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此文件的，是杜月笙的亲信张师石，里面详细地记录了杜月笙的家庭、生辰、住址、爱好、产业、势力范围、弟子名单以及杜月笙和青帮黄金荣、张啸林、季云卿等人的关系，这份文件几乎囊括杜月笙的所有信息，如果谁想刺杀杜月笙，那么这份文件里就有足够充分的情报和信息。
李士群从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看到这份文件后，如获至宝，他迅速想到，凭借此文件，他可以迅速进入杜月笙的法眼。于是，李士群拿到《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一文件后，迅速请汪曼云到大西路67号来做客。
汪曼云来到李士群的府邸后，李士群便将这份材料拿了出来，请汪曼云过目。李士群一边悄悄地观察汪曼云的神情，一边假仁假义地痛斥欺师灭祖的张师石不是个东西，应该被处以青帮“三刀六洞”的极刑，杀一儆百，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青帮的下场。
汪曼云看完《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一文件后，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如果日本特务机构按照这份文件，按图索骥搜捕文件中涉及的青帮门徒，不消数日，杜月笙耗费几十年精力建立起来的强大势力，就可能被日本特务们毁灭殆尽。
汪曼云握着这份文件，心情十分紧张，他把目光投向李士群，希望他能够对此事有所应对。既然李士群把这份文件拿了出来，那么李士群一定有应对之策。最后，李士群佯装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之后，很严肃地对汪曼云表示，应该将这份文件交给杜月笙本人，相信杜月笙看完这份文件后，自然知道会怎么应对。
亲自将这份文件交给杜月笙，自然是汪曼云求之不得的事情。汪曼云也知道，李士群向来无利不起早，既然肯送给自己如此一份“大礼”，自然肯定有所要求。于是，汪曼云向李士群保证，到了香港之后，一定向杜月笙推荐李士群，并且一定向杜月笙说明这份文件是李士群费尽心机才得到，托他汪曼云呈给杜月笙的。
于是，李士群将这份文件送给了汪曼云，汪曼云火速赶到了香港，将这份至关紧要的文件交给了杜月笙，并信守自己对李士群的承诺，对杜月笙说明他能获得这份文件，全拜李士群所赐。汪曼云还对杜月笙说，李士群十分敬仰杜先生，希望能拜在先生门下，所以李士群甘愿冒被日本特务机构发现的危险，费尽心机获取了这份重要的文件，并托他带给杜先生，请杜先生对此事作出定夺。最后，汪曼云还恳请杜先生收李士群为门徒。
杜月笙拿到这份文件后，十分重视，不过他并没有立即答应收李士群为门徒，但是杜月笙却当即表示，以后如果李士群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都会鼎力相助。汪曼云迅速想到李士群已经上了军统局“锄奸”的黑名单，于是汪曼云趁热打铁，请求杜月笙帮李士群通融一下，将李士群的名字从军统局的“锄奸”黑名单中删除。杜月笙与戴笠交往甚厚，这件事对杜月笙来说不过小事一桩，于是，杜月笙当着汪曼云的面给戴笠打了电话，戴笠当即在电话里答应杜月笙，将李士群的名字从军统局的“锄奸”黑名单中删除。
汪曼云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立即将香港之行的成果告诉了李士群，李士群颇为满意。
从此，李士群搭上了杜月笙这艘“大船”。搭上杜月笙这艘“大船”后，李士群在上海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不仅有日本政府为他撑腰，还有众多青帮门徒为他撑腰，李士群不再害怕被军统局暗杀，也更加大胆地开始招揽人马，筹备组建特务机构。
站稳脚跟后，李士群为了讨好日本主子，积极策反昔日的中统同僚，并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反军统官员和国民政府中抗日决心不坚定的官员，这些人贪图李士群抛出的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饵，放弃了中国人最根本的民族气节，成为了汉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李士群就成功地收买了数名国民党要员，并在军统内部安插了自己的“鼹鼠”，这些汉奸将国民政府和军统的机密情报偷偷泄露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将这些情报悉数汇报给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导致军统局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失败，军统局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重视李士群，但是并没有真正重用他，只把他当成一名小卒，每个月仅仅发给他3000日元的活动经费，而且没有给他配备枪械。
而在李士群一次次提供了有效的情报，为日本特务机关一次次卖命之后，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利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的特务组织，所取得的成绩将远远高于用日本特务来对付中国特务。自此，日本政府才逐渐将帮助李士群组建特务组织，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后，李士群在日本主子面前也算立稳了脚跟，开始了他所谓的“平步青云”的政治仕途。
拉丁默邨上“贼船”
李士群对于筹建亲日特务组织，还有很多想法。李士群深知，虽然自己已经攀上了杜月笙这艘大船，也因为表现出色而得到日本主子的赏识，但他个人在上海滩并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单靠自己，不足以拉拢更多的国民政府的官员，除非能找到一个参加革命更早，在国民政府中有一定资历和号召力的人来，和自己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
那么，谁是那个有资历、有影响力，并且愿意和他李士群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的人呢？在李士群所认识的国民政府的诸多官员中，大多数人的职位都不高，所以势力和影响力都不足，这让李士群颇为头疼。就在李士群为找到这样一个人而冥思苦想之际，他安置在军统内部的“鼹鼠”送来消息，那就是他的老朋友丁默邨，竟然被蒋介石免去了一切职务，当下，丁默邨以病重为由，离开了南京，正在昆明养病。
这则消息让李士群眼前一亮，怎么把老朋友丁默邨给忘了！丁默邨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那个人吗？丁默邨和自己有着过命的交情，丁默邨曾经在川岛芳子一事中救过自己一命，而自己也曾在刺杀马绍武一案中，帮助丁默邨躲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暗杀。丁默邨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已久，人际关系广泛，社会影响力较大，如果将丁默邨推到前台，和自己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那么肯定可以拉拢到更多的人马，更快地建成亲日的特务组织。
至于把丁默邨推到前台后，会不会给丁默邨也招来狂风暴雨般杀身之祸，会不会让丁默邨也登上军统局或者中统局的暗杀黑名单，那就不是他李士群需要考虑的事情了，毕竟“死贫道不如死道友”嘛。而且李士群打算，让丁默邨做亲日特务组织的一把手，这也算肥差一件，总好过赋闲在家。而且凭着自己和丁默邨多年的交情，如果丁默邨真的主持了亲日特务机构的大局，自然也不会亏待他李士群。如果丁默邨当了亲日特务组织的一把手后，真的总也“不上道”，李士群也不担心，亲日特务组织的班底是他李士群组建的，他既然能将丁默邨推上一把手的位置，也就肯定能将丁默邨从这个位置上推下来。左思右想，考虑周全后，李士群派人前往昆明，请以“养病”为由窝在昆明的丁默邨来上海商讨要事。
那么，丁默邨为什么被蒋介石免除了一切职务呢？
原来，在李士群上蹿下跳跳梁小丑般为日本政府卖命之时，丁默邨也没闲着。在刺杀马绍武一案中，丁默邨被“CC”系老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这让丁默邨也意识到，只有获得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于是，丁默邨开始积极在国民政府内活动，图谋得到更高的官职，不久，他迎来了他在国民政府中的事业顶峰。1938年，陈立夫命丁默邨接待叛变的中国共产党要员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谁也想不到张国焘会叛党。曾经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生命的张国焘，在1938年4月18日，居然来到武汉，找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然后在戴笠的引荐下，见到了蒋介石，从此便叛变了中国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
蒋介石对于张国焘的到来大喜过望，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到来，不仅仅能够带来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报，还能促使更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要员投靠国民党。于是，蒋介石找来陈立夫，要他负责安排好张国焘的接待工作，陈立夫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丁默邨，要求丁默邨一定要款待好张国焘。
后来，丁默邨在接待张国焘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这使得他终于走上了事业的巅峰。然而，丁默邨被嘉奖后，却被戴笠盯上了。当初，当戴笠得知，蒋介石居然将自己介绍“投诚”的中国共产党要员张国焘交由陈立夫负责接待，便心生不满，结果陈立夫居然又将接待张国焘的肥差，交给了丁默邨，自然心中更是郁闷。在丁默邨因为招待张国焘而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后，戴笠坐不住了，他认为这个靠着和陈立夫的裙带关系上位的丁默邨，不配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嘉奖，他认为这个嘉奖应该属于为蒋介石鞍前马后效力，宁可豁出性命的自己。最后，出于嫉妒和不满，戴笠命令手下特务们搜集了大量丁默邨在招待张国焘的过程中，贪污公款的证据，在蒋介石面前狠狠地告了丁默邨一状。
蒋介石一向信任戴笠，在看到戴笠提供的丁默邨贪污的诸多证据后，大为震怒，他的确极其重视张国焘的“投诚”，他认为张国焘必定能够带领国民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容忍手下官员贪污招待费。震怒之下，蒋介石撤销了丁默邨的一切职务，只留给丁默邨一个“少将参议”的军衔，一份微薄的军饷，丁默邨就此被搁置起来。
丁默邨所谓的“事业巅峰”就此结束，他如坐过山车一般，一下子就滑入了人生的谷底，郁闷不已的他借口病重，躲到昆明独自窝火去了。
就在丁默邨为蒋介石对自己的严厉惩罚而满心怨恨之时，李士群派出的说客找到了他，他当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投靠了日本政府，对于李士群专程请他到上海去也颇为奇怪。但是，对于当时门可罗雀的丁默邨来说，老友李士群派人来请，颇让他心生暖意。于是丁默邨决定到上海去和李士群叙叙旧，看看能不能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
丁默邨来到上海后，就随着李士群的说客一起到了大西路67号，当丁默邨意识到，李士群所谓的要事，就是要他做汉奸，来主持亲日特工组织筹建工作时，颇感为难。虽然丁默邨也并不是什么爱国之人，而且当下已经在国民政府内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从没想过要做一名汉奸，毕竟做汉奸这种事情，还是背叛国家，遭人唾骂的。
对于丁默邨的犹豫，李士群并不感到意外，他利用各种条件诱惑丁默邨，“苦口婆心”地劝解丁默邨，他以丁默邨当下在国民政府中的落魄局面为突破口，一步步说服丁默邨。丁默邨当时也的确颇为失落，靠着国民政府给的一点点微薄的军饷生活，不管在权力还是在物质上都极大贫乏。
李士群对丁默邨说了很多很多，直到最后，李士群看丁默邨还是犹疑不决，便孤注一掷地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枪，然后用力地拍在桌子上，视死如归般对丁默邨表示，反正自己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了，你丁默邨要是不愿意，就杀了我这个汉奸，去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吧！
李士群这最后一招，让丁默邨终于无路可走，最后，丁默邨不得不同意和李士群合作，叛党投日。于是，丁默邨住进了大西路67号，开始担任亲日特工组织的筹建人，而李士群的确也信守承诺，将筹建亲日特工组织的主要权力全部交给了丁默邨。也就是说，丁默邨就此成为未来的汪伪76号的一把手。
1939年春节刚过，丁默邨和李士群便拜访了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向土肥原贤二阐明了二人组建亲日特工组织的详细计划和在上海开展特工行动的主要步骤。
丁默邨和李士群将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分为以下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由丁默邨和李士群搜集情报，获取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名单，提供给日本特务机关，然后由日本特务带头抓捕这些人员，将国民党的特务们逐一铲除。
第二种策略：由李士群去找杜月笙，利用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协调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对立的关系，并商定双方以后不再展开相互的暗杀行动。
第三种策略：由丁默邨和李士群组建一支亲日特务组织，由日本政府定期拨款支持，这支亲日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是将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并积极策反国民政府特务机构中的特工，将他们收为己用，再用这些人对付他们昔日的同事，“以夷制夷”。
其实，丁默邨和李士群明知，前两种策略并不可行，他们之所以给出土肥原贤二这样三种策略，不过是为了衬托最后一种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土肥原贤二在听了二人的叙述后，十分高兴，认为选择“以夷制夷”才是上策，决定促成亲日特务组织的加速成立，于是，抗日战争期间令人闻之胆战的“魔窟”——汪伪76号的建立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