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世纪法国在科学上赶上并超过了英国与科学社会建制化的加速—德国政府重建柏林皇家科学院以及在科学社会建制上的两大标志性做法（科学研究普遍进入大学、进入企业）—欧洲各国和美国迅速仿效德国在科学社会建制上的做法并发扬光大—“大科学”时代的出现.在上一讲，我们介绍了近代科学的社会建制的初步形成，即国家科学院成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个特定的社会圈子，今天我们继续这一话题。
如果说在十七八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科学的社会建制初步形成的话，那么进入19世纪，科学的社会建制在欧洲一些国家便完全形成。说它完全形成，有两个标志：一是科学研究普遍地进入大学，大学变成了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二个特定的社会圈子；二是科学研究进入到企业，企业纷纷成立“工业研究实验室”，工业研究实验室成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三个特定的社会圈子。这两个事件都是率先在19世纪的德国规模性地出现的。
大学与科学研究
您先谈谈大学是怎样变成了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二个特定的社会圈子？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得从18世纪末的法国谈起。
法国在科学水平方面，原来是落后于英国的。但到了18世纪，法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其原因是法国的科学社会建制化进程大大超过了英国。
法国是怎样做的呢？
首先，法国国家干预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的力度加强。法国在国家干预科学技术活动方面，要比当时的英国力度大得多。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独立的国家科学机构得到发展。根据1795年10月25日颁布的法律，1799年4月4日，“法兰西科学院”演化为“法兰西国家研究院”，开幕典礼在卢浮宫的一个大厅举行。其下设3个分部，科学为第一分部。它开始按学科分类，下设数学、机械、天文等若干研究所，共有驻院院士60名。它成为科学界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展现自己探究自然规律抱负的圣地；也是国家各类技术标准的制订者和监护者，成为技术方面的最高法庭；它逐年编纂《学术论文集》，文集具有大型学术丛书的特色。由于按学科开展研究，这不仅导致学科理论的发展，而且导致了在19世纪专业的学会和学报急剧增加。
二是国家从科学、技术专家中挑选部分政府大臣。
当时法国政府认为，一个有效率的政权必然使用它的技术专家。于是，科学家卡诺、拉普拉斯、夏普塔尔等曾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居维叶曾出任教育大臣，富尔克罗瓦曾出任教育督察员，傅立叶和拉蒙曾任省长等等。这些科学家在从政时对推动法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了有效的作用。
这些举措，确实说明政府是重视科学和科学人才的。
其次，科学研究开始进入法国的大学，一些大学教师同时也变成了科学家。这件事情与我们前面讲的19世纪科学制度化的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有关。在18世纪中期之前，一般来说，世界各国的大学教师只是从事教学活动，并不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是国家科学院中科学家的事情。18世纪下半叶，法国注重科学教育的发展。1795年国家立法规定实行普及教育制度，每个省建设中心学校，提供中等教育，科学是主课。在此基础上，国家在巴黎又兴办了“综合工科学校”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它们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高等学校，由一流的科学家任教授。特别是综合工科学校，它最初称“公共工程学校”，于1794年12月21日开学。学校内聚集了一批物理学家。它的体制是准军事性质的。该校人数不多，起初只有392名学生，但都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选拔出的优秀分子。整个课程需要学生刻苦学习4年。学生们在这里第一次有系统地学习科学和数学课程，指导他们的教授是世界一流的，全都是在严格的传统中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他们把笛卡儿的理性精神，把一种追求秩序、统一和学说上的完美的数学规则，灌输给这些法国的青年精英。它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尖子人才，如柯西、科里奥里、彭赛列、泊松、盖—吕萨克、卡诺、菲涅耳等，这些人后来都是世界一流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这两所大学也成为法国培养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
这两所学校的教师在教学的同时，还进行科学研究，发表大批的论文，他们还出版自己的讲义，其中许多都是当时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如拉格朗日的“解析函数论”，蒙日的“画法几何学”，拉普拉斯关于概率的论文，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和拉马克的“动物哲学”。这样，一些大学教授也开始成为科学家。可以说，科学研究已开始进入这两所大学，它们开始变成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二个特定的社会圈子。其局限性是规模不大，仅限于巴黎的两所大学，国内的其他大学并非如此。
法国在这方面是开科学研究进入大学的先河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再次，科技人员之间交流、合作、竞争的渠道拓宽。法国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成果累累，还得益于科技工作者之间交流、合作、竞争渠道的拓宽，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学会的纷纷成立。每个省均成立科学学会，它们都有组织科学的交流、合作、竞争的功能。
还成立了“技术促进协会”，专利法也得以建立。二是巴黎科学院定期对很多发现、发明、制造和对公众有重要性的问题做出报道，并设优秀论文奖等等。三是科学杂志和出版物的数量日趋增多。例如，巴黎出版界大量印刷发行布丰的《自然史》、35卷本《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分类辞典》、《工艺美术汇编》；科学院每年出版的《历史和学术论文集》及许多卷补充出版物；新创学术刊物《物理观察》和《化学年鉴》等。
这说明科技人员之间交流、合作、竞争，是促进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手段。
此外，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将科学家看做是英雄；强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强调数学方法的作用，将数学分析方法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将数学方法引入实验活动，导致定量分析实验的普遍使用。所有这些对在法国创设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氛围有重要的作用。
这说明社会文化对科学事业和学术理论发展，也是有影响的。据说，法国的这些做法对后来的德国有很大的影响，是吗？
是的。在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较法国和英国来说，有很大的差距。
在19世纪初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曾被法国战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宣称：“国家在体力方面的消耗必须用智力取得补偿。”这是他1806年在战场上被法国拿破仑的军队战败而从中悟出的教训。德国政府开始在各级水平上促进商业、工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大政府的干预度，并在此过程中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视教育的奠基作用。在这些做法中，他们注重向法国学习。
德国政府重建柏林皇家科学院，聘请法国科学家来做院士，并以法国国家科学院为样板进行改革，其中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起了重要作用。洪堡在巴黎生活、学习和工作了25年之后，于1827年回到柏林，他熟悉法兰西研究院的工作，并亲身体验过该院由于强制实施标准而在精密分析上取得的成果，他用同样的精密科学的精神和实践来改革柏林皇家科学院。
对柏林皇家科学院的改革，大大地提高了科学院的水平和原创能力。此外，德国政府还有什么招术呢？
有。德国政府从19世纪30年代之后，为了发展经济，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德国政府办大学的宗旨是，要通过大学把科学传授给全民族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因此他们主张科学院应将自己的科学输出到大学。于是，科学院的每个成员也是大学的当然成员，有资格并被鼓励到大学讲课。这种新转折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德国的大学是很多的。
德国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的同时，还提倡对其进行改革，甚至认为大学必须彻底地改革，以保证自然科学的繁荣和科学研究的实验方法推广使用。为此，他们在大学里推行了“教学资格评审制度”，并组建了“教学实验室”。
政府强调对大学教师资格的评审考核，以及对大学教授的委任，国家对此保留了最后权利，但是其具体实施则提倡大学学术自治，由大学评议会负责全部学术事务。德国非常重视保证任命学术职位的高质量。学术任命的必要条件是取得大学讲师和教授资格的人，应该做出在独立研究基础之上的创造性贡献，这种要求便产生了“教学资格评审制度”。这样就促使在大学工作的人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并拿出大量的学术成果。这使得大学里的绝大部分教师一方面要进行教学，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科学研究，这样，大学里的绝大部分教师同时又成为了科学家。
在这方面，德国数学家黎曼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黎曼是19世纪数学史上最具独创精神的数学家之一，在众多的数学领域里做出了许多奠基性和创造性的贡献：他从几何方向开创了复变函数论；是现代意义的解析数论的奠基者；建立了黎曼几何，是组合拓扑学的开拓者；对微积分的严格处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微分方程等领域内也成果丰硕。他1859年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通讯院士，1866年被选为法国巴黎科学院通讯院士和英国皇家学会国外会员。
黎曼于1826年出生在德国汉诺威布雷斯伦茨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牧师，收入微薄。黎曼兄黎曼弟姐妹共6人，他排行第二。由于从小家境贫穷，黎曼19岁时为了尽快找到一个有较好报酬的工作，在经济上帮助家庭，他选择神学专业考入哥丁根大学。除了修读哲学与神学之外，他也去听数学、物理学课程。他听了数学家斯特恩关于方程论和定积分、高斯关于最小二乘法以及戈尔德斯米特关于地磁学的数学讲座，对数学专业产生了难以割舍的兴趣。黎曼向父亲讲述了这一切，请求允许自己改学数学专业，父亲由衷地同意了他的请求。黎曼极为高兴，深深地感激父亲，因为当时从事数学职业的报酬是低于神职工作的。
1852年初，黎曼在哥丁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工作，为了解决家庭经济拮据的问题，他立志要当教授，因为当时教授的工资颇丰。在哥丁根大学按教学资格评聘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他要等两年半以后才能评聘讲师的职位，为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向数学，勤奋地进行数学研究，取得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1855年他通过学术成果评审，取得了哥丁根大学讲师资格，学校开始给黎曼发薪金，但相当低，一年仅相当于200美元。这一年他29岁，家里又遭到巨大的不幸，父亲和一个妹妹相继去世，原来依靠父亲生活的3个妹妹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黎曼和他的哥哥挑起了照顾3个妹妹生活的担子。1857年，他一年的薪金被加到相当于300美元的水平。由于收入不多，又要照顾3个妹妹，生活担子重，他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不敢考虑。然而就在这一年，不幸又从天而降，黎曼的哥哥又去世了，这对他来说如同雪上加霜，照料3个妹妹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在他一人的肩上。从1855年到1859年这5年中，经济拮据、生活清贫一直困扰着黎曼，有时一家甚至陷入对口粮都需要算计的地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黎曼由于对数学的酷爱，仍全身心地投入到数学研究工作之中，在科学的崎岖小道上艰苦奋斗，并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就，他在数学上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完成的。他对阿贝尔积分和阿贝尔函数的研究，开创了现代代数几何；他首创用复解析函数研究数论问题，开创了现代意义的解析数论；他对超几何级数的研究，推动了数学物理和微分方程理论的发展。
随着研究成果的问世，黎曼在数学界的学术声望迅速提高。他受到许多世界著名数学家的赞扬，获得了一个科学家通常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1859年黎曼33岁，他被评聘为哥丁根大学正教授，成为继狄利克雷之后高斯的第二个继任者。这时，黎曼的生活才开始得到改善，才开始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并在36岁时才结了婚。
黎曼的例子说明，黎曼对数学的酷爱和解决家庭经济状况的需求，加上当时德国大学实行教学资格评聘制度，造就了一个数学大师黎曼，以及许多类似于黎曼的大学研究型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