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统治政权以后，就重视图书的搜集与典籍的整理。明太祖朱元璋受周围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了图书的重要性，并视其为建立封建专制政权之所必须。因此，他一面接收历代国家藏书馆藏书，一面又广泛收集流入民间的藏书，同时置秘书监掌管，为明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成祖永乐以后，至宣德、正统年间，不但典籍藏书最盛，而且政府各种管理机构和国家藏书体系日趋完善。
（一）《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下令组织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初年，明成祖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负责编纂类书，其宗旨是要将天下古今之典籍熔于一书。解缙受命后即召集147人开馆纂修，于第二年完工呈于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明成祖认为全书过于简略，不足以反映他的意图，又于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及解缙等人重修，并在朝廷官员中举荐经考核录用了一大批学识渊博、各有专长的高层次文人学士充任纂修，共2169人，动用了当时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全部藏书。到了1468年（永乐六年）冬天书成，姚广孝上表进呈，明成祖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约3亿7千字。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的巨着，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享有重要的地位。它辑录了我国自上古到明代初年的各类书籍八千余种，凡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皆在其中。而且许多书籍都是整部、整篇或者整段地辑入，大量地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宋元以前的文献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还辑入了不少有关农业、手工业和医药等科技书籍及民间流行的戏文杂剧和平话小说，都是值得称道的。
从《永乐大典》的编纂过程看，不但内容丰富，规模宏大，而且先后推出了规模空前的编纂队伍。两千多人的阵容，在中外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从编辑学的意义上说，这支数千人的编辑大军，恐怕是涵盖了当时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华；中华文化的搜集整理、凝聚和展示，以编辑身份出现的文人学士的历史作用得到了长足的展现。对于辑入的农业、科技、医药、戏文杂剧和平话小说等内容，从编辑的角度更是体现了当时文化人的见识和气度。在这些方面，清代的禁毁政策是不能比的。
（二）《元史》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但他没有忘却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元末的黑暗统治和如火如荼的农民战争摧枯拉朽之势。为稳定和巩固其统治，他想极力搬出一面历史的镜子，即迫切地需要一部系统总结元朝土崩瓦解的原因并能够起到鉴戒作用的史书，修纂《元史》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朱元璋坐上皇帝宝座的当年，就下诏开馆编纂《元史》，为参与的儒臣提出了较为客观的编辑指导思想和原则，“记成败”、“示劝惩”，流露出朱元璋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表明他对史学同政治、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关系。
洪武二年（1369年）春，朱元璋令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召前起居注宋濂、彰州府通判王棉二人为总裁，集众人分工撰述，征聘山林遗隐之士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曾鲁、张文海、高启等16人为编辑，以元朝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元典章》《元一统志》等书为参考。当年八月，就编纂成159卷的《元史》，缮写装潢成120册，由李善长上表呈奏。此为第一阶段。
元朝统治灭亡后，北元的势力还未彻底灭亡，尤其是元顺帝朝，“史官废职，皆无实录可徵”，要修《元史》就缺乏完整的史料。于是，朱元璋下令采取各种途径或实地采访，或搜集元末史料，主要是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之后，又开始《元史》的第二次续修，于洪武三年二月开局编辑，仍以宋濂、王棉为总裁。第二次修史的编辑儒士变化较大，基本是重新征聘的新手，如朱右、贝琼、朱世濂、王濂、张宣、杜寅等15人为编辑纂修官，当年七月已增撰纪、志、表、传共53卷，凡第一次修未备者，已大致补齐，遂成210卷《元史》，呈朱元璋览视并刊行。这是历史上成书速度最快的史书。
《元史》的成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编辑时间特别早，在元朝灭亡的当年。二是编纂速度特别快，即是第二次编修，也是数月时间。第三，前后两次征聘数十名文人儒士出山，充当编辑，在历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当然，由于仓促编成，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较多的错误和缺漏。但它仍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基本上保留了元朝原始史料的本来面目，更接近于实际，从整体上看，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着作。同时，体现了明代文化人对元代历史文化的总结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三）《四库全书》
清代前期，学术文化繁荣兴盛，图书事业快速发展，官修大型图书相继面世。《四库全书》就是影响巨大的一部，它不但是历史上，也是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这部书所收文献数量之多，包罗内容之广，参加编纂的文人学士之众，都是空前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是清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所谓的“乾隆盛世”。编纂的底本，是从全国征集的，这项规模浩大的征集过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结束于四十三年，持续了七个年头。所征集图书分别来自各省采进和私人进献。及校办完毕，即发还原藏主人。对东南向以藏书着名的地区，以点名的方式专门访求，如徐乾学传是楼、钱曾述古堂、范钦天一阁等处。除各省采进和私人进献外，《四库全书》底本所用资料是内府收藏的图籍，包括皇史宬、昭仁殿、武英殿等处藏书；还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多为世所罕见的珍本。
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四库全书》写成。收入《全书》的数量，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为3461种，凡3．6万余册，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都收入其中，较元代以前书籍更为完善。与历史上几次重要史籍的编纂一样，《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样调动了一大批文人儒士，整个编纂过程及其成书，是依赖于众学者之手的，是一部历史性的巨着。据史料载，参与编修的人员前后达360余人，但实际上远不至这些。学有专长、贡献突出者，更是灿若星辰。如着名经学大家戴震、史学大师邵晋涵等，还有在馆任职十三年、负责全书的体例厘定、提要的汇总编辑等的总纂官纪昀，更是博学多识。可见，当时的四库馆真可谓鸿才硕学者荟萃聚集的地方，由这些各门类的学者们扮演编辑的角色，整理和编纂中国文化之集大成者《四库全书》，再现了清代编辑文化学之盛况。
《四库全书》的面世，一方面对清代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总结，确立了汉学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使校辑整理典籍之风盛行，考据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了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对我国古典文献的保存与流传起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翰林院副本及南三阁藏本均对社会开放，使一般的文化人都有抄阅这部稀世珍宝的机会，打破了历代藏书只是珍藏而不流通的封闭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乾隆的帝王思想及其专制文化政策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使大量的文化典籍遭到或禁毁、或抽毁和删改的厄运。据有关资料载，被禁毁的书籍达三千多种，15万余部，销毁书版在8万块以上，至于民间为避祸而自行销毁的书籍更是无法估算。从这个角度说，《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也是对我国文化古籍的一场空前浩劫。
（四）《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是我国现存的古代类书中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善、使用最广泛的类书，外国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为世界百科全书之冠，是我们查找清代康熙以前各种资料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古今图书集成》初刊于雍正四年，它的实际编纂者是陈梦雷。为什么说陈梦雷是实际编纂者，是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当年，陈梦雷曾侍奉康熙第三子胤祉时，即留心于采集群书中的材料。他利用王府及自己的丰富藏书，从1．5万余卷图书中广摘各种资料，欲编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类书。在编纂的过程中，得到三皇子诚亲王胤祉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允准和支持，初稿既成，由诚亲王进呈康熙，康熙帝赐名《古今图书集成》。此后，即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设馆，再由陈梦雷选聘修书人80名，做继续修订工作。13年之后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订完成。但未来得及付梓，即因皇室斗争、皇四子胤祯获胜做了皇帝，胤祉受到了排挤打击，陈梦雷因胤祉的关系再次贬谪边外东北，参加修书的其他人亦被逐回籍。雍正命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蒋廷锡得以重新编校增删此书。雍正四年（1726年）全书告成，《集成》初刊，前有雍正皇帝御制序言，题康熙帝钦定，蒋廷锡等校定，陈梦雷的名字没有了。据研究中国史学的有关资料看，蒋廷锡实际了只做了一些校阅编辑工作，基本内容仍为陈梦雷当年所辑录。
《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编排有条理，迄今为学者们所重视，是一部用途宏富的古代百科全书。如果从编辑的角度看，无论是陈梦雷，还是蒋廷锡，他们都为我国的文化集成事业倾注了心血，为我国的历史文化的积累和流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那些辛勤参与编纂工作而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文化人。
以上所说，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演化过程中有代表性的几个阶段和影响深远的属里程碑式的人物和文化典籍，旨在说明编辑与整个中国历代文化积淀与传播的密切关系。其实，翻开中国历史和文化典籍，真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涌动着的文化大河。择其要者看，从古史类的《尚书》《战国策》，再到编年类的《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通鉴》《明元清系通纪》等，纪传类的《史记》《通志》《续通志》等，断代史类的《汉书》《三国志》等历代专史等，纪事本末类的《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实录类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明实录》《清实录》等，制度史类的《通典》《文献通考》《元典章》《清会典》等，学术类的如《宋元学案》《清代学术概论》等，纪传类如《列女传》《高僧传》《碑传集》等，地理方志类如《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杂史类如《十六国春秋》《贞观政要》《蒙古秘史》等，史评与史论类如《史通》《读通鉴论》等，史考类如《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观堂集林》等，金石与甲骨考证类如《集古录》《金石录》等，历史研究法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校勘学释例》等，笔记类如《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日知录》等，类书与丛书类如《北堂书钞》《四部丛刊》等，文编类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元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等，书目类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丛书综录》等，表谱类如《历代纪事年表》《历代职官表》等，索引与辞典类如《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源》等。
就以上轮廓可见，各个门类的典籍的确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如果从编辑的角度回顾历史，追溯文化，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刊印以及积淀和流传，都是由历代那些充任编辑、校勘的文化精英们来完成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写在史籍上的着名的文化人。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积淀和传承，犹如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传递和承载的都是历史的精华。而这些精华，都是由历代充任编纂的淘沙者来完成的。
编辑活动与文化构建
一、古代编辑自身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史的角度说，古代的编辑所从事的文化积淀与传播活动，已经涵盖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为文化知识的传播与积累，为创造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精神财富做出了千古不朽的历史贡献。如果从编辑学的角度看，古代的编辑工作的深层内涵与现代编辑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与外在特征。因此，探讨和研究古代编辑活动的文化特征，是我们考察编辑与文化建构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代编辑的含义和包含的内容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首先，从编辑者主体方面看，古代编辑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学者和专家，是有相当层次的文化人来编书。这是从事编纂工作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得以传播和积累的内在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国编辑事业发展和延续的优良传统。古代的编辑者、编辑家都是当时社会上着名的学者或专家，学者与编辑者一身兼之。
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位着名的编辑家孔子，他不但整理编辑了古代的文献典籍“六经”，他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西汉的经学家刘向，他主持整理当时的图书典籍时，就利用和发挥了专家编书的特长。刘向借助自己的专业，只编纂六艺、诸子、诗赋这三类书籍，而对兵书、方技和数术类书籍的整理校勘，则分别请步兵校尉任宏、侍医李柱国和太史令尹咸编校，因为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开创我国史书编纂新天地的汉代司马迁，他既是《史记》的编纂者，又是一代独具史学思想和具有新眼光的杰出的史学家，最能体现宋代文化与编纂高峰的杰出史学家司马光何尝不是这样！这就是古代编纂者自身所独具的文化特征。
古代类书编纂，同样体现了编辑者自身潜在的巨大的文化特征，尤其是唐代以后。这是由于历史的不断延续，文化的多元发展而形成的。如明代着名学者解缙主持编纂的古代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清代着名学者陈梦雷读书五十载，涉猎万卷典籍，以毕生的心血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纪昀主持编纂的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编纂过程更是如此，尤其是用人方面，如陆锡能、孙士毅作为总纂之外，各部总纂都是当时着名的大学者。主持经部的是戴震，主持史部的是邵晋涵，主持子部的是周永年，还有其他重要的参编者如王念孙、翁方钢、姚鼐等着名学者。他们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清代学术大师。中国文化的积累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学者与编辑者兼于一身的时代精英来完成的。
其次，从典籍收藏与编校方面看，同样体现了编辑主体自身独具的文化特征：收藏、编辑与校勘为一体。这种现象是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明代以后。如毛晋主持编辑的僻逮秘书》、张海鹏主持编辑的《学津讨源》、钱照祚主持编辑的《守山阁丛书》、鲍廷博主持编辑的《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主持编辑的《士礼居丛书》、卢文駋主持编辑的《抱经堂丛书》，他们都是当时着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校勘学家。这种形式的文化积累与传播，其形式更为细密，流传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