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方始忿然答道：“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说孩儿手上没有纹路，不是读书种子。孩儿和他辩驳几句，他又挖苦孩儿，说是要么只有前去只手擎天，若要三考出身，万万莫想。”
江氏听毕，一把将曾国藩抱入怀内，笑着抚摩他的脑袋说道：“这是我儿的一个预兆，将来果有这天，我儿还得好好地谢他。”
曾国藩听了母亲的教训，以后真的万分用功。哪知一读十年，学业虽然有进步，可惜每试不中。直至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的那一年，有位岳镇南学使按临到来，他方才进了一名秀才，后在乡试中，又中了三十六名的新科举人。
曾国藩中了举人，他家自从国初到今，乡榜之上并未有过一个名字。曾国藩年仅二十四岁，已经入了贤书，星冈等人岂有还不笑逐开颜之理？于是今天忙竖旗杆，明天忙上匾额，还要祭祖先，宴亲戚，谢先生，拜同年等等之事。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星冈、竹亭几个，一等大事办毕，因为湘省距京太远，主张年内起程，方才不致局促，曾国藩也以为然。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来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就在十月底边，他坐了轿子先到湘潭，再由湘潭雇了民船，前往汉口，再由汉口起早入都，沿途并未耽搁，到京已在年下。到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及至会试期届，曾国藩便随各省举子进场。不料三场文字，虽然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可惜不合考官眼光，一位饱学之士，竟至名落孙山。好在曾国藩为人很有涵养功夫，此次不中，再待下科。
回家之后，星冈、骥云都来劝慰，只有竹亭一个稍现不乐之色。曾国藩一概不问，仍用他的死功。
转瞬三年，二次重复上京，亏他有志竟成，便于道光十八年的戊戍科，中式第三十八贡士，赐同进士出身，二十年授了检讨。那时曾国藩的年纪还只二十八岁，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当年即受座师穆彰阿尚书的知遇，派充顺天乡试磨勘，第二年又得国史馆的协修官。科举时代的翰林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曾国藩后来在京十余年勤读史书，最终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可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
道光二十九年的正月，即奉明诏，授为礼部右侍郎之职。曾国藩因见越了四级飞升，反而有些栗栗危惧起来。在他意思，还想奏请收回成命，又是穆彰阿以及肃顺、倭仁等人，都来相阻，曾国藩始行谢恩到部办事；到了八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兼充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里又充顺天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里又充顺天武乡试校射大臣；咸丰元年，曾国藩又兼署刑部左侍郎；第二年的六月，放了江西省的正考官。他就率了全眷同行，预备考毕请假回籍省亲，及至走到安徽太湖县地方，忽接他那生母江太夫人仙逝的讣音，赶忙奏请丁忧，匍匐奔丧。他八月中旬方才抵家，号哭进内，抚棺大恸。那时他的老父竹亭已经六十开外了，即同他的叔婶都去劝他节哀办理大事。曾国藩只好遵命，此后就在家守孝。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操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原来咸丰皇帝起先看见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的奏章，说有土匪作乱，也不把这等小事放在心上，单命军机处拟旨申斥，责成该督抚负责剿灭了事；及见湖南抚臣的奏章，始知该股土匪不是等闲，方始有些着急起来，于是肃顺暗中保举丁忧在籍的曾国藩曾侍郎；又因曾国藩在京的名望甚好，而且老诚持重，又为湖南全省绅士之冠，所以咸丰帝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索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它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然而不久的永顺兵事件就让曾国藩大丢面子，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熬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问，他与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摆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水”，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他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那时正是咸丰二年六月，离开清朝入关的时候既久，一班人民对于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事情已非亲目所睹，既成事过境迁，大家都认清室是主，凡是稍有一些才能的人们，试问谁不望着干点显亲扬名之事。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他陆续任用了塔齐布、罗泽南、杨载福等组成了湘军基本阵容。塔齐布本是驻防旗人；罗、杨两个，又是平日服膺曾国藩的。当下一听曾国藩为了兴办团练，前去相遣，当然不约而同一齐到来。相见之下，曾国藩即将奉旨办理团练、拟请他们帮忙之事告知他们，三人听说，略谦虚几句，欣然允诺。
张抚台又派候补参将曾大成，亲送照会前来。曾国藩因见曾大成的身体魁梧，精神饱满，还算一位将材，便也把他留下，以借差遣。曾国藩瞧得大致业已楚楚，便将招募人民充当团勇的告示贴出，不到几天，已满预定的五千人数。曾国藩复与罗、杨、塔三个商议一下，把那五千团勇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队，自己兼统了中队；又命罗、杨、塔三个，分统东、南、西的三队，尚余北队。
正在物色相当人才的当口，谁知他那几个兄弟都在家中和他父亲吵个不休。大家说是大哥三考出身，做到侍郎，这是他肯用功所致，我们没有话说；现在朝廷既是派了大哥督办团练，这是保卫桑梓之事，凡有血气的人们都是应该做的。父亲快快寄信，我们拿了好去局中自效。那位竹亭封翁竟被他的几位贤郎吵得无法对付，后来还是写信先去问了曾国藩，究竟怎样办？
接到回信说是：曾国藩业已受了朝廷的恩典，自然只好以身报国，但是因此久疏定省，已觉子职有亏；若是再令几个兄弟一齐来局办事，舍家顾国，也非为子之道。既是几个兄弟如此在说，曾国藩一定阻止，又非为兄之道。只有取一个调和办法，可令国葆兄弟一人来局，其余三个兄弟应该在家，一面用心读书，一面侍奉父亲以及两位叔婶。至于家中用度，曾国藩自会按月寄回，不必几个兄弟操心。一个人只要有了学问、名望，便好垂名万世，不必一定做官，方才算得显扬的。
竹亭封翁得了此信，方才算有解围之法，就把此信给四个儿子去看。大家看毕，都觉他们大哥信中的言语，于国于家，于公于私，没有一处不顾周全，没有一处有点漏洞，实在无法反对，方才偃旗息鼓，只让国葆一人去局中。国葆到了局中，见过他的大哥，曾国藩问过家中情形，又以古今大义细细地讲给国葆听了一番，然后方命国葆统带北队。国葆又因兄弟两个，同在一局办事，反而有些不便，即将“国葆”二字改为“贞干”二字。曾国藩倒也为然。
那座团练局中，五位统带既已齐全，曾国藩曾任兵部侍郎，自然晓畅军机，不必说他；就是罗、杨、塔三个，也是大将之材；只有这位北队的曾贞干统带，稍觉年轻一些，军事之学也差一些。好在事事有他老兄做主，所以把那东、南、西、北、中的五队团勇，真是训练得人人有勇，个个能战，胜过那时的绿营十倍。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确是始料不及的。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人如果能立志，则圣贤豪杰做的事都可以做，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不倦，只是钻研孔、孟之学，谁又能阻挡我呢？若是自己不立志，就是每天与尧、舜、禹这些圣人住在一起，亦还是他是他，我是我，一点儿也不管用的！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