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犬儒主义反对犬儒主义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1994年6月9日戈尔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历史上有六位总统毕业于哈佛。戈尔自毕业后也立志从政，并且当上了副总统。
For my part，in the 25years since my Harvard graduation，I have come to believe in hope over despair，striving over resignation，faith over cynicism .
对于我，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能与母校再次重逢，能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爱这里的一切！
今天是哈佛大学一个特殊的日子，1994年6月9日星期四。早晨这儿的礼堂里云集了25000人，他们来这儿庆祝这个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对于我，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能与母校再次重逢，能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爱这里的一切！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1969年的毕业生，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在这个校园里，他们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差别，但岁数比现在的毕业生大，事实上他们肩负着保卫现代文明成就的重任。还记得1944年的那个毕业班，在诺曼底的纪念会上，克林顿总统纪念为二战阵亡的英灵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在纪念名单上。学生们离开哈佛大学直接来到了军营和部队训练基地，再从这儿到被战火包围的欧洲战场。当时参加毕业典礼的有11个人，剩余的一些人还在部队里。有些人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校园，他们的名字被写在纪念堂的大理石上，有些人与母校重逢，今天也站在这儿庆祝其50年后的重逢，我向你们致敬！
1969年的毕业生，没有向你们的奉献、你们的牺牲致敬，但我们很清楚是你们在1944年的奋斗，才改变了世界的局面。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你们在那个喧扰的一年里所作的一切对今天的形式有着重大的影响。我想在这儿说，世界的变化与1969年的大事件也是紧密相连的，那一年是个充满矛盾充满光荣痛苦的一年。
1969年7月，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都在收看电视转播。那天是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丹坐上宇宙飞船，飞向月球，打开登月舱，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但1969年也是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进行血腥战争，伍德斯丹音乐节（每年8月在纽约州东南部举行摇滚音乐节）开幕式的一年。当我们上课、写论文、听音乐、谈论体育、恋爱时，越南战争使那个小国家经受了肉体上的伤害，而美国却受到精神上的创伤。由战争而引起的无名的悲伤感每天都笼罩在我们心头。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他的当政改变了我们这种民族情结，他下令停止了对越作战。其实这种呈螺旋形下降的民族士气，从五年前肯尼迪被暗杀便已经开始了。
四年哈佛学习的日子里，高昂的民族精神一直都在下降，注册新生的时候，我们被新生活的憧憬所鼓舞着。公民权利法案的通过也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但在贫困的越南所进行的战争却打击了我们，假如把这部分战争消耗的资源用于国内生产和发展，那将会有怎样的进步啊！我们希望民族噩梦快点结束，然而就在毕业的前一年，希望被残酷的毁灭——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种族冲突再度兴起，当时全国上下，就像肯尼迪遇刺时的情景一样，让我们感到前途渺茫，我们为国家走出黑暗的隧道而做的努力都白费了，出路被堵住了，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对职业选择的想法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生戏剧性转变的。1969年离开哈佛，我为周围所发生的事所震惊，但有一件事我是确信的——我以后决不从政。越南战场归来后，我做了十年的报社记者，我在公共事务中重新燃起了兴趣之火。我决不从政的推动力，总体上在鼓励我以另一种方式服务于国家。持续五年多战争结束后，民族情绪下跌又达到了历史最低点，其直接原因便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因此被迫提前辞职），它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下跌，因为政府欺骗了人民。
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和随后的公开道歉；石油以20%的利益暴涨；以武器换人质，进而被恐怖主义者称为“伟大的撒旦”；十年内民族债务增加了四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人民真正收入在下降等这些都增加了美国政府的负面形象，使美国人看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我们进哈佛学习以来，民意测验的数据表明，美国人民对民族精神的态度在迅速变化中。1965年秋天刚入校时，相信政府所做的决策基本正确的比例为60%以上，后来它只有10%。相信政府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服务的比例是29%，而后来则高达80%，这种看法甚至存在于民主党和共产党人中，存在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人中。事实上当有些人在第二天进行的一次新型测试，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他们在测试美国人们对犬儒主义的看法，18%认为自己比五年前有更多的消极态度，9%认为这种玩世不恭的东西较之以前减少了一些，而72%的人怀疑这是政府的另一花招，拒绝回答问题。
民主党的执政或下台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政府对人民的信任以及人民对他们选举的政府的信任。同时民主的文化和政治以一种奇怪方式的结合而存在——轻信和怀疑。实际上，我们代表的民主党的基础就是对人性一定程度上的怀疑。詹姆士·麦迪逊在讨论联邦制法律时曾英明地指出，美国的机构应保护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小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民主并不意味着政治一体化，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区别。人类的无知、傲慢等毛病，我们已拥有。
自由和秩序应该被保护，以确保政府任何一个分支或任何一个集团都能自由的决策，不受制于人。我们是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人民做主人，让他们拥有讨论、争执和持异议的自由，鼓励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这仍是一项革命，这是建立在人性怀疑的基础上，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智力、逻辑思考力和知识的完美。
美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总是会被人性中一直存在的怀疑而阻拦，他们对政党和领导人的怀疑和不安，怀疑他们的领导，领导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智慧和能力。因此人们一方面尊敬我们的国家机构，同时还要像鹰一样盘旋在上空监视领导们的一举一动，并一直准备着用自己的利爪消灭我们见到的任何不足和失败。
我们最尊敬的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7月6日给托马斯·杰弗逊写的最后一封信上提到：“我怀疑我的行政命令会被以夸大的形式和下流的手段而曲解，它不是用在尼录（古罗马暴君36—68年，这里代指残暴的人），恶人以及小偷身上。”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一直是混乱的。美国人常常会为自己的傲慢而沾沾自喜，但我们无法掩饰所犯的错误，失败困扰着我们的良心，罪恶感潜藏在由成功所堆砌的浮华中，他使得我们不敢迷醉于自满。相信失败的存在，对人对事的怀疑，把我们带领到了这样的世界。这些相互斗争的力量形成了今天美国人的性格，然而这些力量必须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保持平衡。如果我们拥有太多的自我怀疑意见，对自治信心的反复打击和伤害，那么我们正常的健康的怀疑主义就会陷入犬儒主义的泥潭，我们将不会相信任何人类社团能帮助自己实现民主理想。
犬儒主义一旦被推广，即对善意的不信任和顽固的抵制，它就可能会成为民主中恶性的势力。怀疑可最终被事实说服，但不能说服犬儒主义，因为它深信，善是不能战胜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恶的。最近一次公众的犬儒思想达到目前高潮，是在一百年前。马克·吐温说：“美国犯罪集团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国会。”那个时代，美国人感到大地在脚下颤动。在债务和拮据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农民被迫离开了土地，走进了冰冷的、陌生的城市，走进了工厂，在那里人和机器没有多大的区别，因此犬儒主义开始盛行。
我们现在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处在不稳定的经济变革中。而信息革命导致了工人的失业，计算机和自动化装置取代了人力劳动。二次大战后，35%的雇佣关系出现在工厂里，如今，从事农业的劳力不到17%，这些人一百年前不得不放弃农业工作，在工厂中工作，如今新的工作——信息革命产生的职业向他们打开，但这时的变革更急剧，经济的调整也更复杂和难料。在这一点上，我们做的比其它国家要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社会都很难提供给大量新工作，甚至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无法达到。所以，公民对领导机构的犬儒主义思想上升也存在于每个工业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