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之所以这么成功，源自于他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了解了温州人的这种特质，我们就可以了解了为什么温州人能够从上帝的手里这么大赚其钱。
不想做老板的人不是真正的温州人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温州人则说：“不想做老板的人不是真正的温州人。”对于温州人来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温州人几乎个个想做老板，别管是大是小，只要是老板，他们就要做，他们从来没有“找工作”、“打工”的想法，如果谁家的孩子整天嘴里就嚷着找工作，那是会被人笑话的。
温州人把做老板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们认为，自己为自己干，哪怕只是一个小杂货店，但它是自己的，为自己干活，谁也不会留一分力气，都会铆足劲去干；为别人打工，累死累活也不过是拿个死工资，不能让自己奋力去干不说，还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大好时光。我有一位温州的大学同学，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他就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别的同学都在忙着谈恋爱的时候，他开始从自己的老家批发一些小商品在学校里卖，虽然他家里非常有钱，但他上大学的费用全是他自己挣来的。大学毕业后，别的同学都在忙着投简历，面试，他却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工厂，虽然工厂很小，只有两三个人，但这却是他自己创建起来的，是他自己的心血，他为了这个小工厂，付出了我们常人所不能付出的。现在，他的小工厂已经很有生机了，虽然还不能和温州那些有名的大企业相比，但已经让我们这些他昔日的同学敬仰了。在温州，即使你做了微软的CEO、IBM的总裁，都还不如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值钱”。
同样是做老板，做总经理和做副总经理又不一样，你如果让温州人自己选择，是做1万元的总经理，还是做100万元的副总经理？他们肯定选择前者。温州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他们要么不做，要做就做老板，因为做老板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自由，在精神上有一种优越感，能自己给自己做主，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自己对自己负责，谁也管不了。也许，这种自由性也是温州人如此偏爱做老板的原因吧。
光想做老板还不行，还要有资金保证，没有钱怎么做老板啊？但是温州人又不是个个都生来就有钱的，那他们是怎么实现自己老板的梦想的呢？那就是良好的民间借贷习惯，用温州人的话说就是：有钱做老板，没有钱借钱也要做老板。这应该是温州人想做老板的一个保证。在温州，刚毕业就自己创业的比比皆是，这里面，有些人的资金是父母给的，但许多人的资金却是靠借贷而来的。就像我那个大学同学一样，他的钱就是借来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能把这么多钱借给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那种胆识得是多么惊人的啊，但实际上在温州，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在温州，只要你能说出好的生意项目，钱不是问题，你借多少都愿意借给你，而且还不用打借条，因为温州人借钱作生意通常不用多久就能把本挣回来，也就很快就能还上欠的账了。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温州的企业家说钱不够用，他们甚至连银行贷款都不用。
脱下西装睡地板
温州人勤劳、吃苦是非常有名的，最常用来形容温州人的一句话就是：“能做老板，能睡地板。”看一看现在功成名就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他们当初创业的时候哪个也不是轻轻松松就当上老板的，哪一个也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才走到今天的。
更令人佩服的是，温州人不仅在创业时期如此，就是当了老板以后，他们也是能够吃得万种苦的，必要时照样能脱下西装睡地板。
在温州的街上，有很多路边摊，都是温州人开的，通常都会营业到很晚，而一般小区里，几乎所有居民楼的1楼，都有温州人开着店，而这些店，也几乎是24小时开着的。而这种情况在外地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愿吃这个苦。
温州人在天涯海角任何能赚到钱的地方辛苦地赚着钱，而别的地方的人却在看着自己的饭碗晒太阳。这就是温州人和外地人最根本的区别，这也是温州人为什么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有鸟生蛋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做生意。”比喻的是温州人的艰苦创业，但现在更有人说：“鸟不拉屎的地方，温州人都在做生意。”四川省相当贫困的广元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人在那里创业，吃尽千辛万苦，而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就是“温州商城”；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而成都人已经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
在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白鹿鞋城”，你一进去，听到最多的话，往往就是“叽里咕噜”什么也听不懂的温州话。
在许多地方的市场，市场管理员和摊主都有一个共识：在市场中，最早开门、最晚打烊的往往都是温州人，温州人比其他摊主一天要多经营3个多小时。
印象温州人
不管怎样，我们都得承认温州人的经营方式是十分灵活的，温州人做生意，只要有货，是不存在“这样能卖、那样不能卖”这些事的，只要价格谈得拢，怎么卖都行；你去温州人开的饭店吃饭也是这样，你说出一个菜，别管菜单上有没有，只要有原料，你能够说出怎么烧，他都会给你做。
温州人排外，在温州的大街上，如果一位外地的促销小姐用普通话向路人推销某种产品，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要不要呐！”而如果是说温州话的温州小姐促销产品，得到的就是“给我看看呐！”这种话。
温州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团结。谁在外发展的时候手头有点紧，不用多说话，马上把钱送到你手上。在外经商的过程中，如果有温州人跟外地人发生了矛盾，一句温州话出来，马上就会围上一群温州人“帮忙”。
在外地的某些地方，有些老板很好面子，在外面把场面弄得很风光，回到家里却是灰暗的屋子。但在温州，温州老板更看重家里的舒适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外面经商很辛苦，回到家里就是要好好享受的，所以他们的家一般都很大，装修得豪华舒适；而他们的办公室却可能是路边一个20平方的房子里，两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坐着两个人在办公。但是，你不能小看了他们，就在这20平方的房子里，能创造出百万甚至千万的财富。
……
温州人有很多很多让他们受益无穷的优点，当然了他们也有缺点，但就是这样真实的温州人，为我们创造了属于中国的财富传奇。
财富镜子
陈加枢：徽章大王的世界之旅
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驻港部队的军徽、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跨世纪换装的新型军徽，都是一位温州农民的企业生产的。不仅如此，他还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52个国家和地区生产了军徽、警徽，成为名震全球的徽章大王。
这个徽章大王就是陈加枢，陈加枢和他的金乡徽章厂从一个小工厂一步步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徽章生产基地，这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和血泪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
遥想1991年，当时的金乡徽章厂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厂，没一点气派。这年的5月，李瑞环同志视察温州时来到了金乡徽章厂，一行人跟随李瑞环同志走上工厂主楼的楼梯，楼梯特别窄，要排队才能鱼贯进入车间，之后要侧转身子让已参观过的人下来……
时至今日，这家不起眼的小厂已成为蜚声国内外的徽章厂家。1997年10月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面，他们胸前佩挂的纪念章就是金乡徽章厂制作的。
1958年，陈加枢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一个农民家里。因为家境贫寒，高中尚未毕业的陈加枢不得不辍学，进了金乡镇一家五金厂做学徒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做学徒工并不是陈加枢想要的未来，他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在这种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改变现状的就是应征入伍，于是在1975年秋，陈加枢应征入伍，在铁道兵部队当了一名文艺兵，部队的生活锻炼了陈加枢坚定的意志、不屈的精神，虽然部队的生活很清苦，但他还是乐在其中。1980年，陈加枢退伍回家了，但他惊奇地发现，此时的家乡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样子了，他离开家乡时，全镇16～40岁的待业青年达3757人，占总劳力的一半，待业青年曾抢去了正在吃饭的镇委书记的饭碗；但现在，不足两万人的金乡镇竟冒出了2900多家家庭小作坊，主要生产铝制标牌、塑片制品、塑膜卡片和涤纶商标等四大类商品，品种达1500多种。由于这些作坊都没有形成规模，因此，其产品主要靠业务员将其销售到全国各地。这样，在当时的金乡镇就涌现出了一大批业务员。他们一般是选定一种产品，再拿着样品到全国各大城市去拉订单。此时的陈加枢刚刚退伍回来，还没有工作，他看到家乡的这种状况，便也打算跟着那些销售徽章的业务员去跑销售。
下定决心的时候可以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但具体的工作却是要一步一步地去完成，在部队里待了几年，陈加枢一点也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对销售业务不熟，但他并不服输，他知道，自己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干到底，自己并不比别人差，为什么别人能做得好自己就不行，所以，他就虚心地向老业务员讨教如何拉到订单。一位很有经验的老业务员说：“别人不敢去的地方，往往是商机最大的地方。”陈加枢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自己就是要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此时的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很多业务员不敢去开拓上海这个大城市，陈加枢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去闯一闯这个商机无限的大城市。
1980年9月，踌躇满志的陈加枢带着徽章样品只身来到了大上海。到上海后，他先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然后开始跑业务。他挨家挨家地跑，可令他失望的是，每去一家，人家对他的热情总是反应冷淡，要幺说“已经订货”了，要幺说“不要你们乡下货”。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星期，他一个订单也没有拿到。
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加枢身上带的钱也快见底了，不得已，他只得打道回府。在上海火车站，陈加枢遇到了两位同样跑业务的温州老乡。闲聊中，两位老乡听了陈加枢的遭遇后，便笑着说：“你太自不量力了，上海的工业实力这么雄厚，对外地的产品向来是不信任的，即使有点业务也早被一些老业务员挖光了。”陈加枢仔细考虑了一下自己的“作战策略”，他觉得自己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盲目到上海去闯荡，确实是不妥，但他还是坚信“别人不敢去的地方，往往是商机最大的地方”。于是，他打算先到苏北一些偏僻的小县城跑一跑，积累一点儿经验，等经验充足后再重返上海滩。
陈加枢同两位老乡分别后，就马上赶到了上海长途汽车站，搭上了上海开往苏北盐城的长途汽车。也许是上天对陈加枢的照顾，盐城这个地方刚好是还没有人来开垦过的“处女地”。陈加枢很顺利地在盐城这个地方拉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笔业务。
在他带着这笔业务回金乡交订单时，陈加枢听徽章厂的老板说陕西一带还没有人去过，于是他便又来到陕西。有一天，因乘坐的车子抛锚，他被困在洛川县的西凉湾，而他已经联系好的洛川县教育局有一笔业务又急于要签合同。陈加枢怕这笔到手的业务被别人抢走，便连夜租了一辆小驴车，赶回县城。陈加枢的诚意感动了洛川县教育局的有关负责人，他们爽快地就跟陈加枢签订了合同。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陈加枢就在走南闯北中度过了，这期间，他已经从一个稚嫩的销售员成长为一名相当成熟的业务员了，而且随着接触徽章的时间的增长，他对徽章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也十分熟悉了。已经日益成熟的陈加枢心里的小九九又开始打了起来，他想，自己辛辛苦苦天南地北的跑，给别人拉订单，利润的大部分都被厂家赚了，自己只得一小部分回扣，太不划算，不如自己开工厂生产徽章，那样，赚的钱不就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了吗？于是，与人合股办厂的念头从他的脑中萌生了。
1983年3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个月中的某天，陈加枢和他儿时的4位朋友，每人投资2万元钱，办起了苍南县金乡徽章厂。刚开始，因为投入的资金比较少，金乡徽章厂的设备比较简陋，只有一台摩擦压力机，仅能生产校徽等小件，再加上没有多少业务员，厂子的业务量也非常有限。但这些艰难的条件并没有使精诚合作的5人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创业激情。自此，徽章大王从这里开始萌芽并酝酿着以后的腾飞。
在这5位股东的工厂中，陈加枢专门负责销售。为了厂子能尽快地步上轨道，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过去的老客户都转到新厂里。业务量的增加使得金乡徽章厂的经营蒸蒸日上，很快就在市场上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两年后，他们又把这两年所赚的利润中的20多万元投入到工厂里，更新了设备，还招聘了70多名工人，并把经营重心放在了开发新产品上，他们的苦心没有白费，很快，许多新品种的徽章就在他们的车间生产出来了。
此时的金乡徽章厂生产的徽章无论是产品的质量还是生产的速度以及产品的式样都在同行业中算是佼佼者，但由于知名度不高，再加上其销售仅仅限于一些零散的小客户，所以一直不能形成气候。面对如此窘境，陈加枢想出了一个大胆的点子：俗话说“货比三家知优劣”，他决定在上海设一个“擂台”，向上海的徽章叫板，让“乡下货”跻身大上海，同时也实现自己当年重返上海滩的梦想。但金乡是一个小乡镇，到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摆擂，这可是个难题。他们讨论了多次：开订货会吧？体现不出“比”的气魄；业务洽谈会吧？不谈业务的，岂就不能来了！想来想去，观摩会最好——谁都可以来，又可货真价实地同名牌厂比。5位股东一至赞同开观摩会。
为了尽快增加知名度，他们马不停蹄的筹备观摩会的事情。1986年9月23日，金乡徽章厂在上海的观摩会终于如期召开，他们在上海外滩的如意酒家召开了有300多个品种的产品观摩会，公开与全国同行“比质量、比价格、比信誉、比速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上海观摩会竟吸引了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500多个单位的负责人前来观摩，一些有实力的厂家在看了金乡厂的产品后，当场拍板要求订货……
其后，订货的订单接二连三地到了。上海步云胶鞋厂一次性订购了30万只铝质鞋扣；上海五湖海洋服装商店订了一批邮电帽徽……跑了几年销售，很有经验的陈加枢见有人来订货，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而是“聪明”地以让利的方式先打开上海市场，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观摩会的大功告成，让金乡徽章厂打开了上海的市场，他们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后，金乡的徽章真正地进入了上海滩。
人生的际遇无法说清，就在金乡徽章厂刚刚开始要大展拳脚的时候，他们却闹起了内部矛盾。事情是这样的，金乡徽章厂的五大股东分别掌管着厂务、财务、生产、销售和出货等五方面的权力。由于股东的股金一样多，因此他们在工厂的决策上形成了话语权一样的情况，就是，谁说话都不算数也可以都算数。这种情况在厂子的初期也许看不出什么弊端来，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增长，工厂的经营越来越不上轨道，5位股东在利益也出现了矛盾。
利益的矛盾导致了人心的不团结，以前那个精诚团结合作的团队已经消失不见了。1987年底，金乡徽章厂的5个股东分别在外面又办了3个小徽章厂。人心涣散的情况下，金乡徽章厂在半年内就亏损了10多万元。不得已，几个股东开会，打算以35万元转让徽章厂。可是，当时的金乡徽章厂已经不是那个在上海观摩会上大出风头的徽章厂了，而是一个谁也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正当大家都沉默，都不愿意接手的时候，陈加枢突然站了起来说：“没有人要的话，就给我吧，厂里所有的欠债也都归我。”
就这样，陈加枢接管了金乡徽章厂这个烂摊子。为此他的家人都不理解他，他的妻子埋怨他说：“别人都不要，你却偏要下这个烂摊子，你是不想要家了。”陈加枢其他的家人也说他是傻到家了。陈加枢耐心地向家人解释：金乡徽章厂之所以亏损，是因为群龙无首，并不是厂子的基础有问题，而且这个厂子也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厂子由他一个人经营，他会发挥最大的精力来经营厂子，厂子很快就会扭亏为盈的。家里人见生米已成熟饭，无可奈何，也就由着他去干了，并尽力为他筹到了第一笔款。
陈加枢接管金乡徽章厂后，倒霉的事情也接二连三地来了。先是因为厂里生产的第一批产品因质量不过关都被接二连三地退回来了。不仅如此，各厂家的负责人还纷纷派人赶到金乡来，要求金乡徽章厂赔偿他们的损失，一时间，陈加枢是四面楚歌，手足无措。陈加枢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之所以质量不过关，是因为有一批吊儿郎当的工人，对工作极其不认真，要提高产品质量，就必须清理掉这批工人，但问题是，这批工人中有他舅舅的儿子。如果把舅舅的儿子开除，那么家人肯定不会轻饶了他，但为了企业的发展，陈加枢并没有犹豫，他果断地将舅舅的儿子连同其他几个工人一起给炒了。他舅舅知道此事后，跑到厂里大骂陈加枢，说他当了老板就六亲不认了，可陈加枢还是一门心思为了厂子的发展着想，顾不上亲戚不亲戚。
1988年3月，把家里的风波平息后，陈加枢将工厂交给他手下一名经理负责，自己则应聘到上海徽章厂打工。家人对他的此举很不理解，说他不好好经营厂子跑出去打什么工啊，但实际上，他名为打工实际上是为了去人家厂里学艺，在这家工厂只待了短短的一个月，他就把该厂的工艺技术摸了个透。
一个月后，陈加枢带着在这家工厂学到的先进管理经验和高薪“挖”来了两名精于刻模、氧化的高级技师回到了金乡徽章厂。
两名高级技师的加盟，给金乡徽章厂带来了新的面貌，首先是工厂的产品质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在客户那里也收到了很好的反馈。一年以后，金乡徽章厂就扭亏为盈。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的消息激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如此大型的体育盛会往往要发行一些纪念币，这对以金属制品为主的金乡人来说，则意味着无限的商机。许多生产徽章的厂家四处招揽制作亚运会会徽和纪念币的生意，陈加枢也是这其中的一个。
很快，陈加枢就得到了好消息，一天，一位业务员来到徽章厂，找到陈加枢说：“我从北京亚运会集资部订到了第11届亚运会纪念币的生产合同，总价值是100万元，你愿不愿生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陈加枢当即就接下了这笔业务。
但是，生产这种纪念币也不是容易的，它对铜质材料的要求极高，只有油压机方可生产，而金乡徽章厂尚没有这种设备。这么大的一个订单，陈加枢自然不会因为设备的问题放弃，他当即调动资金购买了一台油压机；又花了1万多元钱，从洛阳买回了一批优质材料。生产设备和材料到位后，陈加枢马上调动厂里的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没日没夜地设计样品。7天7夜后，2000多枚样品终于出来了。
在这种大的事件面前，时间就是金钱，陈加枢马上将样品交给那位业务员送到北京去“看样”。两天后，那位业务员带回的消息让陈加枢差点没晕过去。原来，这位业务员是一位新手，他揽来的这笔业务不是直接从亚运会集资部订来的，而是从一位中间商那里拉来的，而缺乏经验的他事先也没有与中间商签合同，就答应先生产样品。这样，样品送去后，那位中间商推辞说样品不过关，一口回绝了他。
这可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位业务员也是诚惶诚恐。按照业内的规矩，这位业务员应该赔偿金乡徽章厂全部损失，但陈加枢却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是将这位业务员预付给金乡徽章厂的6万元订金退还了大部分，并帮助他推销已经生产出来的纪念币，令那位业务员感动不已。对自己的这一举动，陈加枢解释说：“如果我生产出来的纪念币被弃在你家的仓库里，纵然我赚到了60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次事件对陈加枢的打击虽然大，但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捕捉亚运会的相关商业信息。
不久之后，陈加枢从朋友那里获得了这样一个消息：“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纪念章”先是交给了韩国的一个厂家生产，但对方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开发后仍未拿出样品；于是有关部门又把订单从韩国撤了回来交给了技术、设备力量较为雄厚的广东顺德某中外合资企业，但由于该公司要价过高，双方到现在也没有谈拢。知道了这样的消息，陈加枢高兴万分，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经过一番预算后，他决定以每枚两元伍角的定价上门竞争。
拿着生产的样品，陈加枢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京，但怎样才能让亚运会集资部的负责人看到自己的样品呢？他凭着他跑销售时的“蚂蟥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叩开亚运会集资部的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亚运会集资部的负责人被陈加枢的诚心以及质美价廉的样品打动了，50万枚“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纪念章”的生产任务落到了陈加枢的头上。有了这笔订单，陈加枢和他的金乡徽章厂开始昂首挺胸地走在国内徽章市场的前沿位置。
人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经营企业也是一样，自从拿下亚运会的纪念章的订单后，虽然金乡徽章厂已经是国内徽章领域的领头羊了，但陈加枢并不满足于这个荣誉，他想发展的更大更强。这时，温州的一些工艺品生产厂家纷纷将产品推向国外，陈加枢看到了这个势头，他觉得自己的产品也应该走向海外，于是，他也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海外信息。
陈加枢得到的第一笔海外的订单很富有戏剧性，那是1991年4月，在国内徽章领域已经小有名气的陈加枢应上海徽章厂的邀请到上海参观。此时，美国军需品公司——格林公司的董事长巴力·丁·斯坦先生也在该厂考察，碰到国际上的友人，陈加枢意识到有可能这就是一笔订单，于是，他便邀请巴力先生到金乡徽章厂上海办事处参观。在金乡徽章厂上海办事处，当巴力先生看到陈加枢展示的各种徽章时，大吃一惊，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徽章出自一个温州农民的工厂。巴力先生对陈加枢有了兴趣，两人展开了热情的交谈，在交谈中，陈加枢得知巴力先生来上海的目的就是准备在中国大陆寻找生产美军军徽的合作伙伴，陈加枢得知这一消息时，高兴得合不上嘴，他果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拿到一笔大订单的机会，他详细地向巴力先生介绍了金乡徽章厂的经营情况，同时力邀其到金乡徽章厂参观。但令陈加枢失望的是，巴力先生并没有马上答应到金乡去。
回到金乡后，陈加枢以为就没有戏了，但两个星期后，巴力先生却突然来到了金乡徽章厂，陈加枢措手不及之余又感到有了希望。他带领巴力先生参观了工厂的车间，了解了一下金乡徽章厂的生产情况，但巴力先生却并没有说什么就走了。陈加枢这次心里更凉了，这次是真的没戏。但两个星期后，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巴力先生竟再次来到了金乡徽章厂。
这次巴力先生仔细地考察了金乡徽章厂，在考察结束后，巴力先生决定把美国陆海空三军军徽的所有生产合同交给陈加枢——每个月向美军提供5万枚景泰蓝徽章。签完合同后，巴力先生这才向陈加枢说了他为什么两次突然来金乡又突然没消息了：“其实我那是突击考察你们的工厂，美军徽章质量要求比较严格。我看你们在价格和技术上都不错，因此我才放心退掉了原先打算在日本生产军徽的协议。”
巴力先生对自己的信任让陈加枢决心一定不给中国大陆工厂丢脸。他组织了精英人员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5万枚景泰蓝徽章的生产任务。巴力先生对陈加枢生产徽章的质量和速度都很满意。
成功打入美国市场后，陈加枢的信心大增，他觉得自己的工厂一点也不比别人的差，别人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他也要做到。他踌躇满志地想要发展壮大自己的工厂。正在这时，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给陈加枢打来电话说：“我从美国警察总署打听到一个消息，美国警察要换警服，这里共有34万警员，如果每人需要两套服装的话，就是136万枚警徽。你能不能做？”
136万枚警徽！这是多么大的商机啊，陈加枢岂肯放过。他心急火燎地托人办好手续，马上飞到了美国。当他来到美国警察总署，向一位官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时，那位长官瞟了他一眼，不屑一顾地说：“你们中国人可以生产出一流的徽章吗？”那时的中国，经济发展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达到国际上标准的一流徽章，陈加枢听了美国人的回答，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他仍然不卑不亢、不愠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可以马上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看，费用我全包了。”
也许美国人抱着“白去，谁不去”的心思，再加上陈加枢的极力邀请，两位美国警察署专员跟随陈加枢来到了金乡。在金乡徽章厂里，陈加枢让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涂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全部制作过程。几天后，两位美国人带着100种徽章样品回国了。美国警察总署的头头们一看，质量这么好，而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1/2不到，而且不需要定金，于是，68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
让陈加枢意想不到的是，刚刚完成美国警察总署的订单，联合国秘书处又给他发来了信函，询问他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的生产任务。在高兴之余陈加枢觉得这其中的商机可是无限的，因为联合国部队是由多个国家部队组成的，也就是说做成了这笔业务，很多国家的人就都可以知道自己的产品了，所以，这笔业务哪怕不赚钱，他也要做。于是，陈加枢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笔业务，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自从他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生产徽章后，陈加枢又先后接到了为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根廷、老挝等国家军队制作军徽的业务。
随着工厂的发展不断壮大，陈加枢不满足于只生产徽章，他还带领徽章厂开发了实用工艺品和装饰品，花色品种数以百计，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定份额的市场。1993年，金乡徽章厂与美国专营徽章标识并拥有国际专业网络的信太公司合资，创办了温州佳美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1000多种景泰蓝镀金徽章出口美国、法国和香港。1994年，温州佳美工艺品有限公司独揽了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赛纪念章专利生产权，30多个品种，50万枚纪念章分批空运至美国纽约。
随着陈加枢及金乡徽章厂的声名鹊起，陈加枢和他的金乡徽章厂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199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装备研究所开始研究三军跨世纪换装方案，该方案要求与国际接轨。同时，1997年驻港部队换装任务要马上进行试点。总后装备研究所两位同志到部里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千山万水从北京慕名来到金乡徽章厂。他们仔细观看了金乡徽章厂为国内外生产的产品和加工工艺后，非常赞赏，因为这些产品的设计本身就是跟国际接轨的。于是，他们决定在陈加枢这里搞样品设计。三年中，他们一边设计，金乡徽章厂一边改良工艺，一边生产样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底试样成功，制样赢得解放军三总部、各大军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的认可。最后由总后派人封样，并签订了生产合同。此时，厂里接受了来自内蒙古、哈尔滨、澳大利亚等国内外客商的合同，生产计划已排到1997年6月份。为保证完成部队任务，他们一边安排驻港部队军服服饰生产的详细计划，一边向其他客户解释了推迟交货的原因，取得了其他客户的理解。为了保证产品质量，陈加枢根据总后的质量要求，分解成每道工序的质量标准书发给每个职工，并在厂部和每个车间都设立了质监员。为了防止附近公路的尘土进入车间，他们把点漆车间的窗门全部关实。1997年3月1日，他们出色地完成了驻港部队服饰的生产任务。5月1日起，驻港部队带着中国人的骄傲、自豪，笑吟吟地穿上新军装，以文明、威武之师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1997年10月30日至31日，原国家主席江泽民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纽约的一次会面，中美两国元首胸前分别佩挂国宝熊猫和美国国鸟白头鹰图案的纪念章，纪念章上两只动物身上穿着各自国旗图案的服装相迎握手。徽章的底色为淡绿色，象征着和平与发展。在动物下面是“中美友好万万年”七个金字，表达了中美两国人民对江泽民访美的热切期望，纪念章背面有“恭祝江主席访美成功”字样。这两枚徽章是金乡徽章厂在20天内完成制作的。
在金乡徽章厂发展的过程中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也有很多一波三折的时发生，而且很多还颇富戏剧性。1995年，陈加枢与一位在深圳经营美国军警徽章的台商发生纠纷，对方借故拒付50万元货款。公安部门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将其从深圳带到金乡，经过半月的交涉他最后付了30万货款，对余下的20万款项，考虑到一些具体因素陈加枢也就不再计较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三年后，这位台商给陈加枢发来信件询问能否继续合作做美国军队徽章？陈加枢并没有因为那20万元的款项而拒绝他，而是慨然应诺，又与他合作做了多笔生意。2005年他们与这位台商又有了新的合作项目，2006年双方在美国合办贸易公司。
2002年，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分别在日本和韩国举行，生产纪念章又是一笔极大的业务，以金乡徽章厂的声誉，日、韩两国客商先后主动找上门，要求金乡徽章厂为他们生产徽章。当他俩来到金乡时，一人认为金乡徽章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主张在此地生产，而另一名韩国人则主张在其他地方生产，两人互不相让，险些动起粗来。最后中介人坚持要在金乡制作：出问题我负责！等到小样出来后，原来不同意的那位韩商也竖起大拇指称赞陈加枢的产品好。韩国人走后日本商务界代表跟随而来，把240万枚徽章业务交给了陈加枢。
一枚小小的毫不起眼的徽章，被陈加枢做成了一架走向世界的桥梁，陈加枢也依靠这架桥梁成为了千万富翁，而且还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就是一位温州农民创下的奇迹。要创下这个奇迹也不难，只要有陈加枢的这份勇气和闯劲，你也能创下这样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