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已经看够了京城的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权贵显要们，特意表现出从容宽宠的气派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对下属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早就知道并且很熟悉了。但是我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我想惩治迂腐肮脏的这一类现象，想改变这个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矫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激，因此经常招致深重的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来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并且还应该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很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也不是不想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用看也不用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焦虑越来越重，公事越来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而我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就越多。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实在是把它当做痛苦、烦懊的处境，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我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点评】
为政应当勤敬，当官也应当勤敬。古来成大事者，都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中国这种谨慎勤敬古已有之，后世亦未断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成为官员勤政爱民的典范。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问，“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曾国藩早年做京官的时候，对于清廷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曾国藩从中寓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
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而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他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他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意识，以对抗太平军。
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无论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他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诡道
【原文】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译文】
带兵的方法，用恩情不如用仁义，用威严不如用礼遇。“仁”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立身成事，先让别人立身成事；要想自己达到目的，先要达到别人的目的。对待士兵要用对待自家子弟一样的心情，希望他能够成就事业，希望他兴旺发达。那么人们自然会感恩于你。“礼”的意思，指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不管年龄大小，不分位置上下，不能怠慢侮辱别人，要安适平和而不能骄傲自大。端正衣冠，目光庄严肃穆，使人看见就生敬畏之心，觉得你威严持重不猛烈。做事要非常敬业，待人要端庄，于无形无声之中显出凛然不可冒犯的气势。那么，别人自然就能尊重你的威仪了。如果遵照了这两个方面，即使是到蛮夷落后的邦国也行得通，又有什么样的兵士不能管理呢？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译文】
用兵，是很冷酷的事。有哀痛悲愤之意，如同面临失去亲人的场面；肃穆庄敬之心，如同身处祭奠仪式，这样才可以讲用兵。如今杀猪狗牛羊之际，见它们嚎叫啼哭在刀割之时，痛苦挣扎于斧案之间，仁慈的人就不忍心看，何况眼见以人命来相搏杀的争战之事呢。先不说战争失败的情形，即使幸运地获胜，看见战场上死的死伤的伤，到处是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的场面，哀痛悲切还来不及，哪里会觉得高兴欢喜呢？所以在军队中不应有欢欣喜乐的情形。有欢心喜悦情绪的，不论是高兴还是骄傲轻敌，终归在战争中失败。田单在守即墨的时候，将军有赴死的心思，士兵没有生还的念头，这是能打败燕军的根本原因啊！等到进攻狄戎时，士兵们披着金甲玉带，驰骋在淄渑之间的土地上，有求生的乐趣，没有赴死的心思，鲁仲连认定他一定打不赢，果然言中。用兵打仗的事应当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这才是明智的。
【原文】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译文】
练兵就如同作八股文，只要心中有百篇背得烂熟的文章，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就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实际上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体会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营垒、兵法纯熟有谋略的将领，学习阵法也不可贪多而不切实际。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如果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弟心中不可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能因为他人的言论而受到牵制。不仅进兵是这样，即便寻常出兵开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开战的时候，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的时候，即使别的营垒一再催促，我也要坚持不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的文章，那么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
【点评】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动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曾国藩一生用兵的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他还认为：“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大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术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
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曾国藩还认为，打仗就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士兵们应该有凄惨的准备，不应有欢欣的妄想。如果士气浮躁，应敌时势必会军心涣散。所谓哀兵必胜，与此也有同理。
曾国藩一生潜心钻研前人的兵法，将其运用到湘军中，开始时虽屡战屡败，但仍不断总结，始终坚持。最后终于歼灭太平军，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廪实
【原文】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