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何智、仁之别哉？以其所以得仁者异也。仁，吾所有也，临行而不思，临言而不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为仁也，临行而思，临言而择，发之于事而无不当于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则异矣，及其为仁则一也。
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动。”何也？曰：譬今有二贾也，一则既富矣，一则知富之术而未富也，既富者虽焚舟折车无事于贾可也，知富之术而未富者则不得无事也，此仁、智之所以异其动静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匮也，然则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静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浃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时而匮也，然则吾可以无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动也。故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者，静而利物者也；水者，动而利物者也。其动静则异，其利物则同矣。曰：“仁者寿，智者乐。”然则仁者不乐，智者不寿乎？曰：智者非不寿，不若仁者之寿也；仁者非不乐，乐不足以尽仁者之盛也。
能尽仁之道，则圣人矣，
然不曰仁而目之以圣者，言其化也。盖能尽仁道则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见其能尽仁道也。颜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称之曰“三月不违仁”而已，然则能尽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谁乎？
程颢程颐
CHENGHAO
CHENGYI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曾官崇政殿说书。二人均受学于周敦颐，并称“二程”，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洛学的创始人。其着作被编为《二程集》。
书解
《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简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谓大道，虽性与天道之说，固圣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语，非后代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使诚有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世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所为神农之言，及阴阳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阴符》之类是，甚非也。此出战国权变之术，寓窥机要，以为变诈之用，岂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盖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之职以志其事，自尧始。其八卦之说，谓之《八索》，前世说《赐》之书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赞《易》道以黜去是书，所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旧书之过可见也，芟夷繁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人或疑前代之书，圣人必无所删改，此亦不然。若上古圣人之世，史官固当其人，其辞必尽善。若后世之史，未必尽当，其辞未必尽善。设如其书足以垂范，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义，圣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须曾删改。但辞苟有害，有可删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辞何不改？此乃非害义理之辞也。《尧典》为《虞书》，盖虞史所修：《舜典》已下，皆当为《夏书》。故《左氏传》
引《大禹》、《皋陶谟》、《益稷》等，皆谓之《夏书》也。若以其虞时事当为《虞书》，则《尧典》当为《唐书》也。大抵皆是后世史所修。典，典则也。上古时淳朴，因时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尧而始着治迹，立政有纲，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纪，所以有书而称典也。杨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尧”。盖伏羲始书卦，造书契，开其端矣；至尧而与世立则，着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书序》，夫子所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
颜子所好何学论
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
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学之道如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故《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诚之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
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皆礼矣，所异于圣人者，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颜子之德，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也，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所谓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谓也。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
或曰：“圣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谓可学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学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则生而知也，孟子则学而知也。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
问：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若止于治声律，为禄利而已，则与夫工技之事，将何异乎？夫所谓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学而至，则古圣人何为教之勤勤如是？岂其欺后世邪？然学之之道当如何？
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辞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仲尼之门，独称颜子为好学，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也。与今之学，不其异乎？
或曰：如是则在修身谨行而已。夫检于行者，设曰勉强之可也。通诸心者，姑谨修而可能乎？况无诸中不能强于外也？此为儒文本，谅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详着于篇。
问：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然而诸经之奥，多所难明。今取其大要，各举其一以言之。
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贞。或为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贞也。或为二：
曰大亨也，利于贞也。其词既同，义可异乎？所以异者何谓？
《春秋》垂褒贬之法，所贬则明矣，所褒者何事？
《诗》之美刺，圣人取其止乎礼义者，以为法于后世。晋武公身为并夺，《无衣》美之，其教安在？
《书》为王者轨范，不独着圣王之事以为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尔，《五子之歌》是也。如盘庚之迁国，穆王之训刑，为是而可法邪？为非而可戒邪？
《礼记》杂出于汉诸儒所传，谬乱多矣。考之，完合于圣人者，其篇有几？
夫古人之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诸君之于经，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学可也，惟毋泛毋略。
问：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也。当世之务，固当讲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谟之，斯无间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职岂不以养人为本？然而民产不制，何术以济乎困穷？吏繇有数，何道以宽乎力役？比闾无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风俗何缘而可厚？
自唐而上，世有循吏，着之史册。何今世独无其人？岂古之治不可行于今邪？抑为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为，上副圣朝之寄，何所施设而能及斯？
诸君从事于学，既勤且久，为政之方，固当明其体要，至于民俗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愿陈高论，得以矜式。
苏轼
SUSHI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诗文词都有很高造诣。着有《东坡全集》。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无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无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
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
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失，而深折其词。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
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荣，而使民劳苦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姓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于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自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形势不如德论
《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
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请拾其遗说而备论之。
凡形势之说有二：有以人为形势者，三代之封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系于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欢然而合，合而不去，则为君臣。其善可得而赏，其恶可得而罚，其谷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当此之时，君臣之势甚固。及其一旦溃然而去，去而不返，则为寇雠。强者起而见攻，智者起而见谋。彷徨四顾，而不知其所恃。当是时，君臣之势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诸侯，错置亲贤，以示天下形势。刘颂所谓“善为国者，任势而不任人。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此以人为形势者也。然周之衰也，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无几也，是则德衰而人之形势不足以救也。有以地为形势者，秦、楚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
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犹不服，又以诈囚其君，虏其将，然后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贡，皆昔之暴骨于原野之子孙也。则吾安得泰然而长有之？汉之取天下，虽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于仁义也。当此之时，不大封诸侯，则无以答功臣之望，诸侯大而京师不安，则其势不得不以关中之固而临之，此虽尧、舜、汤、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于天下，荀卿所谓合其参者。此以地为形势者也。
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专命，危自内起，而关中之形势，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势不能救也。
夫三代、秦、汉之君，虑其后世而为之备患者，不可谓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于其所不虑。此岂形势不如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无障塞而固矣。
礼以养人为本论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数千岁，豪杰有意之主，博学多识之臣，不可以胜数矣。然而礼废乐坠，则相与咨嗟发愤而卒于无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学之不至，过于论之太详，畏之太甚也？夫礼之初，始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节者，举皆礼也，则是礼未始有定论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则亦未始无定论也。执其无定以为定论，则涂之人皆可以为礼。
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最难成者也。
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论明堂者，惑于《考工》、《吕令》之说；议郊庙者，泥于郑氏、王肃之学。纷纷交错者，累岁而不决。
或因而遂罢，未尝有一人果断而决行之。此皆论之太详而畏之太甚之过也。
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今不幸去圣人远，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者犹在也。今使礼废而不修，则君臣不严，父子不笃，孝弟不形，义不显，反不足重乎？
昔者西汉之书，始于仲舒，而至于刘向，悼礼乐之不兴，故其言曰：“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杀伤。今吏议法，笔则笔，削则削，而至礼乐则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而范晔以为“乐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谢皋、苏而制令亟易”。而至于礼，独何难欤？
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如此而不治，则又从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则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气养生，宜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然皆难之而不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呜呼！王者得斯说而通之，礼乐之兴，庶乎有日矣。
书论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易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杀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盖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虑始而可乐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子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
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亹亹而不倦，务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然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
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辨以求曲直之际，当亦无足怪者。
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下有所欲为，而且匹天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不肯听。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从？而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从。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
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从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尔罪，暨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