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内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官们都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扞卫自己的人格宁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他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填塞于胸，就能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当今的成功人士，从李嘉诚到柳传志，从曾宪梓到荣毅仁，他们无不虚怀若谷。但一个豁达的心胸并不是与身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不断修养与培炼达到的，这需要我们向以往的圣贤学习，同时也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培育浩然之气！
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曾国藩语录】
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变化气质，超凡适度圣？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征。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他尤为鲜明地表现出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这一年半是曾国藩一生思想及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着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曾国藩经过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又乘船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人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人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人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记得有人说过：现实永远是残酷无情的，不是现实来适应你的需要，而是你来适应现实的需要。要做大事的年轻人，必须时刻懂得这个道理，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不断调试自己的人生，做到与时俱进，这种过程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痛苦，但要使自己不被时代被抛弃而取得成功，舍此以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