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男，辽宁人，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90年代之后，研究的兴趣退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5a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杜合学。
曾出版《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断裂 —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 —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转型与断裂一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说题》、《博弃；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庆线——特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等著作。相继发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合作)、《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和民众互动关系的演变》等论文多篇。80年代发表论文，提出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等理论，持别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90年代之后提出了“总体性社会”、“总体性资本”、“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主持的研究项目有“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述资料收集与研究”、”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和“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研究”等。
谢谢主持人，各位上午好，非常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最近我在思考的问题向大家做一个汇报。我想主要谈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知识发展的新前景。这个问题主要谈当今面临的社会转型对我们社会学的真正意义是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是以实践的税角面对中国的转型过程，主要是谈一下中国转型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想讲转型视野中的断裂社会，也就是说如何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待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可能演变的进一步的前景。第四个问题是想讲社会转型与基础秩序的重建，想从一个特定的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社会转型与社会学知识发展的新前景
下面我谈第一个问题：社会转型及其对社会学发展的意义。首先说明一点，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有特定含义的。社会转型是人们讲得已经比较多，同时也是讲得比较烂的—个概念，如同我们社会学当中的社会结构这个概念一样。当我们把很多重要的变化或现象都放到一个概念当中去，实际上这个概念可能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想还是把社会转型看做是有明确边界的学术概念，这个社会转型就是指上个世纪后2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相伴随的社会转变过程。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可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社会变革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同时可能在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这种种的转变，而我们这里所讲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和刚才讲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在时空上交织在一起，但在其本质、内容和特点上又是不伺的一个过程。
理解这个转型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觉得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社会转型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社会变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辽，它不具有文明转折的含义，更多的是一种常规性的变迁，这样的变迁是大量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转型过程是具有另外一种不同含义的，也就是说，具有一种文明转折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社会转型的真正意义。
现在我们说到文明，那么怎么来理解文明呢？我们对这个文明的理解更多的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什么叫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是我们把文明看做是一套价值和运作社会生活的方式。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文明，文明的基础实际上是某些价值和逻辑的假设，它的外在形式是制度或制度的框架。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文明的转折。
这样的一种文明存在于什么地方？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体育盛会的火炬接力仪式。在上个世纪，我们中国曾第一次举办亚运会，在那之前的1984年，美国举办了一个洛杉矾奥运会。这两个体育盛会都有一个火炬接力仪式。我们对比一下两个体育盛台火炬接力仪式的组织方式，就可以体会上述意义上文明的差异。有一天我碰到一位朋友，我说：“今天没上班？”他说：“没上班。”我说：“怎么没上班呀，”他说：“我们单位练火炬接力，给我们单位60个名额，今天他们参加火炬接力是集体排练，我们不参加的就不用去上班了。”我说；“怎么练呢？”他说：“凡是参加的60人，每人给买一身运动服。”我说；“不去的呢？”他说：“不去的也不能没有，不去的一人一个高压锅。”这是我们组织火炬接力的一种方式。在此前后，正好是美国举办洛杉肌奥运会，它也有一个火炬接力仪式，也有很多人在一棒一棒地接着跑。但组织这个活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就是你交20美元就可以跑一棒，也不用练。
这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就是刚才说的是一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但是在这样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两种不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而在这背后的，则是与两种组织社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不同的组织框架、不同的制度框架、不同的价值和逻辑。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方式调换一下的话，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假如把中国的方式用到美国，说你通用职工人数多，你出五千人组织火炬接力，去的一人一身运动服，不去的一人一个高压锅；微软你人少，你就八百人吧，去的一人一身运动服，不去的一人一个高压锅。可能吗？不可能。反过来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涉及可能上百万人、千万人这么大的活动，如果不通过单位来组织，说你交20元人民币就可以跑一棒，这能行吗？也不现实。所以这是两种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两个社会如果调换一下的话是不行的。这说明这两个社会有着相当不同的运作社会生活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这里涉及一系列的因京，包括社会动员、组织框架、制度因素，等等，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另外的一个文明，或者说是共产主义文明。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真的存在一个共产主义文明吗，我说的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我说的这个共产主义文明，是过去曾经在苏联、东欧、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存右’道的那样一种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你用别的词称呼它也行，但是我指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文明，应当说它具有一套独特的运作逻辑，而且在它最鼎盛的时期留经要括了世界上三分之—的人口，现在又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过程巾。
而对这样一个转型，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它对于我们社会学的意义是什么？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不能不说到我们社会学这个学科的诞生。我们都知道，我们社会学中有三位公认的老祖宗，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我们社会学当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母题可以说就是这三位老祖宗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探讨，这三位老祖宗在回答什么问题，我个人党得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当时正功；出现的资个土义文明做出解释，只不过这三位老祖宗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注重的是生产关系，特别是当巾的劳动关系，以及由这种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形成的劳资的对立。韦伯至多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条件，它的制度和组织特征以及个人在这样一个文明当冲的命运。涂尔干更加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义明呻新的整合机制，以及市场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运作的制度条件。仅这二位老祖宗都在回答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文明，它的特征、它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命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社会学这个学科就是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又明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当中。我们古典社会学的最基本的母题就是从这当中提川来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所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推动了社会学过去一两百年时间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我们社会学过去‘两百年时间发展的基本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则是另外一个文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它曾经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它今天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我们完全有理内相信，这样的一个文明和它的转型，应当成为社会学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实际上已经为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议题。我2005年曾经在《社会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一篇文章叫《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把社会转型理论看做是和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第一种发展社会学理论。现代化理论是回答西方现代化过程当中所提出的问题，狭义的发展理论更加侧重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后来加上东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而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转型的理论，我觉得可能会成为和前两种理论相并立的第三种理沦。它面对的是中国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转型过程。而这样的一些转型的过程事实上对社会学的理论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议题。以实践的视角面对中国的转型过程
我们最近这些教育有个设想，就是如何推进转型社会学的研究。这个转折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相对独亿进行知识积累的—些领域。这个知识领域是和上流社会学相并列的。我们前面说过，目前的丰流社会学知识主要是在研究资本主义文明的特征、运作逻辑以及它的变迁过程呻产生出来的。人们经常讲萤和西方社会学进行对话，作为知识的发展这当然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对话应当在什么层面上进行？我们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来进行对话，还是建立在对两种文明系统的理解上来进行这种对话，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学要有一种新的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小看或轻视这个转型过程对我们社会学的意义。
记得去年一个叫伯金斯的哈佛教授曾经在清华做了—个演讲，他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哈佛的一个讲学教授，他有一本书《中国的奇迹》，十几年前就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他在清华的演讲中说，现在在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因为世界上几乎所行重大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他说，我所在的坎布显台(哈佛所在地)仿佛已经成为一个边远的小镇。他这人很会说话，但上面的话在—定意义上也确实是—个事实。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的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社会当中，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些事情，不要小看了这些事情对社会学发展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转型社会学的设想。转型社会学是什么呢？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比如保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那样。转型社会学是一个视角。它是在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积累社会学的知识，而且对于转型社会学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转变过程，转型社会学需要有力度。这种力度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这种力度指的是它对专业话题、社会政策话题和公共话题的一种贯穿性。一个在专业领域可以谈论的活题，一个可以成为知识积累的问题，同时在政策的层面、公共的层面也府具有它的力度。我觉得我们应当追求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学。
现在整个国际学术界而对这个转型过程已经形成了一些富有成果的推进。其中古大家比较熟知的撤列尼和他的同事提出的新古典社会学。大家都知道一本书，叫《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准确地说，是没有用资本家来打造的资本主义杜会。在这本书中，他们是想以中欧四国的研究为基础，提出来一个非常有学术抱负的设想。他们把过去的社会学特别是古典社会学看做是一个可以进行挑战的对象，而力图以中欧四国转型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叫作新古典社会学的理论来对原来的古典社会学进行挑战。当然这个设想从现在看是否有些单薄，甚至能不能成立，我个人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的，因为它只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原来的资本主义是内资本家来打造的，顺这些中欧国家出社会主义进入资本丰义的过程不是出资本家来判“造的而是由文化精英来打造的。虽然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含义，也能涵盖很广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完全以这个问题形成新古典社会学可能还是不现实的。
原美同补会学会的会长布洛维曾经在中国进行访问。他也是研究转型问题的一个重要学者，个过他的理论背景与前面说到的撤列尼明显不同。撤列尼热衷的是韦伯的学术传统，而布洛维坚持的则是马克思的学术传统。他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作第二次大转变。大家部知道，(第一次)大转变这个概念是由波拉尼提出来的。布洛维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叫作第一次大转变，在这个第一次大转变中诞生了社会学，同时诞生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即马克思的传统，韦伯的传统和涂尔的传统。布格维认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与波捡尼所讲的第一次大转变具有同样意义的另一次大转变，即第二次大转变。杜会学在而对这个大转变的时候，也继承和推进了面对第一次大转变时形成的三大传统。更具体地说，他认为，撤列尼继承和推进了韦伯的传统，斯塔克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的传统，他自己则继承和推进了马克思的传统，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这个概括没省把中国和苏东本地的有关研究考虑在内，具有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我们暂日木去管它，我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第二次大转变发生地的外部，在美国，转型过程已经对社会学知识的更新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在那里，我们看到在转型研究中，社会学的知识有了令人欣慰的进展。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学这个学科发展的新前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社会学知识发展的一种新的前景，这种前景不是在细枝末节上，而是在整体上。
征这样的一种情况厂，我们中国的社会学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把方国的社会学和美国的社会学、西方的社会学看作是一个边缘和中心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对一种新文明的面对，对一种独特文明及其转型的面对，我们可能会找到中国社会学新的位置。前面我们讲到，对目前这个转型过程的研究，已经对社会学知识的发展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转型过程与苏东包括中欧的转型过程是不同的。建立在对苏东特别是中欧转型研究基础上的布达佩斯学派，具有若干和那种转型特征相联系的学术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对于正式结构性因素的重视，视野上是自上而下，研究方法广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等。这些特点是与那些国家转型过程的特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撤列尼曾经说过：“这种自止而下的视角是和苏东的转型过程相联系的，如果我研究中国，也可能采取的不是这种视角，而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视角。”
所以面对国际上已有的转型研究，我们从前几年就开始提出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实践社会学”的方法论。实践社会学不是说一定要把社会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而是说要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要面对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实践社会学就是要把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这是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及其特征相联系的，或者说巾国社会转型区别于苏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过程。我们经常讲不争论、打左灯向石转、变通等，仔细分析一万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中国的转型和改革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它的谜底，而谜底就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想，中国的社会学如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种过程，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与国际上已有的转型研究相比特色非常不同的转型研究，或者叫做转型社会学。
面对实践状念的补会现象，具有两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认识论上的含义，一种是本体论的含义。认识论上的含义是说，有一些现象我们只有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发现认识它。我们经常做农村研究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体会，一个农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关系个好，平时看不出来的，在一块抽烟都是叔叔、大爷叫着。但是他们会告诉你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关系不好，有事的时候才看得出来，没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的。所谓有事的时候，就是有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所以有一些重要的现象只有在实践过程当中才能发现，这是认识论上的意义。还有一种就是本体沦的意义，也就是说，实践有一个增量，当结构进行运作的时候，当它呈现一种实践状态的时候，它会生产出现象的逻辑，也就是说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公共汽车上，我们偶尔会发现这种现象，一个人踩了另外—个人的脚，最后结果打得头破血流。这不是普遍现象，但个别现象我们也见过。那么你有什么样的理由能够说明这个人踩了另外一个人的脚最后结果就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没有任何的结构可以使他一定要头破血流。哪怕说这一天天气热、车太挤，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好，头一天都挨领导批评了，早晨都和老婆吵架了，就因为踩一脚就一定要头破血流？不一定。头破血流的原因在于实践的过程，在于这个过程的特征。这就是布迪厄讲的实践的特征，特别是实践的紧迫性。紧迫性是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因为踩一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因为一秒钟之前你都不知道被踩，你要知道会被踩脚早就挪开了，而且你做反应的时间也很紧迫，不能说被踩了三分钟才开始反应，说你为什么踩我脚。别人会说你是神经病。实践过程要求你一两秒钟就得做出反应，一两秒钟的时间很紧迫，做反应可能也没深思熟虑。结果一句很激烈的话就出去了，但有可能话说到半道，你自己就感觉话太硬了，有点过了。但男子汉大丈夫，话都已经说了一半了，也不能说一半咽回去一半。这一说完，一个过程就开始了，对方说就踩了你一下，你就反应这么强烈，太不像话了，于是过程就开始了。下面的就是由过程本身产生的逻辑推动的过程了。
在将实践社会学应用于社会转型研究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作为实践状态现象的转型过程的四个环节，即过程、逻辑、机制和技术。
社会转型的过程。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人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使得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它的实践过程。在现实中，人们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如官方话语中酌“不争论”，民间话语中的“只干不说”，官方非正式话语中的“打左灯向右转”等。也就是说，由于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社会转型采取了与苏东迥然相异的过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偏离。因此，只有了解实际的转型过程，才朗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逻辑。逻辑是实践社会学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发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虽然人们倾向于将改革看成是一个人为设计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形成一种支配这个过程走下去的力量，即在实践的过程中塑造了进一步推进整个过程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在脱离了最初的阶段之后，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因此‘后来的转型过程与结果，实际上已经与最初的设计目标越来越没有关系。
社会转型的机制。从逻辑形成的角度说，机制是逻辑很以形成的方式；就整个转型过程来说，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社会转型的机制涉及从制度、结构到行为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会力量的组合及其变动。正如下面的分析中将会表明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体制变革与结构变迁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此前后改革的机制是明显不同的。对于这种机制的重视是实践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技术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显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践与理论有着明显的偏离，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为突出，这样就为普通人在行动中运用技术和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说，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实际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博奔的结果。发现这个博奔的过程，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转型视野中的断裂社会
当倪志伟最初提出“市场转型理论”的时候，其研究的主旨是想解释市场取向改革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更具体地说，是市场取向改革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或社会分层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当时的市场转型研究大体是局限在社会学中传统的分层领域。但关于不平等的研究，自然会延伸到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在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上，于是就有了撤列尼等人对于招英转换的研究和布洛维特工人阶级带回到转型研究中来的呼唤。
当研究的视野伴随涉及的问题的增加而扩大的时候，转型研究就已经开始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最近的一个研究方案就是金和撤列尼提出的转型比较研究。在这个比较研究方案中，他们将转型分为三种类型，即自下而上变革的东亚，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自上而F的东欧，特别是俄罗斯，以及由外到里的中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样的比较框架还更多是形式主义的，共解释的力度也相当有限。一种有力度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框架，至少要能够回答下列的根本性问题：第一，资本积累特有的模式。在不同的转型国家当中，资本建立的特有的模式、劳资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处理国有资产的方式，都和这个问题相联系。第二，要能够解释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包括它的主要的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种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如何成为可能？第三，政治变迁的路线和脉络。在这一点上，不同的转型国家有着更实质性的差异。第四，所形成的基本的社会结构。第五，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主要问题。很明显，金和撤列尼的比较研究方案是很难对这些问题做出有力度的解释的。因此，转型比较研究需要有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问题很明显，要使得转型比较研究能够有回答上述问题的能力，就必须对比较研究中的问题设定和比较框架进行重构。我认为，转型比较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转型前原体制因素与所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因索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进一步说，如果以行政权力代表原体制(尽管行政权力并非一定意味着旧体制)，以市场代表新体制，就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从理论上来说，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原体制的因素以及在变迁中的状态，对整个变革过程有着重要影响。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原有体制与新体制，行政权力与市场，都是最具有实质性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其实，权力与稍场涉及的是一个经典性的理论问题。许多经典的理论是以这样的一种基本假设为前提的：权力与市场是一种水火不容、此消被长、有你无我的关系。市场转则理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前提的。这样，市场转型往往就被看做是一个行政权力不断弱化而市场因家不断取而代之的过程。而中园的计会转型过程恰恰表明，事情不是如权力—市场两分法框架表明的那样简单。在中国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权力与市场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合方式。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中国无论是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的成就还是所道遇的问题，都往往与此有关的。
在大约十几年前，我们曾经提出一个分析思路，即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的思路。—般的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父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即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在社会变革的不问阶段，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由于在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以及由于资源来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空问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
而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蔡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当然从严格的意义土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
其标志主要有四点。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有形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出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曲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征991午、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巾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于恒为农，商之于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在地区之间，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第三，社会的断裂会表现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r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断裂社会是指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福尔泰利有句名言，在一个园家中，只省一种宗教意味着专制，有两种宗教意味着内战，有多种宗教意味着和平和自由。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冲突和矛盾，而在于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否沿着一条主要断裂带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之间的结构性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翼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结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大众和精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什么情况的出现？2004年年中的时候，我讲到过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问题。网上也有人讲这种结构的行为特征，叫作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望建社会基础秩序
让我们先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件，官煤勾结的败露。2005年，某市警方在一所宾馆抓获某县最大的煤矿老板之一。此人涉嫌偷税漏税、职务侵占、涉黑、行贿，涉案金额数千万元。在对其的审讯中，办案人员故意疏忽，给他留下一台小灵通。通过监控其通话，警方在其家保险柜找到一个神秘账本，该账本记载着县煤炭局、国土局、林业局、国税局、地税局、法院、派出所等单位30余名干部在其煤矿所占股份，并分享红利的内情。官煤勾结的黑幕由此浮出水面。第二件，某市腐败窝案的败露。2005年，该市“首官”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措施，其后，包括该市原市委书记、原市长、副市长在内的众多官员相继落马。而这起腐败窝案暴露的关键环节则是原市长与原书记之间的矛盾爆发，导致原市长在人大投票表决中落选，之后原市长将有关原书记违规问题的材料递送到中纪委。加上该市“首富”的供述，一个牵涉几十名官员的腐败窝案终于败解。当地人普遍认为，此腐败案暴露是互相咬出来的，即后任领导说的干部之间的不团结。
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腐败问题的败露，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所致。前者是秘密账本被发现，后者是腐败分子的内讧。这样人们自然就会发向，如果不是秘密账本被发现，账本上记录的干股及分红的秘密会不会败露？在菜市，如果不是“不闭结的”官员互相揭发，集体腐败的窝案会不会被发现？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话，治理这种腐败的制度化基础在什么地方？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开始时言之凿凿要“一查到底”的案件，到最后也往往会不了了之。原因在什么地方？人为的干扰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从技术层面说，有些案件也难以继续查下去，因为“查无实据”。
也就是说，上述事例之所以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是由于治理对象的隐秘性。过去我们说一件事情隐秘性的时候，经常说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在类似上面的案例中，事情已经到了“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破解这种隐秘性。而破解这种隐秘性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现代的侦查或刑侦手段，二是使这种隐秘性失去存在的可能。在常规性治理中，无疑需要的是第二种因素。事实上，当上述隐秘性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是现代的刑侦技术有时也会无能为力。人们经常谴责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有时就是在面临破案压力而要破获的案件又处于无法查证或“不可治理”的状态下发生的。我这里当然没有为刑讯逼供行为辩护的意思，我们确实需要明白这背后更为复杂的原因。
那么如何使隐秘性失去存在的基础呢？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某国情报局的一个官员因消费大大高于收入，被怀疑出卖情报而受到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通过对该官员个人银行账号中资金往来的调查，发现其收到来往工资收入的款项，并且该款项是来自局某敌对国家有关的机构。进一步调查显示该机构与该国间谍机关商关系。调查人员立即对该官员保管的情报进行监控和调查，最后拇露出一起出卖机密情报案。在证据面前，该情报局官员承认曾将自己保管的机密文件拷贝后出卖给某国间谍。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相关的现金管理制度，没有政府对社会金融活动的有效监控，这个案子是否能被破获，是很难说的。
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对行为的记录。例中，记录是通过银行的记录实现的。其实，在现代经济制度中，有—条就是充当记录的职能的。比如票据制度、账目制度等。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干股的问题是否处于可治理状态，关键的问题不是在官股本身，而是在与此相连的一些其他更为基础的制度成秩序。这里至少涉及两种更为基础的制度。首先，是煤炭生产和销售的秩序，更具体说是销售环节中账目和票据管理制度在一些煤矿，特别是私人所有的小煤矿中，财务和票据的管理是极为混乱的，有的煤矿甚至有三本账，销售环节上发票的使用更是漏洞百出。其次，是现金管理制度。在西方成熟京场经济国家中，现金的使用量已经大大减少，代之以信用卡或借计卡结账，而这些活动银行都是有记录的。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大量的交易是通过现金进行的，现金的使用几乎不受限制。这样就使得有关部门很难对现金的流向进行有效的监控。试想，如果在这两个基础的环节上存在有效的制度，比如，没有正式的发票，一吨煤也运不出去，若干数量以上的交易必须以信用卡或支票进行结算，如果有了这两个基础制度的条件，尽管不能说干股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至少会在各种票据及银行的记录上留下蛛丝马迹。这样，就会使无据可查变为有据可查，使不可治理的状态进入可治理状态。
可以进一步来探讨的理论问题是，制度是如何失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既是体制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年代。在改革的过程中，一系列的旧体制被破除掉，同时一系列的新体制建立起来。但如果我们正视现实的话，就不得不承认，其中的一批新体制运作的效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甚至走样变形、偏离初衷的也并不鲜见。有时我们甚至要面对这样的局面：新体制无法正常运转，旧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转。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在讨论制度为什么会失败问题的时候，人们通常的回答是：制度本身还不完善，存在许多漏洞。这样的回答被无数的人重复着。其实，这个似乎绝对不会错的答案，至少校我们目前情况下，往往是错误的。
制度失败的原因，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二是制度运行的条件和基础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有人曾经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不仅反腐败的问题是如此，其他许多制度的失败，也往往与此有关。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制度的运行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中的。制度运作时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由制度本身来解决的，而是由制度嵌入其中的基础秩序解决的。正因为如此，很多有效的规则甚至制度，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很粗疏，甚至充满漏洞的。有效运行的制度一定是完善而没有强洞的，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如果一种制度能完善到没有调洞的程度，不仅是没有可能的，即使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其需要的巨大成本也是社会无法承担的。
正出为如此，行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曾经感叹，在那里要钻制度的空于是太容易了。比如，在许多国家，上火车是没人捡票的，你只要去窗口买好票就行了，甚至站台也是开放的。有人还经历了一次这样的事情：有位留学生从英国向国内寄回一块手表。可当家人收到时，只是一只盒子，里面的手表不翼而飞。当他向英国邮局提出此事时，邮局却未让他出示任何证明且很快地向他赔偿了损失，也不怕其中有诈。
是什么东西使得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汉人钻制度的空子，下面的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 些启示：某一欧洲手机销售公司免费向消费者派发手机，目的当然是想赚取话费。按照规定，每人只能领取一部，但也没省繁杂的手续，签个字而已。有人问会不会有人重复领取？被问到的当地居民，耸耸肩答道：这怎么可能？正是从这个答案中，我们明白了这个看似粗陋的规则何以不被人们钻空子。换言之，这样一种简陋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的基础就是这句“这怎么可能”。因为“这怎么可能”中实际上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名誉、诚信、遵守规则，甚至还包括不珍惜这些在未来将会付出的代价等。可以说，没有这一切作为支撑，仅仅“签字即可”的规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效运作的。
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曾经提出“嵌入性”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而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持更具体论证了经济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而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不过，他更多的是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种理论脉络作进 步的扩展，即所有的制度都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之中的。制度是否有效，这个“基础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思路对于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由此要进行的改革都是有意义的。过去，对于制度的失败，我们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为特定制度本身。比如，当反腐败制度不能奏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是不是我们反腐败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当我们的国企效率很低，甚至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国有产权的安排存在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即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本身有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往往更加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却很少给予关注，甚至有时秉持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不惜用毁坏“基础秩序”的方式来获得暂时性的改革收益，结果是为制度有效运作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的崩解。因此，在改革的新阶段上，我们应当把“基础秩序”的构建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加以推进。
那么，什么是基础秩序？我觉得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道德秩序．二是信用结构，三是基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