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北风乍起时
在寒潮乍起的清晨，他深深牵挂的，是北风尚未抵达的武汉，却忘了北风起处的故乡和已年过七旬的母亲。
看完电视以后，老王一整晚都没睡好。第二天一上班就匆匆给武汉打电话，直到9点，那端才响起儿子的声音：“爸，什么事？”他连忙问：“昨晚的天气预报看了没有？寒流快到武汉了，厚衣服准备好了吗？要不然，叫你妈给你寄……”
儿子漫不经心：“不要紧的，还很暖和呢，到真冷了再说。”
他絮絮不休，儿子不耐烦了：“知道了知道了。”搁了电话。
他刚准备再拨过去，铃声突响，是他住在哈尔滨的老母亲，声音颤巍巍的：“天气预报说，北京今天要变天，你加衣服了没有？”疾风阵阵，从他忘了关好的窗缝里乘虚而入，他还不及答话，已经结结实实打了个大喷嚏。
老母亲急了：“已经感冒了不是？怎么这么不听话，从小就不爱加衣服……”絮絮叨叨，从他7岁时的“劣迹”一直说起，他赶紧截住：“妈，你那边天气怎么样？”老人答：“雪还在下呢。”
他不由自主地愣住了。
在寒潮乍起的清晨，他深深牵挂的，是北风尚未抵达的武汉，却忘了北风起处的故乡和已年过七旬的母亲。
人间最温暖的亲情，为什么竟是这样的？老王自己都有点发懵。
（叶倾城）
生日卡片
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啊！
刚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的那一年，我好想家，好想妈妈。
虽然，母亲平日并不太和我说话，也不会对我有些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虽然，我一直认为她并不怎么喜欢我，平日也常会故意惹她生气；可是，一个14岁的初次离家的孩子，躲在宿舍被窝里流泪的时候，呼唤的仍然是自己的母亲。
所以，那年秋天，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在卡片，我写了很多，也画了很多，我说母亲是伞，是豆荚，我们是伞下的孩子，是荚里的豆子；我说我怎么想她，怎么爱她，怎么需要她。卡片送发出去了以后，自己也忘了，每次回家仍然会觉得母亲偏心，仍然会和她顶嘴，惹她生气。
好多年过去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才算真正明白了母亲的心，才开始由衷地对母亲恭敬起来。
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国外教书，只有放暑假时偶尔回来一两次，母亲就在家里等着妹妹和弟弟读完大学。那一年，终于，连弟弟也当完兵又出国读书去了，母亲才决定到德国去探望父亲并且停留下来。出国以前，她交给我一个黑色的小手提箱，告诉我，里面装的是整个家族的重要文件，要我妥善保存。黑色的手提箱就一直放在我的阁楼上，从来都没想去碰过，一直到一天，为了找一份旧的户籍资料，我才把它打开。我的天！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资料都在里面了。有外祖父早年那些会议的照片和札记，有祖父母的手迹，他们当年用过的哈达，父亲的演讲记录，父母初婚时的合照，朋友们送的字画，所有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却还保留着一层庄严和湿润的光泽。
然后，我就看到我那大卡片了，用红色的圆珠笔写的笨拙的字体，还有那些拼拼凑凑的幼稚的画面，一张用普通图画纸折成四折的粗糙不堪的卡片，却被我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收在她最珍贵的箱子里，和所有庄严的文件摆在一起，收了那么多年！
卡片上写着的是我早已忘记了的甜言蜜语，可是，就算是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是常有的。忽然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好像只画过这样一张卡片。长大了以后，常常只会选一张现成的印刷好了的甚至带点香味的卡片，在异国的街角，匆匆忙忙地签一个名字，匆匆忙忙地寄出，有时候，在母亲收到的时候，她的生日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所以，这也许是母亲要好好地收起这张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只给了她这一张而已。这么多年来，我只会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证据，希望这些证据能够证明她是爱我的。而我呢？我不过只是在14岁那一年，给了她一张甜蜜的卡片而已。她却因此而相信了我，并且把它细心地收藏起来，因为，也许这是她从我这里能得到的惟一的旺据了。
那一刹那，我才发现，原来，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啊！
（席慕蓉）
偶然和必然
当我们也都年过花甲，到了鬓发斑白的时候，“打打架”该是一种多么有滋味的回忆。
如果说，在我人生三十几年的生活道路中有哪一个选择使我终身受益的话，那么，这个选择是十三年前的那一次：我选择了他做我的丈夫。可十三年前，我的同学和老师都为我的选择吃了一惊。关心我的同学说：“你难道准备和一个随时有残废危险的人过一辈子？”
偶然——在人生中有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要不是听了李厚基先生那一堂十分精彩的《红楼梦》课，我就不会死乞白赖地从外语系转到中文系，也就不会遇见他。
1975年，那时，下午的课常常被政治学习占领。一次，下午课是讨论“怎样看待张铁生的人学考试和****翻案风”。各组代表依次发言，大讲“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的伟大意义”、“张铁生的造反精神……”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听见个不入调的声音：“凭劳动态度录取大学生，考‘0’分上大学，当英雄，这是对知识的极不尊重，是对教育的嘲弄。我担心，这样下去，我国将一代不如一代，将来，会出现一批文盲。”此话一出，满堂皆晾，有的同学情不自禁地转脸看看在场的工宣队和系总支书记。有个同学立即站起身，措词激烈地列举大量事实，批判他，一顶顶帽子压过去。可他不动声色地听着，慢慢站起身，微笑着说：“你说的那些事实我不清楚，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我只知道，我妹妹的高中二年级课本里刚刚讲完二元一次方程……”
我们班的全部知青都是****前的高中学生，自然都知道二元一次方程不过是初一的课程，班里一时间十分安静。
我第一次注意地看了看这个男生：穿一套洗白了的旧军装，剃一平头，虎头虎脑的，个子挺高。我仿佛以前从没见过他。同座告诉我，他叫孙力，父亲得了癌症，他老逃学去陪父亲，是个孝子。我不禁暗自为这个孝子捏了把汗。
过后，工宣队派人调查他的表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替他说了那么多好话。
他碰上了好人，当时的系总支书记，竟没让他倒霉。
后来，关于孙力的一些传闻从喜欢在一块儿大侃神聊的知青堆中传来。
什么带着一帮一中的兵团知青从蒙古包里“抢”走正在挨丈夫毒打流血只剩下一口气的“傻”扎根派北京女知青，并把她转移回京啦；什么万人大会上和团长辩论让凶神恶煞的团长哑口无言啦；什么骑马带着一帮兵团哥儿们到各个连队去给受气的知青“出气”啦……孙力在这些传闻中简直像个威风凛凛的“山寨大王”，讲义气，胆子大，可是老有那么点儿“野”劲儿，也有那么点神秘色彩。
毕业了，我们各奔东西。班上的尖子生，学生干部都分到机关，高等院校，他自然后分，分到家门口的一所中学去教书。
刚刚分配工作，同学们还十分热衷于串门，你来我往十分频繁。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居然成了一部分女生的议论中心。我老是在同学中得到他的消息。他父亲去世了，几乎半班的同学都去看望他，可是我没去。矜持和骄傲阻止了我，潜在的因素是什么？怪他没来看我，还是……我没有想过。
有同学告诉我，某日他要来看我。
那天，阳光明媚，我洗了衣服，收拾好房间，不知为什么心情总有点紧张，一次次地去窗口看。终于，他来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我无名火从心里涌起，理也不理他，给其他的人都削厂水果，惟独不给他。他红了脸，尴尬地站起身，告辞了。一阵失落感擒住了我。两个多月来难得见的一面，只有两分钟。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了见我这一面，煞费苦心。先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女生”透点气，好让这个快嘴的女生捎信给我。又去找几个男生说去看某某人，一家家地看，一一直看到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同学家，才仿佛是刚想到似的提议“都走到这儿了，咱们顺便去看看……”如此“顺便”地看了我两分钟，为什么？
骄傲和自尊，同样阻止了他。多么愚笨的两个恋人。
如果不是那场几乎使他致命的大病，也许，我们两人内心的这点秘密，就永远地成为记忆。
他一夜之间，双腿由麻木到失去知觉，麻痹部位逐渐上移接近心脏。医生在接受他住院时，通知学校领导，他的生命难以维持一周。
我得知他住院的消息，是在他被诊断为脊髓癌的时候。我和一位同学急匆匆赶往医院，我发现自己的手脚冰凉，骑车的动作麻木而机械。
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见我，眼睛露出难以掩饰的惊喜。
“没想到惊动了你。”他仍旧是过去那份诙谐的语气，微笑着，眼圈都发红。
“我刚刚知道……”我心痛得发抖。
“知道什么？知道我快死了？”他似乎恢复了平静，从容地说。
“不，不会的……”我想安慰他，又找不出合适的语言。
“甭安慰我，我全知道。我这人有灵感，从别人脸上能看出我的病情。”
“你害怕吗？”我嘴里竞冒出一句蠢话。
“怕什么？像我这样活着，拉屎拉尿靠别人伺候，活着不如死掉！”
他有点激动，停了一下，静静地说：“我一生够本了，什么都经历过了……”
二十五岁的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仅仅是兵团的传奇就算什么都经历过吗？不！你还要有许许多多的经历，我真想叫出来。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我原先知道的那些不过是他二十五年的一些皮毛，他有许多奇特、曲折的经历是别人难以想像的，是属于他自己的财富。
我们相爱了。我们谈过去、谈未来、谈人生，一切都那么合拍，那么协调，仿佛并没有死神的威胁。
与这不协调的是现实，略带残酷的现实。妈妈爸爸知道了，炸了窝，“你要吃一辈子苦！”劳舅介绍个驻外三秘，我拒绝：“他没下过乡。”妈妈介绍个老朋友之子，我拒绝：“他没思想。”
妈说我“鬼迷心窍”，我依旧我行我素。即使短暂，我们也有过真诚相爱，人生不会后悔。
他没有死，医院会诊确诊为脊髓蛛网膜炎，排除了癌。这对我们是个天大的喜事。他脸上的表情却“死”了，冷若冰霜。“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需要你。”下班后，我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看他，得到的是冷冰冰的语言，我真委屈。
“我的病比癌更糟，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我会毁了你。”这才是真情，他为了我，我哭了：“我会给你做把轮椅，推着你。”
一天，我刚进病房，病友的陪伴就慌忙告诉我，昨夜，他趁夜深人静，自己悄悄爬下床，用手撑着，想自己去上厕所，结果狼狈透了，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直到有人发现了他，身上都跌肿了。
大家同声斥责他，大夫、护士和我。
奇迹出现了，他的腿开始有了一点点知觉，医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缓解，整个病症并无改观，他却抓住了希望。
“你肯定会创造奇迹的！”我说。
奇迹出现了。半年后，当他甩开双拐，迈出第一步时，连主治大夫都大吃一惊。
他笑着说：“这也是爱情的奇迹，我总不能让你推一辈子轮椅呀！”
我们谁也忘不了那日日夜夜：我架扶着他，在楼道练走路，爬楼梯。为了治疗、诊断，他抽了七次脊髓，服用大量激素，他变得肥胖，脸上布满了疙瘩。
当我把已经会瘸着腿走路的他带回家里时，妈妈吃惊地对我说：“果真是见了鬼了，我说的一点不错，你是不是发痴呀？他怎么长得这个样子？”
我好像根本没注意到他变了形，也没觉得变了形的他有多么难看，恋爱中的人是看不清相貌的。
我们结了婚。蜜月是在地震棚中度过的。我们把一张大床垫子垫在一张架高的大床下，每天钻进地铺下睡觉。这时期，专业人员和业余人员的地震警报搞得人心慌慌，我们却置若罔问，仿佛存安全岛里，有着充分的时间，谈不完的话。
我们谈到了曾有过的许许多多的感觉和误会。这种回忆从那时起便一直常常伴随着我们，成为我们实际上开始的艰难的生活车轮的润滑剂。它是甜蜜的，每当我们觉得生活很苦很累时，它便中和了生活的味道。它是灭火剂，每当我们因为上下牙的磕碰而发生战火时，它便来消防，使充满火药味的晚上瞬间便烟消云散，只要有人提起一句“想当初……”。
新婚的头几年，我的日子从没有这样的艰难，哺乳，喂婴，生火，做饭，洗涮，缝被整衣，柴米油盐……这一切赶跑了一个年青女子的娇嫩和她所有的好脾气。从来快快乐乐的我变得暴躁，从不会于家务的我常常把一切弄得很糟很糟。只有看到儿子那粉团团的小脸时才有一腔柔情。我把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都给了儿子，但我却忽略了儿子的父亲。后来，他对我说：“那一阵子，我都想和你离婚了。”
“真的？”我不相信地看着他胡子拉碴的脸。
“然后去当你的儿子。”
我笑了，他爱儿子，也嫉妒儿子，儿子占去了他妻子太多的爱。
生活是那样的使人疲惫。那会儿，我在工艺美院当着个“官”，这对我是个苦差事，我天生不是当官的料，便调了工作，到离家近的中医学院当“笔杆子”，这活儿倒颇对心思，但老写官样文章也让人厌烦。
不久，我开始爬格子，写小说，这总算在我的枯燥的工作之外为自己找到一件有兴趣的事。他是我每件作品的初审和终审，打腹稿时跟他讲，写过稿后给他看，他比我的责任编辑还挑剔，从来也没说过一句好话。
“你写一篇给我看看，老是说这不好那不好的。”我不服地说。
“写小说？”他不屑地瞧瞧我的小说稿，“那都是些干不成事儿的人才干的事。比如你啦，当‘官’也当不好，开会又太无聊，只好写小说。”
“算了吧，你有什么事业？”
“当然有啦，比如‘管厕所’啦。”他晃动着手中的钥匙。
我噗地笑出声来。“管厕所”这是个我们家的“典故”。他这人对工作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不论是干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最乏味的事情，他能从中找出兴趣来；最低下的工作，他仍干得津津有味，常常晚上到很晚了，还跟我大侃他干的那些“很重要”的工作，总像是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屁大的“官”儿，他能当成“皇上”模样。我常嘲笑他，又忍不住兴致勃勃地听他侃。一天最开心的，就是晚上听他“侃”一天的所做所为。
“管厕所”是他在病后上班不久后干的一件工作——管学校的迎外宾招待室兼外宾厕所（他们学校是市重点中学，常有外国人来访，因之必备给人专用的二室）。他干得挺认真，而且居然有声有色，后来让校长发现，“提拔”成了班主任，结果一个乱班成了校先进集体；又“提拔”成年级组长，年级组又成了先进；最后当团委书记，结果发明了演讲会，组织学生自我教育，居然推广到全国；他又当选为团市委委员，很快又调到团校当负责人。
我这次没笑多久。厄运突然降临到他头上。一封匿名信以见不得人的手段向他开刀了，而当时的********竟做了批示。没有了工作，他就像没了魂儿。
这时，我正在写一部中篇，刚刚写了前三章。“干脆，你写小说吧。”我说。
“我从来不写这个。”
“你不是说干不成事儿的人才写吗？现在，你能干什么？等审查？
写吧，写了就不闷了。”
他便接着写了下去，一写就上了瘾。人物活活地出来了，故事也愈加复杂。每天六七千字的速度，很快一部十三万字的小长篇脱稿了。当他的“政治审查”结束时，我们接到了出版社的信：小说已经三审通过，发稿。后来，我们又把它改成中篇《真诚》，发表后很快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并接到了上百封读者来信。
匿名信使我们夫妇合作写小说开始了。
逆境是人的黏合剂。有了这年的厄运，我们的生活多了一道彩虹。过去，我写，他忙，像两条不搭界的轨道，而现在却是连接在一起的车厢。
他的“问题”被彻底澄清后，被派到天津《青年报》社当总编辑。
不久，他又“旧病复发”，热恋他的工作了。他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参与精神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依据和创作灵感。他认为，文学不是生活的全部，只是热爱生活和创造生活的人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所以，他对生活，总是先投入，再描绘。在他那里，永远没有脱离大众、孤芳自赏的贵族情调和阴暗、畸形的心理。
我们后来又写了中篇、电影文学剧本和长篇小说，每一个新的构思出来后，我们为之兴奋；每一个人物诞生后，我们便与他同呼吸共命运。似乎，我们笔下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常常我们用这些人物来打趣对方，而这些隐语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生活中又多了些饶有兴趣的东西。
合作也常常不尽人意，两个人同样自以为是，同样的固执，审美感觉又不一样，因此“战争”常常伴随着我们每部合作作品的始终，而且互不相让，以至于儿子从梦中惊醒了说：“求求你们，别再写小说了，一写就打架。”
“能在一起打打架也是好的。”刚刚失去丈夫的妈妈说，话里有无限的沧桑。是的，当我们也都年过花甲，到了鬓发斑白的时候，“打打架”该是一种多么有滋味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