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在家的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前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用“让他三尺又何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将地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着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拉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却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里不仅剿杀哥老会实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呢？”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处理不好则会虽然日常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几种做事缺乏成功的人
【曾国藩语录】
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居官为宦的人，有许多人走向了失败，有的人失败原因很清楚，也有的人不清不白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的处理、与时代是否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硬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而败的四点见解：
其一为“昏惰任下者败”。曾国藩说，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天下所有的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未必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庸才。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虽显得不足，但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大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明君与昏君于一身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了开元盛世。然遗憾的是，唐玄宗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在他执政的后期，纵欲无度，生活奢摩，昏惰任下，造成了天宝危机。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事，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改任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口密腹剑，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在位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除了任人唯亲外，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至3000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1000余人。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历史的经验说明，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其二为“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人欲求成立，就必须除掉骄傲的恶习，“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改革旧弊，诛杀阉党，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而遗憾的是，思宗本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在内忧外患俱存的危急之秋频罢宰相，“用匪其人”，遇事急于求成，误杀、乱杀了诸多朝臣。例如：思宗希望增强辽东一带的防守，在群臣的推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他还赐酒慰劳。后来，皇太极亲带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入塞劫掠。因袁崇焕以前曾与清议和，有人诬陷他引诱清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思宗便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第二年处死。如此等等，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明朝更加无人可用，思宗又重蹈前帝的覆辙，起用宦官，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思宗吊死煤山的惨局。明思宗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因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
其三为“贪鄙无忌者败”。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汉桓帝、汉灵帝好利贱义，成为有名的昏君；隋炀帝奢侈腐化而死于非命；吕不韦贪鄙无忌最终自饮毒酒；田延年贪赃枉法事败自刎。在《蜀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秦惠文王准备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出兵蜀国的捷径，于是就让工匠雕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装在石牛的屁股后面。蜀人看见了，以为石牛能屙金子。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将石牛运入蜀国。运石牛的道路修成了，秦国的军队便跟随其后，对蜀国发动突然袭击，蜀国便亡国了。历史上像这样亡国、亡身的教训不可胜数。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享受厚禄，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
其四为“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旧唐书》云：“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去除邪恶之徒不要犹豫不决，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切忌三心二意，这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能兴旺昌盛。明太祖朱元璋在平乱之时对徐达信之任之，从来不对其进行任何节制，朱元璋对徐达说：“将军的智谋勇敢超群绝伦，因此才能遏制贼人，削平群雄。逢事一定禀报，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对此十分赞赏。但是，将在外，君主不便指挥。将不视军中情况缓急便宜行事。我不加以约束。”即使徐达打了败仗，损失残重，也未遭受过朱元璋一句指责。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信任和宽容博厚，才使得徐达有了拔取两座都城、三个省会、百余个郡邑的战功，为明朝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用人才时候，要给与充分的信任，不能存在任何猜疑之必，切不可多疑善忌，用人不专，朝令夕改，反复多诈，否则将自引其咎。当年的“赤壁大战”，曹操就是由于对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缺乏信任才中了孙刘的“反间计”，从而使其水师失掉了水上优势，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史实证明，上以推诚待下，下必谒诚而效命，只有上下一心，上下同德，才能成就大业，兴旺百事。
历来仕途多变幻。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内，且能洁身自好，常保盈泰，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总结居官四败的基础上又从“责任、道德、才具、态度”四方面提出了为官的要求，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步辉煌。
做一个成大事的人，要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曾国藩所说的失败原则，指出了仕途中应引以为戒的主要方面，对现今当领导之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