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办公室工作:案例、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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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克制性格弱点

案例三:祢衡之死

东汉末年的祢衡是一个才子,但也是一个狂傲之士。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他不但托病不见,而且还把曹操骂了一顿。曹操当时正招揽人才,虽然恼怒,但也不好加害。知道祢衡善击鼓,就招他为击鼓小吏。一日大宴宾客,曹操让祢衡击鼓助兴,用意是想借此侮辱祢衡,没想到这个才子在换装束(有专门的鼓吏衣服)的时候,竟当着众宾客的面把衣服脱得精光,使宾主没趣。曹操对孔融说:“祢衡这小子,我要杀他,不过像宰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罢了!只是想到此人一向有些虚名,杀了他,远近的人会说我毫无容人之量。”于是,曹操想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强行把他押送到荆州牧刘表那里。

刘表及荆州人士早就知道祢衡的大名,对他的才学十分佩服,所以对他并不歧视,相反还礼节周到,把他当作上宾。他让祢衡掌管文书,“文章言义,非衡不定”,在工作上对他放手使用,十分信任。但祢衡这个才子的致命弱点就是目空一切。有一次他外出,刚好有份文件要马上起草,于是刘表叫来其他文书,让他们共同起草。他们“极其才思”,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了。谁知祢衡一回来,拿起文件看都没看完,就把它撕得粉碎,掷于地上。接着他便硬要来纸笔,一气呵成写了一篇给刘表。他写的这份文件因“辞义可观”,深得刘表好感,但把其他的文书给得罪了。他不但经常说其他文书的坏话,而且渐渐地连刘表也不放在眼里,说起话来总是隐含讥讽。刘表本来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自然不能容忍祢衡的放肆和无礼,但他也不愿担恶名,就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

刘表把祢衡转送给黄祖,是因为他知道黄祖性情暴躁,其用意是想借刀杀人。祢衡初到江夏,黄祖对他也分外优待,同样让他做文书,负责起草文件。祢衡起初颇为卖力,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凡经他起草的文稿“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甚得黄祖赏爱。有一次黄祖拉着祢衡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祢衡和黄祖的长子黄射是较好的朋友,黄祖虽然是个急性子,但祢衡只要稍微收敛一下锋芒,克制一下过强的个性,对周围的人有礼貌些,黄祖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他。然而让人扼腕的事还是发生了。有一次黄祖在战船上宴请宾客,祢衡的老毛病又犯了,竟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些无知无礼的话。黄祖呵斥他,他还骂黄祖:“死老头,你少啰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黄祖哪能忍下这口气,于是命人把祢衡拖走,吩咐将他狠狠地杖打一顿。祢衡还是怒骂不已,黄祖于是下令把他杀掉。黄祖手下的人早就对祢衡一肚子气,得到命令,黄祖的主簿(也是文书)便立时把他杀了。当时祢衡才26岁。

祢衡的死让人惋惜,却不让人感到意外。他太傲慢了,正如颜之推所说的是一种“诞傲”,即不合情理的荒唐的傲慢。他要是能自重一些,有一点自知之明和容人之量,想必不会英年早逝。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秘书,既对领导不尊重,也对同事不礼貌,恃才傲物,看不起任何人,这样的性格如何与人共事?他虽是生于乱世才遭受不幸,但就是生活在和平年代,像他这样的性格,即使没有杀身之祸,要在社会上立足也是很难的。一个秘书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本事哪怕再大也是开展不好工作的。骄傲使人失败,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人都有性子,而且各人性子不同。作为秘书,当然不能患“软骨病”,一天到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生就一副见风使舵、奴颜婢骨的样子,但也不能目空一切、心高气傲、出言不逊、狂傲无礼。人不可无骨气,但不能有傲气。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对联中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做秘书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案例四:田家英走上绝路

田家英是“文革”中继邓拓后自杀的第二个高级干部。他从26岁起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长达18年之久。他不仅起草重要文件,奉命调查研究,处理人民来信,提供咨询建议,完成秘书本职工作,还事无巨细地承办了大量的分外工作,以致荣膺“掌玺大臣”、“调查大臣”、“宣传大臣”、“总管家”等称号。毛泽东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提拔他,使他进步很快,一直到秘书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委员。一帆风顺的工作经历,导致其性格中的脆弱面。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代表中央向他宣布决定:①停职检查;②交出经管的全部文件和资料;③搬出中南海。次日,田家英就自杀了,时年44岁。田家英受此处分,自然有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毁谤和陷害,但也与他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欠妥有很大的关系。以下几个事例可说明这一点:

(1)田家英受刘少奇的委托向毛泽东建议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时,毛泽东曾追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掩盖事实,以“是我个人的意见”作答。毛泽东不难发觉这是假话,也就难免留下“此人不忠”的印象。

(2)1959年庐山会议上,周小舟交代问题时说:“田家英对李锐说过,他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提三点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个发言引起全场震动。当时李锐为了保护田家英而包揽了下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但事情却弄巧成拙,因为李锐当时已是水利部部长,不是主席“通信秘书”了,他在离开中南海时并没有向主席提出过这三条意见。毛泽东不难觉察这话是田家英讲的。田家英回家后打电话给李锐说“我们是道义之交”(被人监听、告发),这就难免给毛泽东造成这些人背后议论、互相包庇,对他不老实的感觉。

(3)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谈话中,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发表评论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在整理谈话纪要时,田家英以“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为由,擅自删掉,也未请示毛泽东过目审定。毛泽东本来早已认为“田家英比较‘右’”,现在又发展到利用职权删除他的谈话内容,当然不能容忍,难再与之共事。再加上当时正在重点审查彭、罗、陆、杨的问题,鉴于田家英与杨的密切关系,又有江青以“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推波助澜,于是责令田家英停职检查便成为必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中的习惯做法,田家英却以为受了莫大的委屈,愤而走上绝路。这突出地显示了田家英性格中既刚烈又脆弱的特点。

本可不死的田家英却死了,这对秘书人员及其所服务的领导来说都是血的教训,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从中吸取教训。

(1)在中国,党政机关的秘书处在政治斗争、权力分配、人际矛盾等错综复杂的漩涡之中,被误解、受委屈、遭中伤甚至遭受陷害都是有可能的。秘书对此在思想上要有一定准备。一旦遭遇上述情况,要豁达、乐观,坚持有理有节的说理斗争,顽强地活下去,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去澄清事实,洗刷冤情。像田家英那样留下“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的遗言,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2)党政机关首长的秘书对首长应忠诚老实,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有所隐瞒。正确的态度是既如实地报告情况,又陈述利害。

(3)党政机关首长的秘书如果看准了首长的缺点和失误,一般应当伺机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向领导提出,而不宜在背后议论、传播,否则会恶化与领导的关系,使工作受到损失。田家英准备离开中南海时才打算提意见,既不大符合逻辑,也不是对事业负责的态度。首先,这会使错误继续发展,使党和国家继续蒙受损失。这与田家英真诚、坦率、耿直、刚烈的性格不符。其次,田家英对毛泽东“听不得批评,很难进言”的判断并不准确全面。再次,从批评者的后果看,承担了田家英不敢提的三条意见的全部责任的李锐,也只是下放北大荒,而这主要还是因为李锐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田家英仍然原职工作。可见,田家英如果当时能私下向毛泽东提出这三条意见,详细摆出现象和问题,毛泽东很可能会对他更加信任。

(4)党政机关的首长处于一地的最高领导的地位,要广开言路,自觉地以秘书为诤友,主动向秘书征询意见。通过秘书了解方方面面(包括秘书本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摸清下属的思想脉搏,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有利于消除误解,改善上下级关系,增进团结;也有利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做好工作;更有利于建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