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推开自家小屋的门，他听见妈妈在厨房里走动。“科林，我们需要许多泥炭生火。”妈妈来到前面的房间里说，“炉子快熄灭了，我们也该点上圣诞蜡烛了。”
“妈妈，我不想点蜡烛。”科林说。
“我知道，我也不想。”妈妈回答，“但在爱尔兰，每个人在圣诞前夜都要点一根蜡烛，甚至当家里遇到了伤心的事，你也必须点上这根蜡烛。来吧，这里有两根蜡烛，我们一人一根。如果你挖些泥炭来，我们不久就可以开饭了。”科林来到屋外，把一个筐子拴在驴背上。他牵着毛驴向山上走去。“现在连给帆船进港导航的灯光都没有。”他一边说一边瞟了瞟灯塔，“我不想点蜡烛。”毛驴摇了摇头，凄凉地嘶叫着，好像听懂了他的话似的。
在注视灯塔的时候，科林突然有了主意。
科林急忙跑上山顶。他来到灯塔前，“砰砰”地用力敲门。灯塔看守人达菲先生从塔里跑出来，把门开了一条缝。“年轻人，你把我这个老头子吓了一跳，圣诞前夜应该是平安、宁静、祥和的。你究竟有什么事呢？’’
“达菲先生，”科林气喘吁吁地说，“您从前是怎样点亮灯塔的？您还能把它点亮吗？”
“唉，电线烧坏了，孩子，附近买不到那样的电线。”
“我是说，在没有电之前，您是怎样点亮灯塔的？”
“噢，用放在地窖里的那盏大油灯。现在我这儿没有油——要好几夸脱油才够呢。”达菲先生盯着科林，压低了声音，“我懂，你是在想你的父亲，他在那条失踪的船上……”
“用煤油点灯能行吗？”
“我看行。”达菲先生沉吟着，“虽然我从来没试过。可是，现在村里谁家有哪怕1夸脱煤油？大家都买不起，只能挖泥炭来生火。”
没等达菲先生把话说完，科林就牵着毛驴跑掉了。
他跑回了自家的小屋，迅速从厨房里拿了4只水桶，转身就往外跑。他妈妈追到台阶上：“科林，你上哪儿去？泥炭呢？”科林把水桶拴到驴背上，已经走远亍。
科林知道，圣诞前夜，在爱尔兰人的家里，一根点燃的蜡烛意味着任何走近门口的陌生人都将受到欢迎，他提出的所有要求都会得到尽量的满足。
现在天已经黑了，他能看到柔和温暖的烛火在山坡下面的每一幢小屋里亮了起来。他牵着毛驴不停地奔跑，一直跑到村口的第一幢房子前。
“您能从油灯里给我倒半杯煤油吗？”科林用同样的话问遍了窗口有烛光摇曳的每一幢房子。
一小时后，煤油灌满了两只水桶。
科林来到灯塔前，他敲了敲门，达菲先生走了出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和那满满的两桶油。“竟然有这样的奇迹？”达菲先生问，“这些油足够点上大半夜了！啊，我去地窑里搬那盏大油灯。”
“我再去弄些煤油来。”科林说着就朝山下跑去。
两小时后，科林从邻村搜集了两桶煤油。当他牵着毛驴爬到半山腰时，灯塔忽然闪出亮光。一道巨大的光柱越过山谷，穿透浓雾，射向黑沉沉的海面，达菲先生把大油灯点亮了！
科林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妈妈从炉火边的凳子上跳了起来。“科林，你上哪儿去了？你真叫我担心。你没有吃晚饭，也没有点你的蜡烛！”
“我点了蜡烛，妈妈，一根大蜡烛！这是一个秘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它的确是一根巨大的蜡烛！”
随后，科林吃了晚饭，上床睡觉去了。
他实在太累了，很快就进入梦乡。他整夜都梦见蜡烛，渔船，一桶桶的煤油……突然，他似乎听到一阵吵嚷声。“船进港了！船进港了！”好像有1个声音在他耳边回响。“他们说，幸亏有了灯塔，达菲先生点亮的灯塔。风暴过后的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只能在浓雾里飘荡，摸不清进港的方向，其实他们离海港不过10海里。”
科林睁开了眼睛。天亮了，妈妈正站在门边，人们在外面奔走相告。科林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衣服，跑到门口朝海港望去。是真的！有一条帆船泊在港湾中，在灰色的大海的衬托下，漆黑的帆缆上悬挂的白帆显得那么宁静安详。
科林冲出屋子，奔向海港。他感到湿润的海风吹在他脸上一开始下雪了。啊，圣诞节真来了，幸福从天堂一直降临到他的心里！
（佚名）
一辈子的秘密
原来，我哥竞是爹当年与一位北京女知青的孩子，知青返城时，抛下爹和哥哥，并说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要爹重新给哥找个妈。
我家兄弟俩，我是小儿子，可母亲疼的偏偏是哥哥。哥哥大我一岁，两岁时患了一场病，那时，我们家刚从广西迁到重庆，父母都很忙，把哥的病耽搁了，哥就成了个瘸子，走路一跛一拐的。
记忆中，母亲从小就偏爱哥哥，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执”哥哥的旧衣服穿。过年时，母亲到供销社扯上几尺布，给哥哥做新衣，每次都没我分。
有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哭个没完，冲着母亲喊：“他一个瘸子，能穿出什么样来，还净给他买新的。”母亲一听，像被马蜂蛰了般，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凶了，倒是哥哥过来哄我：“别哭了，衣服做好了，先给你穿行么？”
哥哥为人老实，在村里人缘好，却一直成不了家，谁愿把姑娘嫁给一个瘸子呢？父母只有干着急。
那年，我从师范毕业分到家乡县城教中学，半年后的一天，我与同窗女友领了结婚证，高高兴兴回家，把大红的本子往父母面前一送，报个喜。
母亲从箱底拿出1000元钱，说给我们结婚用。父亲嫌她给得太少了，让她多拿些。母亲不理睬：“说不定老大啥时遇上合适的女娃子，也要钱用呢。
就这些吧，你俩都上班挣钱，日子孬不了。”这时，我发现妻子眼里掠过一丝不满。
在我们婚后3个月，哥哥终于说妥了一门亲事。这时，母亲却一下子就拿出1万多块钱，很风光地为哥哥办了婚事。这时，我轰鸣不平了：“你母亲哪是没钱，都给老大攒着呢，没见过这么偏心的妈。”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有点别扭。打这以后，我和妻子很少回家。尽管母亲捎信让我们回去过年，可我们却只上岳父家。
母亲实在太想孙子了，好不容易进城一趟，进屋就从兜里掏出一把糖，给我儿子。妻子却不给她好脸色看。母亲没话找话，指着电视：“电视这么大，新买的吧？”妻子却话中有刺：“刚买没几天，一点点置办呗。我们结婚时什么也没有，现在不也全了。人哪，啥时都得靠自己。”
母亲知这话是有意说给她听的，脸有些红，坐了一会就走了。后来，哥哥告诉我，母亲回家后，坐在床上抹了半天泪。
那年，父亲患脑血栓，病很重，把母亲和我叫到跟前交代：“老幺结婚时我们没帮上啥，等几年村北咱家那片林子成材了，也值万儿八千的，就归老幺吧。他娘，别忘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不久老人家就咽了气。我和妻子都觉得爸好，不是为钱，就为他老人家这点心意。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一落千丈，很快消瘦下来，咳嗽不止。
一晃3年过去，母亲把林子卖了1万元，她马上用这钱买砖将她与哥合住的房子翻修了一遍。起初，哥哥坚决不同意，说这钱是爸留下来给弟弟的。
母亲就瞪着眼睛：“我还没死呢，这钱怎么用我说了算！”
我妻闻讯后，马上把一腔怨气全撒向我：“没见过这样的妈，心眼长在肋巴骨上了，连老爸留给咱们的也要变相给老大，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你妈生的？”面对盛怒的妻子，我只有沉默。
房子刚修好，母亲就查出了肺癌，且是晚期。
那天晚上，母亲知道自己不行了，特意请人把我叫到身边，拉着我的手，看了我半晌，眼角就淌下泪来。我说：“妈，您有啥话就说，我会听的。”妈点点头，说：“娃呀，你哥苦啊，以后，你一定要多照应他！”
我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但还是对母亲说：“您放心，只要我锅里有，哥碗里就有。”母亲这才舒了口气，然后，又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她沉默着，也不看我，好一阵才说：“娃，别怨娘偏心，你哥苦啊。”我没说话，母亲用力握了握我的手，一松，人就去了。
按老家规矩，老人过世，儿孙们要拿一床老人们用过的被子，取“辈辈相传”之意。嫂子要我们也拿一床，可妻子执意不要，说生前就没得过老人的好处，死后更不用了。我知妻子的心里有疙瘩，也没强求，只拿回父亲生前留下的几本书，权作个纪念吧。
母亲去世一个月后，我因工作上遇到一个古体字，想查查父亲留下的康熙字典，没想到从里面翻出一封信，那纸早已泛黄，脆脆的。一看内容，我不由愣了——原来，我哥竟是爹当年与一位北京女知青的孩子，知青返城时，抛下爹和哥哥，并说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要爹重新给哥找个妈。
此时此刻，往事一幕幕重现眼前，我终于明白了为何父亲从来不带哥哥回老家，因为老家人都知哥的亲娘在北京呀！母亲一生对哥哥如此偏爱，原来是因为他没有亲娘，而且又是残疾！所以，母亲才宁愿将爱多点给这个非亲生骨肉啊。可惜，母亲走后，我才读懂她老人家珍藏心底的秘密。好后悔错怪母亲这么多年！
（佚名）
宋庆龄和她的保姆
宋庆龄和李姐的关系，只是她波澜壮阔的生活海洋里许许多多动人故事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大概所有来晋谒宋庆龄墓的人都会感到震动的吧，一个泱泱大国名誉主席的墓，竟是这样的简单、朴素。在她墓的左面，还有完全一样的另一座墓，安葬着一位默默无闻的劳动妇女一李燕娥。
李燕娥，她是谁？为什么安葬在宋氏陵园，和国家名誉主席并列？
1928年，16岁的李燕娥来到宋庆龄身边当保姆。庆龄当时已是著名的孙中山夫人。像所有没见过庆龄的人一样，燕娥以为要见到的是个何等显赫的人物，是个多么难伺候的贵夫人呢！她怯怯地不敢抬头。没想到庆龄一见面就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家里几口人？识字不识字？
当知道燕娥的不幸婚姻时，庆龄充满同情地连连说：“你好可怜，你好可怜哦……”这样亲近、这样关切的声音，只有做妈妈、做姐姐的才发得出来，燕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失了。她抬起头来，不禁呆住了，呀！夫人这样美，又这样可敬可亲。从这天起，李姐（夫人对她的称呼）一直跟随庆龄，整整陪伴了53年，直到1981年2月先于庆龄而去世。
由于庆龄在解放前所处的特殊地位，工作起居机密性较强。她的卧室在楼上，除李姐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地下共产党人来往庆龄的住所，都是由李姐一人迎送。庆龄常常说，李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非分得清楚，非常坚强又非常细心，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李姐有时出门为夫人买一点爱吃的南方菜，在小菜场总是有人前来搭讪，问这问那。李姐对夫人的饮食起居绝口不提，有特殊情况就立即向夫人汇报，共同商量对策。
特务们见从她这儿套不出消息，就变换手法，干脆给她金钱，要求她监视庆龄，她当然不答应。特务们又想把她拉走：要和她交朋友啊，提出给她另找高薪的工作啊……都被燕娥一一拒绝了。
庆龄念念不忘李姐为她做的一切，她一生很少向人们谈到自己，但多次向人们谈论李姐。解放前，庆龄为革命奔走，常常把整个家扔给李姐。解放后，她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对李姐，亲切平易，一如患难当年。
后来，李姐身体不大好，庆龄不但不再让她照顾自己，还用自己的薪金另请一个小保姆，自己也尽可能亲自照顾李姐，嘘寒问暖，端汤喂药，让她和自己一起在楼上吃饭，把李姐爱吃的菜放在她的面前。座位由庆龄指定：让李姐坐上座，自己在边座相陪。李姐十分不安，说：“这怎么可以呢？你是领导啊！”庆龄笑笑说：“正因为我是领导，才让你坐北朝南的呀！要是我老高高在上，不就不平衡了吗？”李姐讲起这些时，总是十分激动，说：“老说民主民主，我看最讲民主、最讲平等的是夫人。我虽然叫她夫人，可她比我哪个亲人都亲。我虽然是个保姆，可夫人对我真像姐妹一样平等，一样亲……”
李姐更不会想到，夫人还为她设计墓地，不但把她安排进自家的陵园，而且和自己的一模一样，并排而立。庆龄在这里表现出蔑视不合理传统习惯的大无畏精神，硬是把一个保姆和自己这个国家领导人放在同等的位置。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一生地位崇高，但从来不搞特殊化。她不把人划成三六九等，十分尊重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朋友，特别是劳动人民。在她心里，领导职务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国家领导人和保姆仅仅是分工不同而已。
宋庆龄和李姐的关系，只是她波澜壮阔的生活海洋里许许多多动人故事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佚名）
快乐的处方
王子按照这一处方，每天做一件好事，当他看见别人微笑着向他道谢时，他开心极了。很快，他就成了全国最快乐的人。
从前有个国王，他的国家非常富有，百姓安居乐业，边境也平安无事。
按理说，这个国王应该感到很满足了，他什么都有了。可是，他却有块心病时时悬在心头：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也就意味着他的国家后继无人，眼看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该怎么办呢？国王很焦急，每天都虔诚地祈祷上苍赐予他一个儿子。