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雷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研究员）
为什么当前我们要大力提倡建设新的环境伦理？我想有以下三个理由：一是由于不断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已经迫使人类必须改变迄今为止的生产、生活、思想方式。二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现在已经脆弱不堪，到了必须考虑将会把什么样的生存空间留给未来的中国人的时候了。三是从目前国民文化和道德素质来看，在经济至上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忽视了人类只能依赖自然而生存这个简单的事实。此外，道德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无助于约束破坏环境的行为。
一、中国道德重建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环境伦理的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道德重建这个整体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伦理的建设离不开中国道德重建这个总课题。20多年来道德重建一直是人们热切关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道德重建主要是在“拨乱反正”的认识上提出的。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它表达了新历史条件下的道德要求。道德重建是近代文明本身引发的课题，是世界性难题，从这个视角去看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可以说它从19世纪下半叶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蜕变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道德重建仍然可以看作这个近代史未完成的工作的继续。
经过100余年至今，中国社会的转型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这是因为我们既要对传统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又不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这是一个艰难探索和奋力创新的过程。在这个时刻建立新环境伦理这个课题叠加在当代中国道德重建的日程表上，必然使中国的环境伦理建设带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色。我们必须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道德实践过程来认识和建立中国的新道德观和新环境观。
基于以上基本认识，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今天是在怎样的本国历史背景下进行新的道德建设的？二是我们的环境伦理的中心课题应该是什么？
中国近代以来道德重建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康有为的道德革命到孙中山的革命道德，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努力做了文化改造，可是虽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近代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伦理却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自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主义渐成中国社会思想和运动的主流，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要求建立新的道德观，于是现代中国道德改造进入第二期――以所谓无产阶级的道德取代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道德。但是今天来回顾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个道德体系带着特殊年代形成的革命特质和军队烙印；另一方面，就其结果来看，无产阶级的道德体系并没有确立。70年代末以后中国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社会、人的思想、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往世界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倚仗超强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急剧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发展中国家在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的同时，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与此同时，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加深。在这种局面下，现在的中国转入了第三次道德重建时期。
1.未完成的由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的转变
中国的道德重建首先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一历史大变局生出的一个课题。传统中国社会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中央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官僚集团和士大夫阶层合一，不仅掌握着政治权力，而且主导着包括道德伦理在内的文化权力。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一步步地瓦解了中国的传统体制，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维护者的士绅知识分子在生存处境和精神上就发生了变动，一些人开始与保守的道德传统离异。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对传统政治和文化思想进行变革。但是，在这里，被动革新的中国与西方从封建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情形大不一样。近代西方的道德传统，始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信奉自然主义和享乐主义，既有宗教虔诚精神又具有市民性格的先驱者。而中国近代道德改造的倡导者则是传统士人。
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不是耽于感性快乐的贵族或市民，而是信奉天下大同的中国文人。他痛斥当时中国社会是“一大杀场大牢狱”，人们遭受着“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卑贱之苦”、“贫穷之苦”、“刑狱之苦”……他认为人的权利是上天（天生）赐予的，人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他反对封建君臣、父子、男女之间不平等的伦理关系。他认为“人道之所以极苦，人治之所以难成，皆以阶级之为之也”，所以他提出大同社会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家庭、消灭国家。他所理想的社会是：平等（上下、男女）、和平、爱人、富裕文明、享乐、劳动。
与康有为这种早熟的道德理想主义不同，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更多影响的严复、梁启超，则主张类似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观。严复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真正的利益是“大利”，即对人对己都有利。不违背道义而得功利，这种开明的利己主义能够达到人之间的互利。梁启超指出：“生人之大患，莫不甚于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因此，自利、竞争不是恶德，而是美德。以培养自己的各种美德（私德）为基础，进而学会“非利群则不能利己”，达到“私德”和“公德”的和谐。这是梁启超提倡的“新民”，即近代人格。
如果说维新一代的思想家们是对未来中国社会的道德作展望的话，那么公开反对帝制，要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党人则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修正了道德取向。章太炎在《革命之道德》中批评道：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的领导者缺乏高尚的道德。章太炎所说高尚的道德，就是要为革命勇于牺牲，不“夹杂一点富贵利禄之心”。孙中山同样不赞成利己主义道德观。他认为人身上有人性和兽性两种东西，兽性和利己心是恶的根源，障碍人类进化，而道德的作用就是“减少兽性，增多人性”。孙中山提倡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反对照搬西方近代道德观。他提倡“天下为公”，相信“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也”。
2.不成功的无产阶级道德体系
192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观，与上述革命党人有很多的继承性，例如“天下为公”、对党忠诚、勇于牺牲等，我们可以把两者统称为革命者类型的道德观。但是，虽然两者都有社会主义元素，而后起的共产党人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阶级学说，同时还混合了新文化运动的反旧文化，主张新的家庭婚姻伦理等浪漫、叛逆的气质。
共产党反对个人主义，提倡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这些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谈了。当时的人们相信，尽管“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还残存着并时刻会危害革命队伍，但是，新制度代替了旧制度以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亘古未有的道德重建。
但是，历史证明这次道德重建并不成功。30多年前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被许多人当作根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文化，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伟大实践。10年后，这场运动却以其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而被否定。同时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还有“文化大革命”中道德良知的沦丧和严峻的道德危机。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人们呼吁重建社会理想和道德信仰，希望恢复人们心目中50年代那种健康、纯朴的社会风尚。
但是，如果说2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的，那么同样意外的是，文化道德的重建也远不如当初人们的期待。
3.处在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社会转型中
人们今天所以强烈呼吁道德重建，直接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现实。
1950年以后，国家急于进行所有制改造，迅速消灭私有经济，实行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和指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体制。在社会结构方面，实行城市和农村二元体系。城市的组织控制通过企业、学校、各级政府来实现，没有人能够处于这些组织之外。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实行控制，限制人口流动。当时的道德体系是服务于这种体制的。信奉集体主义而轻视个人，造成社会组织和机能的萎缩以及个人对国家的严重依附，崇尚劳动奉献和节俭的生活方式，也助长了守旧的人生态度。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经过了20多年，私有制不仅得到承认，而且正在逐步恢复成基本制度。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主导体制。过度集中的中央权力逐步下放给地方和下级部门。事实上基本解除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城市，过去那种实质上的国家雇佣制度改为企业劳动聘用制。原来属于企业的医疗、退休金等各种保障逐步向社会保障制度过渡。住房全面私有化。大学（事实上远远不止大学）实行有偿教育，等等。总之，私有财产和私人资本已经成为基本的经济现实和经济要素，与此同时个人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根基上瓦解了。这些改革不能不引起政治和道德领域的变化。过去那种只承认“公”不承认“私”，片面强调国家和集体而轻视个人，只讲无私奉献讳言利益和财富的道德体系，不仅与当前社会关系的现实严重背离，而且阻碍着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
但是现在新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形成。大多数人感觉“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反而不如以前了”。关于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2000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写道：“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社会整体的道德衰微和个人道德水平下降，已经成为制约我们民族进步的一大危害。
4.全球环境危机要求建立人与自然共生的新伦理观
环境危机是当代中国道德重建中的一个新的要素。随着战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60年代以后资源和生态问题显示出来。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时，大多数人还没有感到生态危机的紧迫性，但是其后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能源危机、人口剧增、能源短缺、全球温暖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森林面积缩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迅速减少和大量灭绝等等。自然环境的全面危机唤醒了世人，环境保护运动迅疾席卷了世界，环境伦理在西方社会得到广泛响应。
中国是文明古国，长期的生产活动和频繁的战争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20世纪末中国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由于人口庞大，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及环境保护措施执行不力等原因，使资源和环境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破坏造成的灾害，资源紧缺造成的窘迫，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凡此种种让人们切身感到个人生存和民族发展面临威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动物，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种新的环境伦理要求决不仅仅是浪漫的自然保护主义，而昭示着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的觉醒。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的道德观和环境观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在中国出现比较晚，直到1994年才召开首次全国性会议并成立了环境伦理学会。但是关于环境伦理的探讨，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随着经济急速发展，使资源和环境问题凸显出来，可持续性发展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受到空前重视，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重要的学科在中国得到承认。
1.建设中国的环境伦理要借鉴国外更要本于国情
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宣传，无疑对提高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建立新时代的道德观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总的来看，如何建设我们中国的环境伦理学，这个问题还有待思想界努力摸索。例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强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倡自然的价值，这里面有19世纪美国作家爱默生、索罗等人的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子。而我们讨论环境伦理时，经常囿于这种是否以人为中心的评判方式。例如谈到1957年“向自然进军”，导致大片森林、山坡、草场、河湖遭到破坏的时候，往往将其归咎于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观念。其实即使可以这样讲，也与西方环境伦理学所讲的笛卡儿、培根所代表的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观念没什么关系。前面我们讲过，当时中国实行国家所有性质的公有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当时的人觉得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1958年刮起“共产风”，甚至有的农村尝试取消货币。个人从人身到人格都依附于国家，相应建立的是绝对的集体主义道德体系，在那里个人被看作历史的抽象元素。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没有尊严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亦沦为被害者就不足为怪了。
再如，发达国家反省在盲目追求技术发达和经济欲望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环境，所以他们强调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中国现阶段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主要还是迫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当然还有思想文化的影响），而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却没有了发达国家昔日那样的空间拓展的条件。当年发达国家的世界扩张可以积累财富、缓解国内环境资源压力和社会矛盾，而今天中国的经济生产主要依赖本土环境资源。这种在非常有限的地理条件下的急速开发，不仅导致环境、资源的破坏，而且因此激化了社会矛盾，结果必然引起道德冲突和道德秩序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南北冲突这一范畴的问题。眼下中国的环境资源危机、道德文化解体和经济增长压力三者相互作用，形势严峻，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大一样。
2.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源和出路
环境伦理学要更加深入地思考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一般认为造成当代环境危机的直接原因有三个方面：人口膨胀、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浪费性消费。深层原因涉及到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伦理价值观念。阿伦？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主张要解决环境危机就要从根本上改造人的价值观念和现在的社会机制。
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归根到底在于资本主义文明固有的缺陷，在于技术主义、享乐主义、经济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物质产品繁荣，使人类拥有了攫取自然以满足不断扩大的物质欲望的能力，同时也强化了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激化了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化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资本和权力在失去了正义的人性施以制衡的情况下变成“恶财”和“恶权”，它不仅施加于人类，造成人间恶性竞争和人的尊严麻木，还施加于自然，造成环境危机和物种灭绝。
因此，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要走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和文化上冷静地认识和自觉地批判资本主义的谬误，坚持民主主义。我所说的民主主义，不是指现在西方实行的民主政治。现实中我们看到，所谓民主政治并不能有效制约资本的盲目扩张，不能代表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难以维护未来世代的权利。我所理解的民主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持续的、理性的批判，是“代替”处于中心之外的人们、“不在场”的未来世代以及没有诉讼能力的自然界争取正义。
民主主义扩展到自然环境问题上，就是站在自然界的立场要求约束人类――事实上是通过资本和权力的操纵――加于自然的肆意掠夺，这就得出了环境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因此，在环境问题上，民主主义直接成为一条道德法则。约束人类自身行为的环境伦理学的主张体现了道德的基本特征：自省和自律。
3.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2003年12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新一代领导者作出了选择：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只能选择奋力和平崛起，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对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
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中国政府明确了的指导思想。但是，还有不少人不以为然，认为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很难兼顾――要么是为了保护资源环境而在经济建设上畏首畏尾，结果失去发展机遇；要么是暂时牺牲环境换来国力强盛，有了经济基础才能治理好环境。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遵循实力法则，经济实力落后就意味着政治和文化上受压迫，甚至危及民族存亡。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不正确的发展观同样会把民族引向灾难。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至上主义的泛滥，也会给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根基带来毁灭性破坏。
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并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片面的经济主义和实力主义必然带来环境和文化破坏。相反，我们相信：充分的自然环境与优秀的文化传统才是一个民族绵延不息、发展壮大的前提。拥有优秀的国民，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三、结束语
尽管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对此我们暂时还不能马上看清楚，更难以预见其未来，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如下断言依然有效――“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像一台高速行驶但又没有刹车装置的机车，加速驶向危险的境地。马克思当年认为发现了它的制动装置，那就是资产阶级自己制造出来的现代工人――无产者，它将终结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的这个发现，曾经极大地鼓舞了那个时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可是后来的历史让人们对无产阶级能否完成这个使命产生了怀疑。
今天，全球环境危机又为民主主义者提供了新的遐想空间，即：不是人类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某个阶级，而是其外部（相对而言）――自然界，成为了遏制资本主义延续的力量。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环境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难以为继了。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主义者对环境问题给予了热切关注。
这一次资本主义真的行将寿终正寝了吗？
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夸大环境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因为自然环境又是“内部―外部”两者中的另一极，而人类文明内部的各种矛盾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没有人的积极努力，资本主义就无法改变；而不改变资本主义，人类的未来将很悲观。
21世纪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纵观历史，环视自然，我们深深感到：必须自觉地认识和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好的东西，走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和新道德――它应该是尊重自然和民族文化的、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和新道德。
参考文献：
1.张锡勤、饶良伦、杨忠文：《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陈瑛等：《中国伦理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
4.曲格平：《中国工业化与环境保护》，《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5.贾生元、任文等：《中国城市化环境问题思考》，《环境与开发》1996年第1期。
6.朱晓华：《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科学技术有辩证法》1996年第2期。
7.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