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德国拜耳染料公司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该实验室的成立起步较晚，约在1884年，当时科学家仅有4人。化学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后来将其科学研究活动制度化，制订激励制度、薪酬制度，设计实验室以及组织结构，逐步使之成为现代企业研究所的典范。
杜伊斯贝格才华横溢，他抱负远大，充满自信，组织能力强，且擅长激励与领导别人。1884年进入拜耳公司时，他在一条小生产线上当助理化学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新型的人造有机染料中，发现了3种重要的颜色，其中一种具有很强的商业竞争力，这使他在有机合成染料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几乎没有竞争对手。杜伊斯贝格也因此获得了加薪，他的薪水从2 700德国马克增加到6 000德国马克（大约1 400美元），外加公司净利分红的25豫。所以第一年，杜伊斯贝格仅在专利使用费中就收入了9 000德国马克。他拿这笔钱买了拜耳公司的股票。
杜伊斯贝格的发明很好地说明了科学研究在企业中的作用。新色彩合成染料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1886年，杜伊斯贝格取得了公司全权代理人的职衔，于是他能够以拜耳公司的名义从事业务活动了。他的团队成员到1888年增加为12名，于是他另外设立了一个研究及专利机构，专门从事研究活动，而且研究范围很快就扩大到药品等领域。1888年，开发生产了退烧药非那西汀，接着，拜耳紧随赫司特的步伐，进军镇静剂产品，开发生产索佛那和台俄那。
最后，公司还在总部所在地埃尔伯费尔德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实验室，专门从事药品研究。
几乎从一开始，杜伊斯贝格就努力把现代工业研究组织的要素都结合在一起。早在1886年，他就举办大学式的研讨会，鼓励研究成果交流互动，并让员工随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为使化学家随时了解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促进团队合作精神，拜耳公司还实施了公司例会制度。同时，拜耳公司也认识到，研究是公司内部终身的专业性工作。杜伊斯贝格规定，新来的化学家要花一年时间在工厂的各个部门和实验室之间进行轮调，以学习应用染料、进行褪色测试、处理合成过程以及研究竞争对手的色彩，然后视个人的资质和意向，再分配到生产或研究机构工作。他还亲自督导这项规定的实施，以便找出最适合企业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为了让更多的经理人更好地了解实验室的运作情况，杜伊斯贝格要求实验室的科学家定期递交研究进度报告，1887年，这种报告一般采用日报的形式，4年后改为周报的形式，1906年又改为年终报告制度。
拜耳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在研究项目上向公司产品开发上倾斜，化学家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对发现新染料十分必要的实验上，而很少花在至少两年的长期研究项目上。但同时杜伊斯贝格要求科学家继续关注最新的学术动态，聘用学术界的人士做公司的顾问，还派遣研究人员到大学实验室工作。拜耳和其他染料商还共同创立了研究化学的“威廉皇帝协会”，以促进多种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他们常说：“我们高度关注纯科学领域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也十分赞赏理论化学研究和教育中所取得的任何进展；但是，在我们公司工作的化学家，都必须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实用的成果。”
为了激励化学家并促进他们加强对市场的关注，拜耳公司开始发放奖品和奖金，以表扬那些有助于某一问题解决的有功之臣。根据德国的法律，公司也从获得专利的利润中划拨一定的比率付给研究人员。起初，这一支付比率是5豫，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下降了一半，不过，实际金额仍是很高的。1906年，拜耳公司7位研究化学家中，至少有4位的底薪翻了一番。年薪最高的化学家薪水达9 500马克，约合2 300美元，而他的专利权使用费收入就高达28685美元。
这些都涉及到企业工业研究实验室的“软件”建设，那么“硬件”建设呢？
拜耳公司起初的实验室是临时拼凑而成的，十分简陋。在杜伊斯贝格的大力敦促下，1889年公司负责人同意拨出150万马克，在埃尔伯·费尔德兴建中央实验室。新建筑有储藏室、稀有化学品室、机械工厂，以及中央分析实验室，改变过去让每一个生产部门自行进行测试的做法，从而提高了效率，也防止了工厂经理们对不良结果的掩饰。实验室配有技工、勤杂工、染工、玻璃吹制工，这使研究人员从单调辛苦的工作琐事中解放了出来。这个中央实验室还配有一个技术图书室，杜伊斯贝格不断收购新近去世的化学家们的藏书，同时还不断充实新书，到1906年图书室订阅的期刊就将近300种。图书室还新设立了一个图书部，负责发送相关的研究文章的摘要。拜耳公司的中央科学实验室在1891年8月正式启用，它是将技术发明工业化的一个里程碑。它将企业研究机构从技术生产工作中解脱了出来，并在公司中与销售和生产等部门平起平坐了。也就是说，技术发明研究已从外部的、主要是学术性的机构中，转向了工业企业之中。
工业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只是企业研发—生产—营销中的一环，拜耳公司是如何将三者一体化的呢？
杜伊斯贝格还努力把企业研究整合到拜耳公司的经营大计之中，而不仅仅是建实验室、雇用优秀人才。他从整体上把各项工作组织了起来，以促进科学家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率。整个公司弥漫着用科学方法办事的精神：化学家取代了生产线上的领班；以科学的方法控制和协助生产流程业已成为制度。到1900年其工业实验室内获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人数增加到262人，其中57人拥有研究化学家的头衔，占总人数的1辕4；研究工作也从中央实验室延伸到另外5座实验室，研究范围涵盖了药品、无机化学、茜素、人造橡胶、摄影产品以及技术产品等诸多领域——公司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经营时代。
由于注重实用性研究，拜耳公司的染料专利数迅速增长。1877～1886年仅有专利36件，到1900年则增加为512件，到1914年则增加为8 000多件。与此相似的是，1900年拜耳公司销售1 000种染料和40种药品，而14年后，它销售的染料数目就翻了一番，药品和摄影产品的销售数量则超过了150种。
由此看来，拜耳公司工业研究实验室确实是现代企业R&；D的典范！问题是它早在距今一百多年前就出现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赞叹不已的奇迹！
德国在科学社会建制上的这两个标志性做法，不但在欧洲各国被迅速仿效，而且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注意发展自己的高等教育。不久，美国人已经不需要再花一大笔钱远赴欧洲留学了，在本国就有学习科学的机会。美国大学仿效德国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加以发展。19世纪的德国大学，只有专业，并没有校、系两级组织结构，每个专业设置2～3人的教授席位。美国大学将其发展为校、系两级组织结构建制，按科学学科分类设若干个系，每个系内设十多名教授席位，此外还增设更多的副教授席位。系的建制有利于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加上美国大学校园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大学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的风气便很快形成。例如，普渡、威斯康星以及麻省理工等美国大学，都努力致力于“理论”科学的研究，同时还于19世纪80年代设立了机械工程系，随后又设立了电气工程系。副教授也像教授一样，可培养研究生。这样，研究生培养的规模就比德国大，于是一些大学出现了“研究生院”的建制。
这说明，到19世纪末，美国通过借鉴德国的经验已将美国的大学转变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二个特定的社会圈子。那么美国是怎样将科学研究引入到企业中去的呢？
美国的科学家也和德国的科学家一样，是分为三个阶段进入企业界的。首先是做控制和测试技师，接着是当学者型顾问，以力求改善企业的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最后才是做百分百的工业研究员。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企业建立工业研究实验室的时期。德国的企业跨出这一步袁是在企业取得规模经济以后的事。一旦企业获得了某种行业的主导地位，企业领导人就会认为，企业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开拓现有的产品市场，而且还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美国企业家也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
伊士曼柯达公司的资深研究主任米斯解释说：“也许你会认为新的科学发现对你的企业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别忘了，有一天你的竞争对手会利用这些新的科学发现，研制出新一代的产品，将你的生意抢走。”这是美国企业家要仿效德国在企业内成立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基本动因。
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拥有大规模的企业研究的雏形，这些研究通常都在消费性化学用品和食品加工领域内进行。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于1890年请来了科学家威廉·伯顿，进行脱硫研究工作。同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戴维·韦森接任了美国棉油公司新设的中央工业实验室首席化学家兼经理一职。1896年，乔治·伊士曼在伊士曼柯达公司设立工业研究实验室，他说：“如果我们每年都能推出经过改良的新产品，那就没有人能跟我们竞争了。要想和我们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我们一样对产品进行及时的改良。”
截至1900年，美国至少已经拥有39座企业研究实验室，但他们全都致力于对现有的产品进行改良，而很少做较长期的研究项目，因而他们未能成为工业研究的典范。19世纪80年代，贝尔电话系统曾经致力于理论科学研究工作，在机械部门主管哈蒙德·V.海斯的领导下，该公司的研究机构开始探讨电话传输的基本理论科学问题。
1900年后，美国人对拜耳以及其他德国染料公司所创立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做法尤为关注，他们邀请杜伊斯贝格到美国各地访问、演讲，传经送宝。杜伊斯贝格在美国成了风云人物，家喻户晓。许多大公司也纷纷成立工业研究实验室。1901年通用电器公司成立了企业工业研究实验室，1902年，杜邦公司成立了东方实验室，1910年，西屋电气公司成立工业研究实验室。到1914年，美国约有100家企业研究实验室，约有1 000位专业研究人员。
特别是通用公司、杜邦公司和1925年成立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在规模上，在管理制度上，已完全成为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典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德国同行。
美国在20世纪技术大发展和经济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企业的工业实验室的现代化、大规模和高水平。这反过来也说明科学社会建制化的作用和必要性。
由于在19世纪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科学社会建制的完善，从世界的范围来看，科学事业较以前得到空前的繁荣。科学事业的繁荣导致了科学家人数按指数增长，科学研究活动的蓬勃开展，科学发现的数量按指数增长，科学杂志数量按指数增长，科学理论的革命层出不穷。19世纪，德国化学家维勒人工合成了尿素，德国生物学家施旺和施莱登建立了细胞学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论，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提出了“地质学原理”，英国物理学家焦耳等人提出了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电磁学理论，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这些重大的科学发现举不胜举。有人统计过，19世纪科学家的科学发现的数量，大大超过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到18世纪末为止所有科学发现数量的总和。
19世纪科学事业的发展，也为20世纪初和中期出现的物理学革命、地学革命、天文学革命、生物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科学在19世纪繁荣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其标志是“大科学”的出现。在近代，一项科学研究活动可以由一个人就能完成；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一项科学研究活动有时候就需要由十来个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才能完成；到了“大科学”时代，有时一项科学研究活动就需要由成百上千的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耗资巨大，横跨空间巨大，例如美国阿波罗登月的航天科学研究就是大科学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