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76号制造的中国农民银行血案，使得整个银行界人心惶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汪伪76号再次制造惨绝人寰的枪杀案件，请法租界巡捕房派出了一辆铁甲车，日夜守护在四大银行门口。面对汪伪76号肆无忌惮的疯狂报复，军统局开始大力反击。
戴笠以牙还牙，“绑架”周佛海的亲人
除了中国四大银行受到影响外，国外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友邦银行等银行在上海的业务，也因汪伪76号与军统局之间这场无止无休的银行战争而大受影响，为了防止自己利益继续受损，这些外国银行纷纷向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无谓的争斗。
事实上，即使这些外国银行对这场争斗不予理会，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争斗，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也会想办法休战，因为他们各自都明白，如果继续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
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在上海地区，汪伪76号有日本军队做后盾，所以敢肆意行凶，而反观军统局，力量薄弱，只能一边坚守“阵地”、一边以租界为掩护，冒险出击。两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军统局若要在上海与汪伪76号硬碰硬，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虽然也能给对手惹来一身腥，但军统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而汪伪76号其实也没有太多精力去与军统局对决，李士群此时正在和与他势均力敌的汪伪汉奸罗君强，争夺“清乡”的领导权。
“清乡”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的一种政策，其具体内容是，驱除和消灭日军占领区内的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稳固日军在占领区内的统治地位。李士群在日本军队下发“清乡”令后，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大发其财、笼络人员、充实力量的好时机，因此，李士群极力争取，欲将“清乡”的工作承揽下来，所以，他没有太多精力，再组织汪伪76号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进行血腥的屠杀了。
后来，国民政府委托杜月笙出面调停这场银行之战。
杜月笙接到国民政府的指令后，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马上发电给自己的门徒，在上海极具影响力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出面和汪伪76号商谈，调停此事。
高兰生收到杜月笙的电报后，片刻不敢耽搁，马上找到吴世宝，请吴世宝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的袭击。
吴世宝见高兰生亲自来找自己，颇感意外，毕竟高兰生在上海滩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很多，但此事事关重大，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汪伪76号的行动队长能决定的，不过他答应高兰生，一定劝说李士群同意调停此次争斗。尽管高兰生没有从吴世宝那里得到肯定答案，可他依然对吴世宝表示感谢，并表示事成之后，一定重谢吴世宝。
高兰生辞别后，吴世宝马上向李士群报告了此事，而李士群此时也正有与军统局休战的打算，只是担心军统局不肯休战。吴世宝带来的消息正合他意，因此，李士群让吴世宝给高兰生回话，说汪伪76号同意调停。狡猾的李士群还让吴世宝专门派人到香港，给杜月笙回了个话，以表现汪伪76号的诚意。得到汪伪76号的回复后，戴笠当即命令军统局上海区停止一切行动，休养生息，自此，银行大战才算终结。
戴笠虽然让上海的军统特工停止了行动，但他却并不甘心，他一直在寻找报复汪伪76号的机会，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戴笠回忆整个事件，周佛海下令汪伪76号打击军统局，汪伪76号绑架中国银行129名职员当作人质，戴笠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戴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是周佛海，那么戴笠就要给周佛海一个教训。
国民政府在惩治汉奸时，一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刺杀汉奸时，绝不连带除杀汉奸的家人。正因如此，很多投靠汪伪政府、汪伪76号的大汉奸，并不担心自己的家人会遭到军统局的绑架或者刺杀。然而银行血案激怒了戴笠，想到那些手无寸铁、无辜受害的银行员工，戴笠决定抓捕周佛海的家人，让这些丧失人性、疯狂杀人的汉奸投鼠忌器，从此不敢再大开杀戒。
老奸巨猾的戴笠，派出军统特工，将周佛海的老母亲从湖南接到了贵州，还将周佛海的岳父也接到了贵州，戴笠请周家的这两个亲家，一同在军统“做客”。戴笠并没有虐待这两位老人，这两位老人，每天都能吃好住好，还有佣人随时侍奉在身边，可以说，戴笠这样对待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算仁至义尽。
当然，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戴笠将自己不远千里接来，为了给他们养老，周佛海在外的所作所为，他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也向戴笠要了笔和纸，当着戴笠的面，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为：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
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接到贵州，其做法和汪伪76号劫持人质的做法相仿，当然，他也没有隐瞒周佛海，他就是要用这两位老人，要挟周佛海。
退一万步，就算周佛海不要自己的亲娘，他的妻子杨淑慧也不会不要自己的老父！如果周佛海不顾妻子的意愿，依旧一意孤行，那么他们夫妻感情必定会破裂。戴笠相信，周佛海的妻子如果和周佛海闹腾起来，周佛海肯定就没有心思关注军统局的行动了。
后来，戴笠派人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的亲笔信送到了周佛海的手里，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看完信后，犹如斗败的公鸡，再也精神不起来了。杨淑慧看得出来，这封信的笔迹就是自己父亲的笔迹，周佛海也看得出来，这封信中说话的口吻，完全是自己母亲的口吻。两人只得感叹当下的戴笠，也算不择手段，竟然捅了他们的软肋，这下，周佛海再想针对国民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投鼠忌器，不敢再贸然行动了。
后来，周佛海给戴笠回了封信，表示自己今后会借机为军统提供便利，请求戴笠善待自己的母亲和岳父。
后来，周佛海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戴笠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也就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鼹鼠”。有了这样一个王牌间谍，戴笠再也不愁了，他开始策划，如何运用这枚棋子，在军统局和汪伪76号的暗战中取得胜利。
日本政府和军统局的伪钞之战
在军统和汪伪76号以中储券为导火索，展开银行血战的同时，军统局酝酿了一场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流血伤亡的争斗。
这场争斗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有关，是一场关于纸币的争斗。
在日本政府发行中储券的初期，日本政府的造假手段十分粗糙，他们收集了一些已经废弃的中国纸币和外国纸币，随后经过简单加工，便企图继续使用，结果这样很容易就被百姓认出。后来，日本政府将这种纸币发给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日本军人，要求这些军人使用这些纸币，利用武力胁迫商人将商品卖给他们，这样，日本政府就能不花一分钱，用这样的假币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和明抢差不多，不过是用中储券做遮羞布，遮掩自己的强盗行为而已。
日本政府利用废弃纸币掠夺中国物资的拙劣伎俩，随着战局的深入，再难满足日本政府对物资的需求，然而，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也为了避免在占领区引起中国百姓的公愤，日本政府没有丢掉自己的“遮羞布”，他们又出新招，开始伪造中国法币，并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内大量抛售这些假币，妄图利用假币疯狂敛取物资，破坏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稳定，让国民政府未战先败，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1940年2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钱币券总额高达500万元。1940年9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银行10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百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并伪造法币总额达3500万元。
日本政府将这些伪钞散发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全部兑换成了他们所需的物资，大量假币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对日本政府这种卑劣的做法坐视不理，戴笠第一个沉不住气，他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蒋介石下令军统局，由他戴笠亲自出马，迅速遏制日军伪造假钞的势头。蒋介石见戴笠自动请缨，心中大喜，询问戴笠是否已有对策。戴笠的回答让蒋介石颇感兴奋，戴笠打算“以牙还牙”，既然日本政府用假钞换取国民政府的物资，那么戴笠就效仿日本政府的做法，也制造“假币”，套取日军所占领的沦陷区内的物资，以此来破坏沦陷区正常的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