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周佛海决定，趁日本在中国尚未显露败迹之际，给自己寻一条出路。周佛海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国民党身上。于是，周佛海偷偷找到军统局上海站的负责人，通过他联系到了远在重庆的戴笠，并向戴笠发了一封为自己请求自赎，希望重庆方面能接受他为国民政府服务的电报。
戴笠接到周佛海的电报后开心不已，他正愁军统局在汪伪政府中没有一位分量十足的间谍呢，现在周佛海自己送上门来，他岂有放过的道理。戴笠迅速向蒋介石报告了大汉奸周佛海请求国民政府庇护一事，蒋介石听后也非常开心，周佛海向国民党示弱，证明汪伪政府人心涣散。蒋介石立刻指示戴笠与周佛海联系，要求周佛海为重庆提供关于日本以及汪伪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的情报。戴笠除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之外，还要求周佛海利用他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势，将戴笠派出的特工，安插到汪伪政府的重要部门中。
周佛海收到戴笠的回电后，暗自庆幸，蒋介石和戴笠提出的条件，对于他来讲并不困难。也就是说，自己的退路已经就此铺就，而退一步讲，即使蒋介石和戴笠派给自己的任务很难完成，他也必须漂亮地完成才可以，这是他取信于国民政府的关键。后来，周佛海将蒋介石和戴笠要求的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妥当。周佛海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对国民党的诚恳传达给戴笠和蒋介石，戴笠当然也从周佛海的具体行动，看出周佛海诚心投诚，并非是在戏耍国民党。
有了周佛海这个汪伪政府的元老做间谍，戴笠重新拾起了搁置已久的刺汪计划。戴笠周密策划了很久，本来，他对这次计划颇具信心，但没想到，戴笠在下发“密杀令”时，居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将“密杀令”丢失了，这让戴笠大为光火。
“密杀令”丢失后不久，汪精卫就获悉军统局又将对他采取刺杀行动。面对纠缠不休，一直想要取他性命的军统局，汪精卫再也不能保持镇定，他马上命令李士群，加大对军统特工的抓捕和策反工作。李士群接到汪精卫命令后，很快将全国各地的汪伪76号特务调动起来，让他们在所在地区大肆破坏军统的势力。这样的局面，让戴笠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为了避免周佛海暴露，他不得不迅速终止暗杀汪精卫的计划。
戴笠虽然又一次暂时放弃了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但是对于汪精卫来说，戴笠却变得更加危险了。这时的戴笠，就像是一条潜伏在草丛里，等待猎物出现的毒蛇一样。戴笠从此由明转暗，只等汪精卫露出破绽，便给予其致命的一击。
让戴笠庆幸的是，汪精卫的破绽，并没有让他等待太久。
1944年，汪精卫旧伤发作，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过日本名医的治疗后，困扰汪精卫长达十之久的深藏体内的子弹被取出。手术成功后，汪精卫身体虚弱，不能受风，需要长期调养，而陪同汪精卫前往日本治疗的妻子陈璧君，又因为太过肥胖，十分怕热，经常开窗通风。因此，在汪精卫休养期间，陈璧君经常不顾汪精卫的身体，大开门窗，这就导致汪精卫的痊愈时间愈加漫长。
汪精卫在休养期间，听闻国内汪伪政府内各势力内乱，各个部门明争暗斗，谁都妄想取代自己的位置，急火攻心，不顾医生的劝阻，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一意孤行回到了上海。
自然，汪精卫没有将自己返回上海的消息泄露出去，他将子女都留在了日本，制造了自己还在日本养病的假象，试图骗过自己的敌人。但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曾经是他最亲密的战友的周佛海，已经投靠国民政府。于是，在汪精卫回到上海后不久，周佛海就将他在上海虹桥医院养病的消息透露给了戴笠。
戴笠收到周佛海的情报后，仔细斟酌了很久，终于决定再次策划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戴笠认为，当下汪精卫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又因为要整肃汪伪政府，焦头烂额。而且，既然汪精卫没有将自己已回上海的消息公开， 那么当下，汪精卫身边的守卫力量肯定非常薄弱，因此，戴笠决定“趁他病要他命”。戴笠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错过时机，以后再想暗杀汪精卫，机会就更难找了。于是，戴笠在认真筹划后，派人偷偷潜入了虹桥医院，买通了给汪精卫换药的医生和护士，要求他们每次给汪精卫换药的时候，在药里掺入一些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医生和护士依计而行，时日不多，汪精卫便毒发身亡。就这样，卖国巨奸汪精卫在戴笠的精心算计下，于1944年11月10日，一命呜呼。
汪精卫死亡的其他原因
关于汪精卫的死亡原因，并不只有笔者上文所说的那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汪精卫是死在一个爱国中医的手中，一说汪精卫死在日本人手里。这里，笔者不惜笔墨为读者讲述汪精卫的死因，谨希望能够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虽然，历史有的时候很难考证。
汪精卫早年，腰部中弹，后来，没有将弹壳取出，因此，汪精卫落下了腰疾。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见西医怎么也医不好丈夫的腰疾，便为丈夫四处寻找能医治腰疾的中医和药方。不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有人故意透露，陈璧君终于找到了一个口碑很好的中医名医。此人是江苏吴县人，人送外号“刘一帖”，意为他只用一帖膏药，就能将非常严重的刀伤、枪伤，以及各种无名肿痛治好。听闻“刘一帖”治病救人手段神奇，陈璧君立刻请“刘一帖”来为汪精卫治病。
据说，那日，“刘一帖”在仔细查看了汪精卫的病情后，拿出一贴膏药，贴在了汪精卫的后背正中，便起身告辞了。
汪精卫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贴上膏药的，谁知第二天，汪精卫竟觉得自己腰痛减轻了许多。这下，汪精卫可不敢再小觑“刘一帖”，他立刻派手下人驾车，再次接“神医”到他的宅邸为他复诊。
这一日，“刘一帖”来到后，仔细询问了汪精卫的病情，又为汪精卫留下两帖膏药，并告知了膏药的用法，并向汪精卫保证，贴完这两帖膏药，汪精卫的病就能痊愈。
说完这些话，“刘一帖”提起药箱就离开了。出门前，因推脱不掉，“刘一帖”收下了陈璧君早已备好的厚礼。
当天夜里，陈璧君帮汪精卫贴上膏药。二人满怀欣喜地等着药效发挥。但是，三个时辰后，汪精卫从睡梦中惊醒，后背灼痛，如同被很多人拿着鞭子抽打后背一样，手心脚心都冒出冷汗来。陈璧君见状，一面叫来家庭医生为汪精卫检查，一面叫人去旅店接神医“刘一帖”前来。
然而，谁也没想到，派去接“刘一帖”的家人再也找不到“刘一帖”。没一会儿，家人就气急败坏地回来，说“刘一帖”当晚根本就没有回客栈。汪精卫和陈璧君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已经明白了几分。
陈璧君心里明白，自己一定是上了“刘一帖”的当了，他留下的膏药，哪里是用来救命的，明明就是用来催命的。
无奈之下，陈璧君慌忙将汪精卫送入医院。医生检查后纷纷摇头，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
“刘一帖”的膏药，加速了汪精卫体内的子弹铅毒的扩散，使得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汪精卫也一天比一天痛苦，最终，汪精卫痛苦地死去了。
据说，汪精卫死后，陈璧君还收到了一封信，信上写着短短的四句话：厚礼不该收，收了也不愁。本人刘一帖，医人不医狗。
此外，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汪精卫最终命丧日本人之手。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飞往日本。经过日本医院骨科医生的会诊，确诊为子弹铅毒深入骨髓，导致骨骼病变，于是日本医生建议汪精卫做削骨手术。
对此，日本医生一共制订了两套方案。
一套方案是去掉汪精卫的一节胸椎骨，从他的其他骨骼上取下一块对身体作用不大的骨头，仿成胸椎骨的样子移植到胸椎上，以消除病骨对病人的危害。
另一套方案是削去病骨后，不再移植新骨，等待病人的骨头自然愈合，然而后一种方案因为风险较大，被众多骨科专家否定了。
确定了治疗方案后，日本医院准备为汪精卫实施手术，然而，就在手术实施前，院方突然通知汪精卫的主治医生，汪精卫的手术要按照第二方案实施，于是，主治医师就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对汪精卫进行了手术。
手术完成的当天夜里，医生们发现，汪精卫被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严重变形，并且压迫到了神经。换句话说，就是汪精卫真的成了一名“断了脊梁骨”的残疾人。
对于这个糟糕的手术结果，日本医院并没有告知陈璧君，为了避免麻烦，他们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将汪精卫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在陈璧君来之前，给他打足麻药，待汪精卫因药效发作昏迷后，再将汪精卫的身体放置成侧卧，面孔朝内的姿势，并在汪精卫的手上放上一本书，让陈璧君以为，汪精卫手术成功，已经能够侧卧看书了。当然，日本院方没敢让陈璧君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他们以汪精卫的身体虚弱，外人进入会带入病菌为由，只让陈璧君隔着玻璃，在汪精卫的病房外看了汪精卫一会儿。也就是说，在汪精卫手术后，陈璧君连话都没跟汪精卫说上一句，而且只看到了汪精卫的后背，没看到汪精卫的面孔。接下来，日本院方就以各种理由阻挠陈璧君进入医院，陈璧君无奈之下，只得飞回南京，在南京等待汪精卫的归来。
汪精卫在手术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胸椎骨变得越来越脆弱，甚至随时都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慢慢弯曲，最后，胸椎和颈椎竟然连支撑头部的力量都没有了。为了改善汪精卫的身体状况，日本医院又想出了一个精妙的主意：他们按照汪精卫头颅的大小，特制了一个钢圈，将汪精卫的头颅凌空吊起来，虽然这样看起来像是上吊自尽一般，但是头颅和颈椎骨却拉直了，不会压迫汪精卫的内脏。此时的汪精卫，已经没有任何自保的力量，只能任由日本人摆布。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终于死在日本医院里。
日本医院为什么不采用第一种手术方案，而使用风险较大的第二种方案呢？这里还涉及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陆军117部队的渡边大佐。
当时，日本陆军117部队的渡边大佐也因旧日枪伤铅毒发作。在汪精卫在日本医院医治自己的旧患时，日本军部给这家医院下达了一个命令，那就是让他们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找一个病人做病理实验，通过实验来证明削骨手术的可行性，以便确保渡边大佐的削骨去毒手术成功。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显露败迹，汪精卫主持的汪伪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已经没有太多价值，汪精卫因此成了日本政府的累赘，所以，汪精卫很不幸，成了这家医院的试验品，于是，日本院方在手术前，临时改变了手术方案。
汪精卫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为日本政府拼死卖命，最后竟死在了日本医院里。汪精卫罪有应得，这是他应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