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在所有人类文化活动中最具有“一致性”特征的，因为评价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当人们面临非共识项目时，就容易产生困惑不解。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以前那种认为“所有的”科学理论评价都具有一致性，实际上是一种对科学评价的误解，至少是一概而论，以偏概全。在科学共同体内，由于对立项申请书非共识评价的存在，常常导致相当数量的非共识项目被淘汰，无法获得经费资助。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处于现代科学前沿的研究项目，如果得不到经费支持是很难被实行的。历史表明，在非共识项目中常常藏有“金子”，如能将其付诸研究，日后即可发展成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成果。这种情况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有，这实在很不幸。其原因何在？
S·科尔认为，如要揭示非共识项目存在的原因，将科学知识分为“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两个部分是很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也有核心与前沿之分。
例如，今天人们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等人的量子力学、沃森等人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等，都作为科学的核心知识，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对它们的认识是取得了共识的，具有一致性；而将科学家在规范场、统一场论方面新近的前沿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则看做是前沿知识。
S·科尔等人新近的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规范的科学共同体内，从总体上来说前沿知识的项目评审，也有如下一些规律性特征：
（1）对处于前沿知识的项目评审，评价结果总的来说分歧较大，共识度偏低。
（2）其中的差异可被分为两大类：由那些评审专家的意见不一致而导出的差异，由申请的特点而导出的差异。统计结果表明，大约有2/3的差异来自评审专家的意见不一致，1/3的差异可归于申请本身的特点。
（3）在评价中，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是连结着来起作用的。统计结果表明，申请本身（申请项目的质量）的认知特点，是该项目获准立项的主要原因；相对地，申请人的社会特征对申请的评价上所起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4）在评审过程中，对申请人的姓名是否采取密封的办法，这对非共识的产生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科尔所说的评审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因素”又是指哪些呢？
科尔研究的成果表明，在前沿知识领域，非共识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申请本身的原因，二是来自评审专家的原因；其因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知上的因素，二是社会因素。
申请者本人的社会特征也是诱发非共识的一个社会因素。项目申请书上不可避免地向评审专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申请人的社会特征的信息，如关于申请人目前所在学术机构的排名、目前所在学术机构的类型、授予博士学位的机构的排名、学术年龄、学术职称的等级，等等。科尔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的新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申请人的这些社会特征对评审的结果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致使评审专家意见不一致的认知因素，包括评审专家对评价标准权重选择的不同，对新的科学思想、新的技术原理评价过于谨慎、思想保守，自己知识结构具有局限性，对项目及全新的领域不甚了解，专家之间学术背景、研究经历、学术水平的差异，在科学思想上与被评价者之间存在差异，考虑到新技术不成熟所造成的风险的不同，考虑到新技术的市场风险的不同，考虑到新技术吸引传统风险投资可能性的大小，考虑到课题做出最终结果可能性的大小，等等。致使评审专家意见不一致的社会因素，包括评审专家、对不同观点不够宽容、在意识形态上与被评价者之间存在分歧、在利益上的利害关系、对项目评审缺乏责任感、民族自尊心问题、学术腐败，等等。
受学术权威的影响也是致使评审专家意见不一致的社会因素，学术权威的作用之类的社会因素在项目评审中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并不是由一堆堆像原子一样孤立存在、对每个成果都是由自己来评价的科学家组成。科学家们对别人成果的评价并非都建立在直接阅读或独立阅读的基础上。大多数科学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读那些同自己的研究工作关系不大的著作。即使他们读了这些著作，他们也不具备相应的经验或技巧来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独立评价。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在评价他人的成果时，要受他们的受尊敬的同行也就是学术权威的影响。学术权威的作用是评价系统中一个关键的社会因素。事实上在科学共同体内评价项目工作的过程中，当一个新的思想提出来后，它必须得到评价，这个新思想能否成为共识的一部分，或者是被抛弃，在评价过程中，有一些人的意见是更起作用的。他们为批准者或评价者说话，对什么工作被认为是好的、什么工作被认为不重要起着最突出的作用。这种最重要的批准者或评价者通常是著名的科学家或“明星”，他们代表着合法的学术权威。科学共同体建立共识的主要机制之一，就是使精英变为权威。如果要追溯历史渊源的话，评审专家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已将权威所奉行的标准内在化了。绝大多数科学家在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著名的研究生院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跟著名科学家一起搞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导师的观点就影响了他们的学生所接受的标准，以及这些学生随后所做的评价。这样，一位很具魅力的著名科学家的智力偏好和风格就会直接影响到他成百上千的学生所使用的评价标准，还会间接影响到这些学生的学生所使用的评价标准。
从科尔的研究成果看来，立项及其评审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掺杂社会因素。这种社会因素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是科学共同体这个小社会内部所特有的，它有别于科学共同体外部的诸如科技政策、文化环境等社会因素；二是它又将科学共同体与外部的诸如科技政策、文化环境等社会因素沟通起来，如由于它的影响，有些科学家的申请书获得立项，因而受惠于科技政策的资助，于是探究活动就开展得起来，而另一些人则不然。在当今由于立项及其评审是科学理论探究中的重要一环，从这个意义来说，科学理论探究确实有其社会建构的一面。同样地，在对前沿知识研究成果的评价与被接纳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社会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说，科学理论发现从前沿知识被接纳为核心知识，也确实有其社会建构的一面。
虽然科尔对非共识现象的研究，只涉及到科学理论探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科学社会学家认为，它所揭示的科学发现的社会建构性质，在探究过程中的其他环节上也是存在的。
以前，科学哲学只把认知因素看做是科学理论发现的内源性因素，而将社会因素看做是科学理论发现的外部因素。现在，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把社会因素也看做是科学理论发现的内源性因素，这样看问题就全面得多了。那么揭示科学理论发现的社会建构性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认识到科学理论发现确实有其社会建构的一面，对如何加强科学共同体内的管理有指导意义。例如如何认识和整治科学共同体内的“学术腐败”就是一例。当前我国科技职能部门在项目发包和验收、学术论文的评审、学位点的评审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学术腐败现象。不少人认为不可理解。其实只要你认识到科学探究的社会建构性，这种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一些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在其中起作用。学术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极少数科技人员道德素质快速滑坡外，一些科研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管理制度上尚有缺陷，也是重要的原因。按理说，这些评审活动都是采取同行专家评审制度的，这与国际上是接轨的。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主要出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有时没有真正做到评审者是同行专家。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真正的同行专家不仅要同行，而且还要同研究方向。但是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二是同行专家评审的独立性、公正性和规范性，在近几年也受到社会因素的污染。在个别领导打招呼、被评审者猛烈的“公关”活动、本位主义思想作怪等因素作用下，同行专家在评审时，言不由衷甚至讲违心话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样就削弱了同行专家评审制度的把关和监督功能。由于这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管理制度上的缺陷，给少数学术道德水平低下的科技工作者可乘之机，使其越轨行为能够得逞，便产生了学术腐败。找准了问题的原因，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使其科学化、合理化，特别要堵塞那些可能造成学术腐败行为得逞的制度缺陷。
从人类文化史来看，自从有了人以后，各种文化形态如神话、宗教、艺术、历史、哲学和科学就相继应运而生，它们都是人类的种种认知活动。而且这些文化形态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刻意描述和说明自然现象，试图具有认识自然界的功能。例如，在《圣经》中就有上帝创造人和各种生物的说法，试图以此来解释生物和人类的起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阴阳说”，以此来说明自然界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
但是历史证明，在众多的文化中只有科学才为人类提供了认识自然的精确的、有效的工具。虽然科学理论不是绝对真理，但是自从科学产生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就愈来愈正确，愈来愈深入。那么为什么科学较之其他文化形态而言在认识自然上有这么大的神奇功效呢？通过您今天的介绍，原来这是因为科学在认知自然时所具有的一种“探究性”使然。探究性是科学理论发现过程的本质特征，而认知建构和社会建构又是科学探究的两个重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