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深谋远虑
【曾国藩语录】
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期，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出现，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他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图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朱知县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乡绅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以便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因此向曾国藩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官绅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沂，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搜罗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国藩“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肃顺对之“敬礼有加”。王闽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期间，肃顺就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闽运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闽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面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与肃顺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今天从政的良好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的恶劣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做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这样不但可以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更好地有所作为，服务于大众！
要给自己留有退路
【曾国藩语录】
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负干预地方公务或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得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心里没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去。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子？”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着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人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曾国藩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到大界白五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等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对老人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曾国藩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
“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了？”
“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
又玩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很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又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于是众官员应曾大人之请，一个个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住室，嘴里连连嘀咕，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
“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呢！”
“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
“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
“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巾夺过扇子丢到地上。
“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他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了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这把折扇同时也给足了亲人以面子，并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谋事之深，虑事之远，不可谓不厉害。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常胜不败的奥秘之一。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经常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事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一定要注意度的原则
【曾国藩语录】
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
曾国藩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清廷要官一事，几乎断送了他一生的前途，晚年他曾对此痛加检讨。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曾国藩对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有了更好的把握有了一定的“度”的概念。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得实惠，步步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