徒天天鼓吹“王道”，至今可见“王道”否？狂言欺世，只增笑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后来文化的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汉武帝那个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
当时在那个年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对别家的观念在封建时期是引起对立与矛盾的根源。对统治者在政治上极为不利！所以当时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对国内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事都有利也有弊。这套做法在当时那个时期是正确的，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时期都是正确的。
明后期的政治黑暗和满清入关才是导致中华民族文化濒于灭亡的重要原因。明清皇帝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是真正透彻的理解。只看懂了表面，却不解内里，曲解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意思，最后形成了八股文。汉朝到明清时已经过了千年了，可明清还沿用千年前汉的政治做法，不懂变通，只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