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破，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
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
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中国积弱溯源论
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乃或虽略知之而不察其所以致弱之原，则亦虽欲救之而不得所以为救之道。譬有患痨病者，其脏腑之损坏，其精血之竭蹶，已非一日，昧者不察，谓为无病，一旦受风寒暑湿之侵暴，或饮食消养之失宜，于是病象始大显焉。庸医处此，谓其感冒也，而投辛散之剂以表之，谓其滞食也，而投峻削之剂以攻之；不知伏于新病之前者，有旧病焉，为外病之导线者，有内病焉，治其新而遗其旧，务其外而忽其内，虽欲治之，乌从而治之？其稍进者，见其羸尪瘠瘵之亟当培养也，而又习闻夫参苓术桂之可以引年也，于是旁采旧方，进以补剂；然而积疴未除，遽投斯品，不惟不能收驱病之效，且恐反为增病之媒，虽欲治之，又乌从而治之？是故善医者，必先审病源。其病愈久，则其病源愈深而远；其病愈重，则其病源愈多而繁。浅而近者易见，深而远者难明。简而单者，虽庸医亦能抉其藩；多而繁者，虽国手亦或眯于目。夫是以医者如牛毛，而良者如麟角也。医一身且然，而况医一国者乎？
嗟乎！吾中国今日之病，顾犹未久耶？吾中国今日之病，顾犹未重耶？昔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后五日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候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鹊曰：“疾之在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鹊已逃去。桓侯遂死。嗟乎！吾中国今日之受病，有以异于此乎？夫病犹可也；病而不自知其病，不可为也。不自知其病，犹可为也；有告以病者，且疑而恶之，不可为也。呜呼！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各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易》曰：“履霜坚冰至”，“所由来者渐矣。”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数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夫使蚤三十年而治之，则一汤熨之劳耳；使早十年而治之，亦一针石之力耳；而乃蹉跎磋跎，极于今日。夫岂无一二先觉，怀抱方术，大声疾呼，思欲先时而拯之者？其奈举世梦梦，昊天悠悠，非特不采其术，不听其言，直将窘之逐之，戮之绝之，使举国之人，无不讳疾忌医以图苟全。至于今日，殆扁鹊望而退走之时矣。虽然，孟子不云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今日始知为病而始谋医之，虽曰迟乎；然使失今不为，更阅数年，必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复得者。我同胞国民，夫岂无怵惕恻隐于其心者乎？抑吾尤惧夫所称国手者，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处今日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之顷，而犹出庸医之伎俩，摭拾目前一二小节，弥缝补苴，药不对症，一误再误，而终断送我国于印度、埃及、土耳其之乡也。故于叙述近事之前，先造此论，取中国病源之繁杂而深远者，一一论列之，疏通之，证明之。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今虽瞑眩，后必有瘳；其慎勿学齐桓侯之至死而不寤也。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
所谓关于内治者何也？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